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复兴”与“合天道、衡人欲”
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圣经·传道书》
美国总统奥巴马二○○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上海与中国青年互动交流时曾说：“很显然，在美国以及在很多发达国家，人均能耗量都比中国的人均能耗量大，不过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能耗量会增加，因此，我们找到新的战略，这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又说，“我知道上海世博会的焦点之一就是提高能效的问题……在上海，我看到有很多的吊车，很多的建筑在盖起来。因此在这些新的技术上我们进行合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使得我们每一个建筑在采光、取暖等方面都能减少能耗，使能源效率更高，这方面是我们两国可以相互学习的。”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总统，奥巴马上任伊始便深刻意识到全球性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正越来越制约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于是，他所能够做的便是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在几乎所有世界性的会议场合，呼吁“节能”和“减排”。然而，人们也发觉，奥巴马（包括西方世界许多政治精英）的“节能”和“减排”的措施，基本上还是寄托在“新技术”的层面上。毋庸置疑，“新技术”在寻求可替代能源、绿色能源，以及降低现有工业生产和运输工具的能耗上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奥巴马（连同许多世界领袖）也许还没有深刻体认到：世界真正的也是最根本的“能耗”，其实是来自人的心灵，来自人类永无止境、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世界领袖们如果不痛下决心，从人类精神层面去着手抑制人类的集体“物质贪欲”，降低人们在财富追逐过程中的“心能”消耗，并设法平衡人类对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追求，扭转人类刚从神权和专制那儿解放出来，转眼又成为金钱和财富的奴隶的“大趋势”，仅仅企图通过新技术来“节能”和“减排”，必然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
中世纪的人类曾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文艺复兴”于是诞生了，人开始从“神”那儿走出来，恢复为大写的人。如今，六百多年过去，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民主与自由的进步，科学的昌隆固然可以让我们引以为傲，但物欲横流以及因物欲横流而给人类带来的生存灾难却也让人触目惊心。所以，仔细想想，现代人类其实又已经走到一个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那个若放缰的野马一样奔腾着的人类的物质欲望之水，是否到了应该引起各国政治家、宗教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密切注意的时候了？我们几百年来所形成的“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和财富观是否应该有所改变了？我们穷奢极欲地铺张和挥霍人类有限资源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否应该有所节制和改变了？而至今依然保存在印第安人、马来人、非洲土著那里的人类节约、知足、谨慎、计划和敬畏的传统美德是否也应该促其复兴并发扬光大了？当然，“传统复兴”绝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回归和复古，而是人类通过对传统的审视和清理，找出其中能适合新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积极因素，让人类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去反省和检讨我们的所作所为，从而舍弃局部的，重视整体的，放弃暂时的，追求长久的，看淡物质的，发扬精神的……找到一条可以平衡发展的新思路，让人类从千疮百孔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的重压下，好好地舒一口气，并获得一种完全崭新意义上的新生。
在这方面，东方民族，尤其中国和印度民族曾有着许多宝贵的经验、心得和体会，亦可以作为这个世界的借鉴。
比如，孔子在财富的分配问题上就主张：“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孟子则强调：“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墨子则大声疾呼：“节俭则昌，淫佚则亡。”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圆觉经》中曾根据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将人分为三类：一、盲人：既不知如何创造和积累财富，也无法区分道德上的好坏；二、独眼人：空有一只金钱眼，懂得创造和积累财富，却无道德之慧眼，最终仍旧为财富所累；三、双眼者：既有金钱眼，又有道德之慧眼，是为财、德兼备。故佛教徒们在对待财富的认知上一向重视“福慧双修”，并主张“广种福田”。何谓“福田”？“恩田”“悲田”“敬田”是也。懂得感念父母、兄弟、师长和朋友之“恩”，时时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济世助人，对自然、对民心、对因果报应始终心存“敬畏”，并持之以恒地在这样的“福田”里播种、灌溉、除草、间苗和施肥，必然“福慧”双收。
至于曾经影响过中国社会近千年的“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观念，虽然长时期阻碍了中国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但却也有效地抑制过社会整体物欲之水的泛滥，使社会和人们的精神生活处于一种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平衡状态。当然，中华民族因急于求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在最近几十年来的伟大实践中，又不可避免地随“财波”逐“物流”，一步步走向“存人欲，去天理”了。但人们也开始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过去的“存天理，去人欲”，还是今天的“存人欲，去天理”，其实都不是中国社会和人类社会在新形势、新环境和新条件下的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在对传统加以修正或改造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并在已然提出“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上，再向世界发出大声的疾呼——“合天道，衡人欲”呢？
何谓“合天道”？就是顺应“天道”，遵循并符合“自然规律”；何谓“衡人欲”？就是平衡和调和人们心中的物质欲望之水，使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而不至于引起“洪灾”的水平。
我们知道：人类的幸福感，就像骑自行车，只有始终保持着身体的平衡，才有可能得到。过分地偏重物质或者精神，都会造成身体的失衡，或者说失去重心，结果摔下人生的车来。所以，过于相信精神可以改变物质，一味追求贫穷、均富的共产主义，并要求所有的人都牺牲个性，服从共性，牺牲物质利益，完成革命空想，不仅是反人道，也是反天道的；而放任物欲横流，尽管社会整体的财富增加了，人们也相对温饱富足了，但幸福指数却可能因之而直线下降。同时，贪欲所能引起的最普遍的疾病便是“焦虑症”：有房了，会为豪宅焦虑；有摩托车了，会为汽车焦虑；有十万了，会为百万焦虑，有百万了，又会为千万焦虑……故而，历史已然走到要求人类社会平衡发展的关键时刻。而唯有人的内心欲望的平衡实现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有可能不会成为“镜中花，水中月”。
追求身心的平衡，历来也是古圣先贤们一贯的“道风”。孔子就曾盛赞其弟子颜回道：“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便是西方众多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也是如此。爱因斯坦便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个。他生于德国一个贫困的家庭，一九二一年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为躲避法西斯的迫害而移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决定聘请他，并提供当时的最高年薪——一万六千美元。他却说：“能否少给一点？有三千美元就足够了。”有人不解，问他：“为什么？”他解释说：“每件多余的财产，都是人生的绊脚石；唯有简单的生活，才能给我创造的原动力。”当时人人都以拥有汽车为时尚，他却每天安步当车，步行两公里往返于宿舍和研究所之间。他也曾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说：“安逸与享乐与我无缘。照亮我前进，并不断给我勇气的是真善美……除此之外，在我看来都是空虚的。”
而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在利用地形、地势平衡“水患”和“水利”方面则有着特别的借鉴意义。都江堰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引水口三大主体工程和百丈堤、人字堤等附属工程构成，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鱼嘴堤是修建在江心的分水堤坝，把汹涌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引水灌溉。飞沙堰起泄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作用；宝瓶口则用来控制进水流量，内江水经过宝瓶口流入川西平原灌溉农田……那么，我们似乎也有理由期待：经由世界各国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的共同努力，经由崭新意义上的“传统复兴”，一个“合天道，衡人欲”的人文“都江堰水利工程”也会在全球范围内陆续兴建，并将看似已“穷途末路”的人类，带向一个“水旱从人”，和谐美满的“天府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