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城乃是为抵抗蒙元而修建，1259年2月蒙哥率四万大军攻打钓鱼城，在合州知事王坚与副将张珏带领的军民抵抗下不仅死了大将汪德臣，连蒙哥也被飞石砸伤后不治死于温泉寺。
因蒙哥一死引起蒙元内部争夺皇位大内战，使得蒙元的攻势全面退潮。因而钓鱼城这一战事不仅亚洲战区中国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连欧洲、非洲战区也是蒙元势力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由此而言钓鱼城之战的意义，王坚与张珏二人的功劳真是十分巨大。
可惜的是南宋上下根本没有危机意识，完全迷失在以往成功挡住金国入侵的历史上沉睡。而这不仅是贾似道一个人的责任，正如明末之亡不是换个皇帝就能挽回一样。主要是末代整个官僚体系已经腐败、腐朽到根本无力自拔地步，如风化的泥菩萨没有外力作用还光鲜却已腐朽到一推就垮了。
历史上改革少见成功者，改革幅度越大越难成功，这个原因是改革触动的获益阶层恰恰是最有话语权的人。而整个南宋可说是只见权臣不见改革者，这一点很奇怪又不奇怪，因为南宋权臣貌似强大其实靠控制言路罢了。若改革将反对派赶到一起形成联合战线改革者也挡不住压力的，毕竟权臣靠皇帝的信任与手下一帮人拥护，另外不触动大多数人利益时也没什么人会殊死反击的。
钓鱼城之战带给南宋很长的一个喘息机会被白白浪费了，这个说不得贾似道该负主要责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的领导作用没起到再叫屈也没有用，因为你做不到可以让贤。即便是辩称大家都与自己一样糊里糊涂就以为这个拖一拖已拖过去了，那里料到蒙元复至还这样难缠。但这个借口平民可以肉食者不可以，贾似道作为后来的丞相前面可以说自己位卑无权，后面的责任推卸不了。
钓鱼城之战王坚、张珏带给南宋的喘息机会浪费了不管是谁的责任，或南宋君臣责任大小不论。其历史上竟能坚持三十六年，到1279年崖山之后南宋小朝廷也灭亡，才与蒙元军队达成不可杀城中一人条件才投降算是创造了一个古代战争史的奇迹。
钓鱼城的奇迹不完全是可以百分之百复制的，正如襄阳能坚持如此久并非全都是吕文焕在孤立无援作战。但这二地的守卫战经过也昭示若南宋坚决抵抗蒙元要占领江南是不可能的。可惜南宋君臣战前无认真准备，战时无决死之心，如此抵抗岂能不败。
历史上钓鱼城投降是抵抗失去意义之后的事，或有人认为结局不及江阴悲壮。其实如此要求实在是太奢望求全责备了，也有点没弄清楚二者之间的区别。钓鱼城乃是抵抗蒙元侵略，南宋已灭再固守已经外无援助的必败之局也无意义，江阴是反对剃发属于平后专为此而反，达不到目的不可能休止。
不管历史上如何，现在的钓鱼城在崖山之战后并没有投降。不过他们没有投降也不是说他们时时刻刻在于蒙元作战，其实钓鱼城虽然守了三十六年真正蒙元大兵压境攻打的时间并不长。如第一次蒙哥带四万人马也只打了五个月，之后再攻打乃是忽必烈之偏军，主攻在襄阳。
因为联盟崛起钓鱼城在斩断魔掌第一次战役后蒙元暂停了攻势，其面临的军事压力已经不大，守卫到此时的宋城与蒙元军队也大多处于对峙状态。崖山之战后有一些城市投了蒙元，有一些城市投了护卫队，基本上是就近投降，也有几个如钓鱼城距护卫队远也不降蒙元的因蒙元无力攻打保持了现状。
这些年前期主要是与蒙元交换防区整治内部四川基本上没有战事，后期护卫军虽有余力北伐计划未定局在四川只有极缓推进。因为推进速度不快，蒙元地方守军也是退缩为主双方并未集兵大战过。这一来护卫军别说夺回重庆、CD，连钓鱼城也未接近。
现在是1285年春，护卫军十万大军入四川与原来部队汇合。此时蒙元军队面对这变化别说再围攻不愿投降的钓鱼城了，连连后退准备固守大城去了。如此一来钓鱼城虽没有一下子投向护卫军，受蒙元军队攻打的危险也已经消除。
钓鱼城免除了蒙元军队攻打的危险，但忽必烈接到在川将领紧急军报时懵了。蒙元在川军力也不弱，有十万有余，这点儿军队面对四万(守备旅为主)护卫军尚不敢放手进攻，一下子增添五万左右生力军怎么抵挡呢？
兵来将挡、水来土囤，护卫军增兵四川忽必烈也该速派援兵，但他面对这军报的局势是左右为难。他的为难是无法确定方少云的用意，自古北伐主战场都是先争江淮，再夺中原。方少云的战略常独出心裁，但效果现实证明真是不错。
蒙元的军队主要是布置在江淮，这是历史上江南传统北伐路线外，在襄樊之战胜利后大举南侵前此地南宋也占有不小地盘与蒙元反复征战过多次。正因为蒙元几次江淮占不了太大便宜，才在改而采用刘整之策从中路的襄樊进攻。
历史上长江南北势力不管南侵还是北伐，即便是南方采用守势也是守江必守淮，所以这江淮地区你攻我守我攻你守来来往往拉锯很正常。若没有刘整的提议南宋与蒙元在江淮基本上可肯定平定此间比平定襄樊难许多，考虑到蒙元不久内乱，没有刘整这个带路党南宋偏安还真有可能继续不下去。
当然历史没有假设，蒙元突破襄樊时将南宋许多兵力打败，打得失去战斗意志。这是南宋在之后战斗中表现不佳的因素之一，只是蒙元改从襄樊进兵护卫军不可能照搬。况且江淮地区比襄樊更宽广，水网、城市也密所以忽必烈只能在此布下重兵。
江淮地区是大头襄樊地区也无法轻视，这条蒙元闯出来的路证明不错。但现在攻守易手这个自己曾经成功过的大通道忽必烈只能也派了不少部队去守卫。毕竟不守卫当初蒙元军队如何攻打南宋的，护卫军只要逆向操作就可以了，这个没任何难度。
蒙元现在超过一半军队布置在江淮与襄阳前线，另外是在日本与四川有大规模的布置。这就是说要增援四川最快捷的速度只能从这预设的主战场调，问题是调整兵力布置只能是判断护卫军攻打目标有变才行。若是军队长途跋涉赶到四川而护卫军只是虚晃一枪转过来主攻江淮或襄阳就麻烦了。
这是因为双方军队调动速度不成比例，元军陆地行走还要绕道汉中而行。而护卫军可以轻轻松松乘船顺流而下，所以援兵赶到四川形势如何不论，如护卫军乘船离开转去攻打江淮或襄阳方向，这调走的兵说什么也赶不回去的。
增援困难，护卫军战略不明，担心上当是忽必烈接到四川告急左右为难的原因所在。面对困局忽必烈也是一筹莫展，只能一边写信八百里快递向在和林的伯颜问策，一边召集在大都的重臣讨论。而这次讨论他特别将在扬州主持与江南粮食换物资的董文用也召回了大都参与讨论。
这些年忽必烈早年的班底中几个主要汉臣如董文炳、姚枢、许衡、窦默先后病故，连阿述、唆都、阿里海牙与阿塔海之类稍年青的猛将统帅也战死的战死，病死的病死，剩下的人实在已经不多了。这一来他只能重用董文用这些再次一些的人材，及更年青的如木华犁四世孙的安童等人。
从人才角度看蒙元也已经迈过高峰开始回落，南宋若能撑到此时偏安局面或仍然能保。而这个时期的忽必烈雄心壮志肯定消退一些，遇上方少云几度重大挫折别说雄心壮志消退更多，连以往的自信也差点儿消磨殆尽。如果之前遇难事召集人商议是集思广益，现在忽必烈有点抱团取暖、寻求同意的节奏。
集思广益是以我为主寻求别人的好点子，或从别人的意见中获得启发，或补充自己的疏漏。抱团取暖是有了想法也不敢去实行，非要听别人意见是否一致，若一致则喜若不同则疑，变成缺乏主见毫无自信。忽必烈因方少云数次打击太大变得谨小慎微到神经质也令人一叹。
会议了几天也没有一致意见，主要是护卫军攻打四川既不是传统北伐路线，也是太偏于一偶道路状态也是最差的。可说是护卫军即便是占领了四川要向大都进军也不大可能，而制约的主要是道路太差，护卫军后勤运输的粮草弹药根本是极难保证的。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语不是瞎话，若平原一匹马一辆车一个人可以运千斤以上，蜀之栈道独轮车能运二百斤已经顶天，而平均日行程只有马车三分之一。所以要支持大部队穿过四川攻打大都是不可思议的，而护卫军恰恰这样做了让这些文武大臣怎么想得通。
这不是蒙元攻打四川乃是元军往往就地补充无后勤作战无碍，且他们是从西夏故地过来，占了四川下湖南与湖北便是进入江南繁华之处。而护卫军占领了四川攻打大都的路程比江淮出发还远，还是贫脊山区为主，既无法获得补充行军又困难。
正因为有这样的区别这些久经沙场或久历战事的文武大臣怎么想得通方少云如此做的目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大多数认为此举是护卫军虚晃一枪的可能性大，虽然没有事实证明长江边或襄阳那里护卫军有增兵迹象，光靠这十万人马顺流而下也难于执行北伐，但他们不敢赌方少云的计划就是夺取四川。
众说纷纭中安童之言比较出彩，他认为护卫军入川元军要增援上去恐怕已经为时晚了。所以不必纠缠方少云派大军入川的目的，毕竟护卫军入川后有长江便利只要有船出川容易。这也可看作虚实相间战术，若元军往四川调兵较多在川之护卫军可以乘船过来一下子乘虚而入。
这个判断获得大家认同，但如何应付呢？大家茫无头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