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金坐在餐厅墙边的花坛上,他的屁股感到了冰凉。花坛围起的是一棵大樟树。树被修剪成了一个方圆三米左右的圆冠,像尺寸放大的盆景。这样的花坛在餐厅的房子前有十来个,每隔五米左右一个。餐厅的房子是平房,位于酒店主楼的后面;主楼与餐厅之间间隔二十多米,构成一个面积约三千平米的半开放式院落。他望着那主楼,想象着何约敛步走在六楼的走廊里。她弯曲着指头轻轻叩击虚掩的房门。她进来了。灯光落在她的后面,将她剪成一副薄如蝉翼的剪影。可今天她是伴娘,她没有分身术。他的嘴角露出了些许的笑意。临近十五,月亮很圆,月光铺满院落。宋育金处在树冠的阴影里,望着满天的繁星。他忽然对外太空智慧生物产生了兴趣。火星上曾经有过水流,木卫二和土卫二上有冰层,葛利斯581d上有大气层和水。科学家断言:最有可能存在生命形式的星球就是葛利斯581d了。该星球距离地球约20光年。如果能建造一架接近光速的飞行器,到达那儿仅需二十年。“当你比光速还快时,你才会弯曲,才会找到你自己。”葛利斯581d上的“人”看到我这个天外来客一定会惊骇不已,就像印第安人第一次看到哥伦布。他们也许会用毒箭,也许会用顶礼膜拜来接待我。热带原始雨林,树木遮光蔽日——这些树都长得奇形怪状,比如纺锤树啊(树干像巨大的纺锤)海带树啊(叶子像长长的海带)倒三角树啊(树干越往上越粗)。脚下的腐殖层松软潮湿,瘴气氤氲,每一棵大树后面都蛰伏着一个身上涂着五颜六色条纹的“野人”。他们瞪圆着眼睛,凝望着降落在林中空地上的太空船。这时我带着好奇,迟疑地步出机舱。我带着善意,朝他们挥舞一面白旗。
这时一个身穿蓝色制服的保安走过来,他走近花坛时脚步明显地放慢了。他瞧着坐在花坛上的这个人。两个人的目光对视了五秒钟,迅速分开。保安绕向主楼前面而去。宋育金看见他的腰部挂着一根电棒,随着脚步而一摇一晃;他不时伸手握一下它,以制止它的摆晃(可能纯粹出自某种下意识)。宋育金感到下腹膨胀,解开裤子,朝着大樟树撒了一泡尿,尿液以抛物线的路径越过花坛里的草丛,射到了树身上。宋育金系好皮带,一抬头,猛然发现面前站着一个人,惊出一身冷汗。
“干什么?”宋育金惊怵地问道。有一刹那,他以为撞上了鬼。
“你——干什么?”那人拖腔拖调地反问。黑暗中,一个年轻人,与自己年龄相仿。
“我?我撒尿。”宋育金答道。
“我也要撒——尿,可你占着——我的厕所。”舌头仿佛裹在一起,吐字混沌。说完,那人将宋育金推到一旁,解起了裤子。
宋育金闻到了一股浓重的酒气。这是个醉汉。
醉汉的裤子解了一半,却先哇哇吐起来,双手支撑着水泥墩,佝偻着,缩着脖颈,朝花坛里呕吐出一摊脏东西,有一些落在水泥墩上。发酵的酒菜的臭气弥漫开。接着他旋过身子,一屁股坐在那摊东西上。坐在那里,他接着解裤子,但掏来掏去,就是掏不出那物儿。“爸爸,鸡鸡掏——不出——来。”他抬头乞求地望着宋育金。
“我不是你爸爸。”
“你是!你强奸过我妈,所——以你是。”沉默了一小会,他又说,“你抛弃了我——们,因为你有——权有——势,不许我撒——尿。哼,混蛋,狗——屎。放心,因——为改革开放了,因——为这是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我天——天天加班,烦死啦。你的想法——不对。哦,为——什么你不写信给我们——呢?那么,你为什——么还要强——奸我妈呢?我们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等来了高——考落——榜。去你妈的。现在说什——么——都迟了,等我有——了房子,我再来找你——报仇,但——现在问题是——我还——没房子,呜呜——,我的裤子——怎么湿了?”他哭起来,一遍遍地重复“我的裤子怎么湿了”这句话。那物儿从裤子里跳出来,斜斜地翘着,他赶紧用两只手捂住它,像保护某种稀罕物。
突然,他伸出手:“给我支烟。”
宋育金给了他一支烟。
他接过香烟,站起身子,又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餐厅。
餐厅里传来笑声、吆喝声和行酒令的声音,团聚成一片嗡嗡的轰鸣。宋育金换了一个干净的花坛坐下,继续想着别的星球上的事。他考虑什么时候去买一架天文望远镜,闲着没事时就看看宇宙。那将是一个比邵轻云的望远镜大得多的家伙。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被诗歌审视的小说
二十多岁时我曾写过一个中篇,那是向塞缪尔·贝克特致敬的一个稚嫩作品,被我压在了箱底。尽管我是一名诗歌写作者,可平常阅读得最多的还是小说,古今中外均有所涉猎。中国古代和现当代小说,教给我的是叙述的常理、规矩,以及虽属外来但已被深度本土化的一些修辞技法;国外的小说(尤其是当代小说)带给我的却是观察和描述事物的异质性,视角的特异和叙述的奇诡——后者使我们得以发现汉语自身深藏着的丰富性。更为奇妙的是,它的丰富性是没有穷尽之时的,无论你通过诗歌、小说、散文,还是漫长的代际书写。明白这一点,将有利于我无所忌惮地纵情于语言的挥洒和叙述的狂欢。
不用说,小说有着很多与诗歌不同的地方:叙事性、逻辑性、情境,甚至语速、语感。但我即将写出的这部小说必将受到诗歌的审视,因为我的诗人身份,因为经验、习惯以及观念。
首先是语言问题。对于诗歌来说,语言是首要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问题。诗在语言中,因为诗之所言,无一不要经过语言。语言无所不包,涵盖了作者所说。离开了语言,我们无法思考和写作,甚至什么都不是,连“人”都不是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是历史的总和;它不是一个静态的、恒定的、可历数的、工具性的物,相反,它是流动的、历史性的、与世界互文的物。显然,不能用诗歌语言来替代小说语言,但又不能全然没有诗歌的质素。
其次是作者的视角问题。比较巴尔扎克、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罗布·格里耶,我更倾向于格里耶。即乐于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置身其外,客观地呈现这个世界,不再人为赋意。读者得到的全部意义皆来自他本人,来自他本人对文本的独立阐释。限制作者为的是解放读者。我秉持多年的“反诗人”立场在这部小说中将得以维护。
还有情节问题。小说的故事性必须予以打乱或受到某种制约,完整地讲述一个故事是不可忍受的,我不是一个乐于讲故事的作者。故事是对现实的抽象,是在纷繁的逻辑关系中任意抽取某一逻辑关联的主观臆断。故事不过是经过修辞处理后的新闻,乔装打扮的新闻,貌似客观,实际上经过了作者的人为选择。小说的本质应是反故事的。这部小说必须容忍我不时地胡言乱语一番,离题万里、答非所问、穿插、交叉、跳跃、“播撒”,对应于这个世界本身的混沌和混乱。因此这部小说的情节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某种片段性,亦即诗性。
最后是当代性问题。文学的当代性是文学的道德之一,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都应该保有这一特性。在文学中,无论什么样的文本,都应对当下的存在有所回应或折射。作为当代人的读者的灵魂将与作者的灵魂相遇,不能相遇便是作者之错。从这个意义上说,好的历史文本都是提供了一条与任何时代的读者灵魂相遇的通道。在我所从事的诗歌界,很多文本与生存经验相脱离,成了一个形而上和不及物的空壳,在那里,读者难以看到这个快速的、工业的、信息化的社会在诗中的反映,我们这些孤立无援的被挤压的个体所触所思在诗中的反映。相较于诗歌,小说更有理由回避这一弊端。
经过7个月的写作,现在这部小说摆到了读者的面前。它出自一个诗人之手,会不可避免地刻上一个诗人的烙印。可以说,它是一部受到诗歌审视的小说,一部在诗歌的限度之内言说的小说,或者说是一部包含了诗歌的小说。二者的关系犹如航空母舰的舰体和舰载飞机,在海上,它们只有相互依存才谈得上独行其是。但话说回来,这部小说仍将是小说,而不是现在时髦的跨文体写作。这是这部小说的宿命,也是我在你阅读之前首先要请你原谅的,如果你碰巧是一个诗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