但是这只“鹰”、“虎”的前景并不美妙。此人虽然精明、狠辣，然而因逆时代潮流而动，终于一败涂地。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然而也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他大势已去，可是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而是在国内辗转流亡。他先后流寓于四川的奉节、大足、达县、成都等地，后又定居于北京。
此人虽然浑身血腥，但尚知道坚持民族立场。1919年五四运动时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也不答应。可是他却接受伪京津卫戍司令齐燮元的聘请，当有名无实的“特高顾问”，每月领“车马费”数千元。齐燮元原是他的部下，他接受这一照顾，可说是由于“袍泽之谊”，但也不能不这样，因为当时张学良已成了囚徒，不能再给予“补助”了。
他的态度自然不会让日本侵略者高兴。次年12月4日，他因吃羊肉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齿，日本特务芳太郎介绍一个日本医生为他治疗，却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
吴佩孚是旧式军阀，他不可能脱掉时代的烙印。他恪守传统道德，并把这些准则用于政治。所以，他根本不懂现代政治，他虽有改变国家的良好愿望，却不可能做好，反倒错干了不少坏事。最终，他自己也失败了，为历史所淘汰。
相关连接
吴佩孚之死
吴佩孚突然病逝，举世震惊，一时其死因成为街谈巷议之“谜”。日寇则利用操纵控制北平媒体的条件，多方散布谣言，企图掩盖事实。但时隔不久，合众社、路透社、中央社等就做出了相关报道，使真相大白于天下。如中央社香港12月17日电指出：“吴佩孚将军之死，经各方面调查，得悉吴非因病致死，确系经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新政权宣言，经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
吴佩孚死后，蒋介石摒弃历史恩怨成见，亲自发来唁电。国民党政府追赠他为一级上将。
“最后的大儒”梁漱溟
梁漱溟是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国学大师，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他还是一位社会改革家，在民国时期推行乡村建设，进行改造中国的实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在广东、河南、山东均进行过乡村建设的实验，其中以山东邹平的实验最为成功，并具有当代借鉴意义。其出发点是改造农民的思想与道德素质，塑造新型农民。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问题。在地主资产阶级“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在多地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主持的邹平实验最具影响。
梁漱溟之所以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的独到认识。梁漱溟始终抱着“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括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之信念。之所以从农村着手，则因为“中国原来是不像国家的国家，没有政治的政治，国家权力是收起来不用的，政治是消极无为”。所以中国建设不能走自上而下的路，只能从下面做起，从社会运动做起，最直接的则是从乡村建设开始。
按照梁漱溟的解释，就是把散漫、各自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这就叫“团体组织”。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因此当时成立的主要是有助于生产发展的经济合作社。在邹平，梁漱溟等还提出“大家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的理念，以体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建立合作社的目的在于“利用合作形式来增加生产——建立一个资本由大家共同支配、享受和占有的经济制度”，以克服过去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有了合作社，就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减少了受损失的可能，因此很受群众的欢迎。
为了支持发展生产合作社，邹平县还特别设立金融流通处，兼县金库。只要愿意，农民都可以到那里去存款。同时规定，借款必须是集体，也就是只有加入合作社，并以合作社的名义才能借。为了保证资金的不流失，一般不借给个人。贷款合作的前提，是以资助集体引进和使用新式科学技术发展生产，这就使资金流向了扩大生产领域。
为了区别于传统的乡镇行政组织，梁漱溟主张以乡为单位，成立董事会，由全乡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出任学长，内设乡队部、户籍室、卫生室。村学组织与乡学差不多。乡学村学中的成员，涵括全乡全村。通过这种民间自发组织，体现伦理主义，“这个团体里面的组织构造，是采取个人尊重团体、团体尊重个人、少数人尊重多数人、多数人尊重少数人”，其要点“就是尊重对方，仿佛没有自己”。以此培养大家的团体意识和集体精神。
为了改进民风民俗，提倡新道德，在梁漱溟的提倡下，邹平农村还成立了“乡村改进会”和“忠义社”等群众性的道德组织，清除那些在个别村或乡还颇为盛行的“落后而有害的习俗”，如缠足、抽鸦片、吵架斗殴等。有些村庄的协会还把道德劝诫编成歌谣。这些对移风易俗很有意义。
乡村建设的目的是塑造新农民。如何塑造，梁漱溟主张从文化上下工夫。他借鉴古代的乡约礼俗，以达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目的。他还认为，乡村组织必须是教学组织，提倡农民“求进步”、“向上学好”。乡学是“政教合一”的机构。“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把人生向上这件事情亦由团体来帮助，使人的生命往更智慧更道德更善良里去。换言之，把帮助人生向上的事情亦由最高有力的团体来做，这就叫作政教合一。”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构想充满了儒家色彩，借鉴了中国社会的很多传统习俗。应该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引起了当时海内外的关注。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新农村建设，以及日本的农村建设，均吸收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甚至某些具体设计，如合作组织的建立等。不仅如此，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在今天的学术界也仍然是一个深入研究的课题，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还是可以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借鉴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梁漱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关于他的逸事很多。香港沦陷时，他在敌机弹雨之中安然打坐，人问其故，他说：“我尚有大业未成，不会遽死。”香港沦陷后，在港的文化名人乘船撤离。天空有日机轰炸，水中有水雷骚扰，满船的人都惴惴不安，彻夜难眠，唯有梁漱溟鼾声如雷，睡得很香。有人问：“先生不害怕吗？”梁答：“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国怎么办？”
梁漱溟对生死泰然处之。一位生活孤苦的老人向梁请教：“先生，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解脱呢？”梁一字一顿回答：“佛家对生死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后来，梁高寿，有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答：“少吃多动。”他不抽烟，偶尔喝酒也因迫不得已。他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他坚持素食七十余年，除了鸡蛋、牛奶，其他荤腥一律不沾。三十岁以后，梁的身体愈发结实，体质、精力反而为友辈所不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次宴会上，毛泽东见梁只吃素食，又不饮酒，笑着说，梁漱溟坚持食素，清心寡欲，定长寿也。
后来，在1953年9月的政协会议上，梁漱溟发言批评政府的农村政策，说工业化大刀阔斧，农村却被忽视，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说梁是野心家、伪君子以及“用笔杀人的杀人犯”。不知好歹的梁漱溟较起真了，说要看看毛主席有没有把话听完的雅量。三十多年后，再聊起这件事时，梁漱溟感伤地说：“当时是我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故世已经十年了，我感到深深的寂寞。”
相关连接
《中国文化要义》
《中国文化要义》是梁漱溟先生的代表作，原书于1949年出版，影响甚大，被誉为中国文化研究和西方文化比较的经典作品。本书对比了中国人和西方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提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社会的重要论断。作者还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既批判了中国文化的弊病，也揭示了中国民族精神的要旨。
梁漱溟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如，中国的知识、经济和政治无一称强，却何以历史悠久、广土众民，以至于面对强悍日寇仍能持久抵御？宗教观念淡薄的中国人，却是靠什么提供人生意义，统摄众人思想的呢？人们总说西方人是个人本位，中国人是社会本位，但如何解释中国人的“一盘散沙”，甚至“缺乏公德”呢？中国文明那么早就灿烂辉煌，但何以一直没有发展出像样的科学体系？中国缺的是民主本身，还是西洋近代国家那样的民主？
名将薛岳与万家岭大捷
薛岳，字伯陵，1896年12月出生于广东韶关乐昌。抗日名将，国民党一级上将。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了淞沪会战，指挥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分别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司令，第九战区第一兵团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消灭了大量日军。1946年10月10日，荣膺杜鲁门所授的自由勋章。
使薛岳将军扬名天下的是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战役。
1938年6月11日，日本海军通告驻汉口各国领事，称溯江进攻武汉的作战已经开始。当冈村宁次指挥的第十一军占领九江后伺机攻取南昌，他面临的对手是国民党名将薛岳。薛岳根据日军动向作出了“北守西攻”的部署，依托庐山天险，对日军进攻展开激烈的抵抗。 一名进攻南浔路的日军在日记上这样记载当时的战况：“几次进攻中，庐山上的迫击炮弹如雨点般从天而降，皇军大受威胁，死伤可怕。”另一个日军士兵则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庐山是支那名胜之地，‘不识庐山真面目’，名不虚传。我师团在此遭到支那军精锐部队的坚决抵抗，前所未有的激战，中队、小队长死亡很多，战斗仍在艰苦进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很小。”
在中国军队的誓死抵抗下，日军第101师团第101联队被中国军队全歼，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也中炮负伤。
中国军队顽强有效的抵抗，让日军南路沿江攻击武汉的计划被迫推迟。在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正面阵地后，冈村宁次以赌徒式的冒险，令日军第106师团利用中国军队防线上的缝隙，仅携带6天口粮，孤军深入后方，试图偷袭中国军队后路。然而日军的动向仅一天即被中国军队第四军发现。这支在北伐汀泗桥战役中一战成名的“铁军”迅速缠住日军。
此时的薛岳正调动部队刚刚包围日军第27军。当发现日军第106师团孤军深入之后，薛岳迅速放弃日军第27军，转而攻击更加孤立的第106师团。薛岳先斩后奏，在尚未获得武汉军委会批准时迅速调集重兵包围第106师团，并再次未经蒋介石批准，动用蒋介石部署在庐山做敌后游击之用的第66军断绝日军后路。当身在九江的冈村宁次从空军侦察中发现薛岳的部署意图时，日军第106师团已在万家岭（江西德安境内）陷入10万中国大军的合围之中。
此时的日军第106师团突围遇到重重困难。日军在武汉会战中所用的五万分之一比例军事地图还是冈村宁次在1926年从军阀孙传芳处窃取而来，难以与万家岭当地的地形参照。而日军在崇山密林中试图借助指南针标定方向，却因当地有磁铁矿而导致指南针失灵。“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听到令人恐怖的迫击炮声越过我的头顶在前面50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群，马群炸了窝般的在烽烟中乱冲乱撞。离开九江有数千匹马，到雷鸣谷时，一匹马也没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中队就躲在水沟、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原第106师团的幸存者、辎重运输兵那须良辅战后在《 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 》一书描述了日军当时的绝望，“战友们大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水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月亮，我放声大哭。”
蒋介石命令薛岳务必在10月9日24时前全歼日军第106师团，作为给“双十节”的献礼。薛岳第一兵团主力第74军第51师在师长王耀武指挥下，命令第305团团长张灵甫亲率敢死队，经浴血奋战占领万家岭战场最高峰张古山制高点，彻底断绝了日军退路。为拯救死伤惨重的日军第106师团，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亲自组织向万家岭地区空投了200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以补充该师团战斗力。此举动在整个抗战中绝无仅有，显示出中国军队对第106师团的重大杀伤。
万家岭大捷的唯一遗憾是未能俘获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中将。战后一名日俘供认，中国军队“几次攻至师团部附近，司令部勤务人员，都全部出动参加战斗，师团长手中也持枪了，如果你们坚决前进100米，师团长就被俘或者切腹了”。尽管如此，日军此次惨败，时任第一兵团第32军141师师长的唐永良少将在一年后路过万家岭战场时所作的描述也可见一斑：“万家岭战场周围约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布满了日军和我军的墓地。日军的辎重，马的尸骨，钢盔、马鞍、弹药箱、毒气筒、防毒面具等等杂物，俯拾可得。许多尸骨足上穿着大足趾与其他四趾分开的胶鞋，显然是日军尸骨。有的尸骨被大堆蛆虫腐烂后，蛆虫又变成了蛹，蛹变成了蝇，蛹壳堆在骷髅上高达盈尺……”“围绕着雷鸣谷刘村（今磨溪乡南田一队刘鞔鼓村）都是敌人的坟墓，人骨、马骨……此外沿山麓、沿道路、沿溪流，无处无日兵骸骨，若说五步一尸、十步一马，并不算过分，统计雷鸣谷刘村、哔叽街、万家岭一带战场，日兵骸骨至少在6000具以上，马骨至少在千具以上。”
薛岳指挥的万家岭战役，取得辉煌胜利。叶挺将军盛赞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永垂不朽”。而中国军队在整个武汉大会战期间，虽未能保住武汉地区，但实现了蒋介石预定的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的目的，彻底粉碎了日寇企图把蒋政府降为地方政府的阴谋，奠定了持久抗战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