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钟耘去世时我就在北京。甄老师电话打到我北京的办公室，当时财会总监在给我算员工的应交税金和养老金。她告诉我钟耘去世了。钟耘的去世虽说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却又在意料之外。主观上不愿意真的有这一天。这次去北京前我去看过他。他又住到医院里去了。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本来的瘦长脸现在颧骨也出来了，嘴巴特大，鼻子变得很小很尖，眼睛窝进眼眶里，黑黑的眼眶连到太阳穴，没有腮帮子，下巴与脖子相连处是层层叠叠松垮垮的皮。见我来了，他指着床边的凳子让我坐。他苍白的手指却很大，骨节凸起。听我说又要去北京，他很高兴，说：“我准备在后花园加建温泉池，和小型健身房。你从北京回来就可以到我家来健身，泡温泉。”
“是吗？以后我就到你家健身好了。你放心，我会交你钱的，少收点就行。”我夸张的热情，想象他健康的样子。
“跟你这么熟，就收半价吧。你现在的会员费是多少？”钟耘兴致很高。
“一个星期十八块。”我说。
“我有没有告诉你，我的公司卖了？”钟耘眼发亮，情绪饱满。
“是吗？什么时候？你没告诉我呀！该请客了。”
“行啊，你北京回来我给你洗尘。想吃什么？龙虾？”
“龙虾不行，我要吃乳猪，整头。你没看香港的电影，凡是公司喜庆，总要整一头乳猪？我们也应该整一头乳猪。回去我就到烧腊店帮你核实价钱，你可别到时赖账啊！”
“你放心，绝对不会！乳猪会有，龙虾也会有。”
─他时日不多了。
我清楚。
─他不知有没有意识到？
我暗暗猜测着。我小心守护自己的情绪，不能流露半点的怜悯和悲伤，丝毫的同情和惋惜都会伤害到他。
我接着问：“你说过要到南非旅游的，还想去吗？等我从北京回来吧？我们一起报名参加旅游团。”
我知道这是谎言。如此苍白的谎言，白痴都看得出来。钟耘却由衷的欢愉：“好啊！反正我的公司也卖了，有的是时间。”
“钟耘？”我想问他的病情，犹疑着措辞。
“哎？”
看到钟耘对生命强烈的留恋，我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像呵护手心里的一滴露珠，一句不小心的话，一次用词不当，都可能使他破碎。我话锋一转：“我想起一位澳洲女诗人的诗，题目好像是─嗯？想起来了，是《当我老了的时候我要穿紫色》，那诗我只记得头两句‘当我老了的时候，我要穿紫色的裙子’。你老了的时候会做什么？”
钟耘笑，无声。他没有笑出声音的力气：“我会吃糯米做的甜点，卤得很劲道的猪蹄膀。一切难消化的，不适合老人的食物。”
“哈哈！我嘛？会穿紫色的裙子，蓝色的袜子，扎红色的头巾，一切不适合老人的颜色。”我接上他的话，很快乐。
站边上的钟耘的小儿子茫然，问甄老师：“奶奶，他们真的会那样？”甄老师笑：“可能吧。”
护士进来干涉，说钟耘该休息了。
从医院里出来，我对送我的甄老师说：“如果钟耘有什么变故，无论如何，请给我来个电话。”我把北京的电话写给她。
接完电话我若无其事继续与总监交接。在北京的情势有如短兵相接，为了捍卫各自的利益，我们身披盔甲头长角，与对方虎视眈眈。总监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向悉尼要钱，他尽可能为员工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我想尽可能公正，付该付的，这也是我的工作。做好本职工作，对于现在的我，不是为了被提拔，升级，嘉奖。易通公司已经没有这个前景，说不定哪一天，一觉睡醒，易通公司已经宣告破产。尽力做好工作是自我期许，是工作能力的体现，也是我的职业道德。
恍惚中，我看到钟耘的脚步渐走渐远，从我视线中淡去。泪水涌上我的眼眶，我赶忙低下眼睛看工资表，集中精神看账，不往钟耘那儿想。钟耘跟这里的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他是我的隐私。晚上回到酒店，我打电话给张涛，告诉他钟耘不幸去世的消息，叹息生命的无常。他说真巧，他正在看一部苏联卫国战争的黑白片，片子放到下葬为国捐躯的医生的时候就接到我这个电话。我语塞，钟耘的死跟苏联有什么关系？风马牛不相及。近来我们的对话常常出现这种情况。自从他来北京看我，我们闹别扭后，不再像久别重逢时的融洽。我们之间，有些地方不对劲，具体哪里出错，又讲不清。他又说死对钟耘来说也许是个解脱。我突然很生气，大声说：“对钟耘来说，他不要解脱，他想活。活着虽然痛苦，但还是美好的。对他是这样，对你我亦然。你敢说你不想活？”我的咄咄逼人，把张涛冲得发愣，赔笑说：“钟耘英年早逝，我也为他感到惋惜。可是逝者已矣，我们活着的人还是要活下去的，你说是吗？实话告诉你，我的同学校友去世的，我听到的案例不止一、二。就在去年，我一位大学新闻系女校友，得了怪病死了。她生前是位很优秀的记者，生活严谨，未婚。突然间她的免疫力下降，得各种各样的病，不到半年就死了。我猜她是得了艾滋病。她的亲友们为了她的声誉，不敢说出真相。相比之下，她不是更可惜？”
张涛的一席话，使我悲伤的心情慢慢平复。没赶上送钟耘最后一程。他出殡那天，我托颜然代我送上一束花。
结束北京的工作，我一回到悉尼就来到佛堂中，跪在佛前，叩下头去，一下又一下，我的身体弯成U型，不为谦虚（有人说我们对佛陀行跪拜之礼，身体呈U型是为了让自己更加谦虚），为祈求：愿钟耘进天堂；也为我自己：求佛保佑我今生今世来生来世永不得癌症。不是很多人得了癌症还活个十年二十年的吗？为什么不是他？静寂中，我问佛。良久，没有答案。
现在钟耘不在了，我没必要再上他家去，在他家门口接了甄老师一起到他的墓地去。他临终前改信天主教。他是土葬在天主教的坟地里。他的坟是新的，上面还残留着花圈架子，花圈上零落的小白花被风吹得残破。按照天主教的仪式，我走过去把头靠在坟头的十字架上亲一下，手在胸前比划十字。甄老师拿走十字架脚下的花瓶，装些水回来，我把带来的黄菊花插进去。这些动作我是做熟的，那是因为澳黛丽，现在又多了钟耘一个。
我见坟的周边种着一排花苗，有些已经有花蕾，问甄老师，她说是他的孩子们种的。“好主意，钟耘看着花就像看到他的孩子们，不寂寞。”我说。
“他喜欢植物。他去世前要求医院放他回家看看。到了家，他直接到后花园走一圈，还在那棵杨桃树干上琢掉一小块皮，留个小印记。”甄老师告诉我。
“他回家待多长时间？”我好奇他临死前的举动。
“五分钟左右。就在院子里走一圈，看看他种的树。”甄老师说。
杨桃是我们南方家乡特有的水果。有一次聊天，我告诉他澳洲有这树苗卖，Google一下就能找到。他后来就种上了。
“他想家了罢？”我说。
“唉！”甄老师一声长长的叹气，说：“我们问过他想不想葬在家乡？他爸爸说族谱里有他，他可以葬在家族的坟地里。他说就留在这里，他的孩子在这里。家乡的人也不认识他了。”
“他家里的事都处理好了？”我问。
“没什么好处理的。他的遗产全留给他太太，我们一分也不要。”
“为什么？你们应该要一点养老啊？钟耘也希望你们老有所依。”
“我和他爸爸都有退休金，又有公费医疗，生活没问题。他的太太不容易。一个女人在她这年龄，又没一技之长，很难找工作了。再说他的儿子还在读书，也需要钱哪。他的财产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多，公司卖的价钱并不好，我们看他在病中，没告诉他真相。他以前赚的钱投在股票上，前两年科技股泡沫，几乎缩水百分之九十。他生病这一年半载，看的是私家医院，也花了不少钱。虽说买了保险，有些项目保险不覆盖，比如医生诊断费、药费都是要自己付钱。钟红和小弟在国内搞了一家公司，生意也不错。他们也同意我们放弃遗产继承权，只要求他的太太继续助养钟耘生前在宣明会助养的那些儿童。”
“钟耘曾经向我咨询有关注册一家慈善机构的手续。说想搞一家慈善机构，其宗旨是提供奖学金给来自世界各国的成绩优异的澳洲贫穷留学生。”我不胜欷歔。
“他进医院时还提这事，说出院就办这事。”
“如果有一天我发达了，就去做这件事。”不知是安慰甄老师，还是钟耘，还是我自己，竟然讲出这样的话，听上去不真实。
一个星期后我再次在他家门口接上甄老师，送她去机场，别后我们再也没见面。
二
跟律师大伯两年没联系了，这阵子颜然买房子，想找大伯做买方律师，让我联系他。我说：“颜然，你也忒抠门了。一百八十万的房子都买了，千来块钱的律师费还舍不得花？”
颜然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喝一口我特意为她沏的台湾高山茶：“好茶！咋这么香呢？什么茶？”
“台湾高山茶，从佛堂请来的。可是花了我五十块钱。”我说。
“就当布施呗，还说我抠门？我看你比我抠门多了去了。我只抠凡人的，你连佛都抠。说是一百八十万的房子，加上印花税、律师费和各种乱七八糟的杂费，一百九十万都拿不下来。猛男只说付房子的钱，不管买房子的费用。”
“紧着你还得出个十万呐？我还当你上岸变富婆了呢！”
“所以我准备卖掉现住的房子，凑出这笔钱。一买一卖，律师费可不少，如果大伯能帮我，少收些，我好他也好，双赢。你再学回雷锋帮忙拉拉线？你现在不是学佛吗？佛咋说来着？要多布施，多做功德。来世才有好报。你这也算布施啊。”颜然狡黠地说。
“你别在我面前叫穷，我又不跟你借钱。”我是知道颜然的，没人时开玩笑叫她一声富婆没什么，在人前，尤其是在颜俊或者她妈妈面前，谁敢叫她富婆，她准跟谁急。她的脾气大家是知道的，没人敢招她，我也如此。“你胡说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别动不动就拿佛说话。这算哪一门子的布施啊？”我正色。颜然不信任何宗教，她信仰钱。她能拿任何事情幽默，包括宗教，钱除外。
“我说错了吗？你这应该算是财布施。财布施分内财和外财。内财是指身体，外财是指身外之物。布施内财就是指做义工、做好人好事等等。你这应该归类于做好人好事。还说学佛呢，懂的还没我多。以后你就别在我面前提学佛两字了。”颜然的话像子弹一样向我扫射。
“好啦，姑奶奶，我帮你。我帮你还不行吗？真是话痨子。讲你一句，就回我十句，这是求人帮忙的态度吗？”
颜然走后我就给大伯发电邮，两天后就收到回邮，他说正在中国，近期不回澳洲。我把信息回馈给颜然。颜然说：“他跑到中国干吗？不会也是找老婆去吧？”
“据他说是跟朋友到大陆办学校。他的朋友有澳洲办学校的牌照，可以发中专文凭。”
“嘿，他们顶牛的，到大陆办学校，发澳洲文凭。中国人不用出国也能留学。他结婚了没有？你有没有问他。”颜然饶有兴趣地说。
“我没问。”
“如果他还没结婚，我看你应该考虑他。你还别说，像他这条件，在大陆不知有多少MM追呢。没准早就是别人的苹果了。”
经颜然这么一说，我竟然有点心动，东西一有人抢就稀罕，人也一样。“那你说我该问他不问？”
“问啊，这年头谁怕谁呀。你就当是上街买东西，随便问问，价格合适就买。反正你又不会损失什么。”
“我现在对婚姻的看法远不同以前了。以前认为因为爱才结婚。爱是婚姻的内容，婚姻是爱的城堡。”我说，“现在看到身边的朋友死的死，离婚的离婚，再有的也是名存实亡的婚姻。婚姻可以是势利人的手段、虚荣人的幌子……”
颜然脸色大变。我赶紧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说你。我只是想说，人生苦短，生命无常，我应该改变一下，不要太执著。”
“我看你是老了。”颜然说出这话，脸色好看多了。
“自从钟耘死后，我就觉得自己老了。死亡开始露出影子，说不定哪一天也会出现在自己生命的转角处。”
“看你神经兮兮的，突然发什么感慨？”
我换成幽默的口气对颜然说：“如果我现在去见佛陀，佛问‘这世你做人，有没有结过婚？’我说没有。佛会说‘连婚都没结过，最基本做人的债都没还，算什么做人？快回到红尘里去，罚你再做一世人。’你说我不冤死了？”
颜然多云转晴，哈哈大笑，喘着气说：“罚做人还好，可别做畜生。”
“颜然，如果这样讲能让你快乐，你就讲吧。”我变色。我不能再让着她。自从她要买一百八十万的房子，就飘飘然，不知道自己姓啥名谁了。
一天上班的时候接到大伯的电话，说他现在在成都，钱包被偷了，进不了酒店，让我打两千块钱进他的信用卡里。我问他为什么不回来？他说现在SARS期间，哪都去不了。我来不及多想，马上跑到银行放钱进他的信用卡里。
他收到我的钱，电邮我：“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患难见真情）。”他说之前找过别的朋友们，一提到借钱，他们能找出一百个不借的理由。这次真是给他上了人生宝贵的一课。平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的都是些酒肉朋友，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才是真正的朋友。
我把这话转告颜然。颜然诧异：“都耳顺的人了，才上人生宝贵的一课，是不是迟了些？”
我电邮大伯，告诉他不要太客气。我曾经一个人在北京公干几个月，能想象孤身一人在外地身无分文的凄凉景象。这点小事，举手之劳，无足挂齿。
他告诉我准备买机票回澳洲，在中国办学失败。由于SARS，他原来在澳洲的律师事务所合作伙伴失去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所有客户，面临倒闭。他要赶回来处理他们的债务，成立他个人的律师事务所，东山再起。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