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身高1.79米、体重“0.11吨”的大块头是在9月26日清晨出发的。他背了足有30公斤的睡袋、帐篷和食物。
包里还有一沓用过的打印纸。写上沿途目的地，左手举着纸牌，右手竖起拇指，他打算就靠这个手势，用5天时间从天津搭车去昆明。这是他从一个纪录片里学来的，那部片子里说：“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他在社交网站上记录这次旅程，但屏蔽了可能向父母通风报信的好友。对于这个习惯乘飞机出游、拥有航空公司银卡的富家子弟来说，父母所能想到他最疯狂的旅行方式，“撑死了是坐火车”。他们的儿子性格内向，平时甚至是“不敢与人对视”的。
旅行从起点就不被看好。把吴大伟送到第一个高速路口的的士司机震惊之余，好心提醒他“别上了坏人的车”。
他等了一个小时，估算上百辆车从身边经过，没有一辆停下。司机们最多“伸出头来打量一眼”。一个小时后，他开始发现那个顶到后脑勺的背包“太重了”。
虽然希望头天到达太原，吴大伟写在纸牌上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保定。他担心写太原，“司机可能嫌远”。
一个在加油站工作的小伙子告诉他，去宁夏的车也许经过保定。此时来了辆宁夏牌照的货车。吴大伟鼓起勇气，“稀里糊涂”地走到车前，问走不走保定。
两位司机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没再盘问就答应他搭车。连加油站的姑娘都感到意外，连夸司机“心肠好”。
吴大伟“连滚带爬”地上了副驾驶座，“生怕他们反悔”。
司机是一对昼夜倒班开车的亲兄弟，姓周。周姓兄弟对他的计划明确表示不解，称看他是大学生，才敢破例。“好人太少了，一百辆车有一辆搭你就不错了。”
这是吴大伟第一次接触货车司机。过去他开车走高速公路时，不知骂过多少慢吞吞的大车。他注意到，周氏兄弟穿的很破，不太卫生，皮鞋尤其肮脏，指甲缝是黑的。
他从未设想过自己跟这样的人挤在一辆车里。从小到大，长辈教育他“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他甚至想过，绝不主动去厕所——万一自己下车以后，车开走了怎么办？而司机下车时，他也会跟着下车，“车上放着钱，我还是主动点比较好”。
这一路11个小时，他坐得双腿“失去了知觉”。司机没有吃饭，只在半路买过一袋瓜子，从早晨开始饿着肚子的吴大伟也“不好意思吃”。
货车到了保定，司机担心他下车后没人搭理，执意把他捎到太原。
吴大伟觉得搭车人有义务陪司机聊天，尽可能“给人家解闷”。听得最多的，是周老大抱怨过路费和汽油费太贵，跑长途挣不了钱。他注意到，司机一肚子意见，“说着说着就很激动”。
他见过路旁设置的“意见箱”，可那是“听不进意见”的意见箱——只是一块金属板，正面漆成意见箱的模样，背面是空气。
过收费站时，吴大伟会主动下车，减去“0.11吨”的重量，尽量省点费用。
他与第一辆车在太原附近分手。他既感激周氏兄弟的好心，又隐约觉得，“一天只搭一辆车有点不过瘾”。
可晚饭后的一个多小时里，再也没有一辆车理他。夜深后，他就近找了家小旅馆——“需要个安静的地方给我妈打电话”。
他在电话里骗母亲自己仍在宿舍，心里却已打起退堂鼓，觉得自己流落荒郊“外，孤苦伶仃。在“凄凉的心情”中，他和衣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他继续到路口拦车，依然没人搭理。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人主动来问，听说他要免费搭车，嘴巴张得就像听到了笑话。
为了赶上进度，吴大伟只好出10元的价钱，请此人把自己送到最近的服务区。他感到极其别扭。
从这天起他“受到了锻炼”。几个小时里，不停地被拒绝，又不停地重复同样的笑容和请求，“脸皮越来越厚”。有人本来表示路过他要去的地方，一听说搭车，立马改口。有时他刚自我介绍，车门就砰地关上了。
“我能理解他们。”他说。从前他在网络论坛上留下电话，问谁愿意搭自己的顺风车，可从没接到求助电话。他有时甚至想开车去车站免费接送客人。“可是这样做的话，有人会相信吗？”
看到一些车里坐的像是领导干部，他就不好意思去问，“潜意识里觉得不要给领导添麻烦”。他试着问过一辆，司机回答：“车上有领导”。
没想到，那天临近中午，还是“领导”拯救了他。一辆商务车开出十几米后停下。司机查看了他的身份证、学生证，说：“行，你上来吧。”
司机姓程，是临汾市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一把手。他告诉吴大伟，他们只在欧美电影里看到有人竖着大拇指搭车，没想到中国也能见到。车里有三个人，才敢搭他。他坦言，现今做好人太难，有时可能被反咬一口，“我总不能路上开着摄像机做好事吧？”
这位“官员”还表示，我今天搭你，并不想证明什么，我的爱心传递给你，希望你以后有机会有能力的话，也把爱心传递下去，社会上做这些事情的人太少了。但他同时说，假如自己儿子也去搭车旅行，他一定“不会允许”，因为“社会道德太低”。
临别之际，程叔叔留了一张名片。分别后，吴大伟给名片上的电话号码发短信致谢，得到的回复是：“你独行江湖辛苦，我付出爱心应该。”
吴大伟“挺受感动的”。这是他这一路上惟一知道的名字。
在临汾，他冒雨等了4个多小时才搭上车，去了运城服务区，在超市的椅子上过夜，入睡前，他看到超市在放一部名叫《人在囧途》的电影。次日，他搭不到去西安的车，只得跟着一对夫妇进了运城市区。
到了运城市区，他的计划“败露”。母亲打来电话——他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游记被亲戚看到。母亲让他立刻直飞昆明。
他最后妥协，决定从运城坐大巴到西安，再坐飞机到重庆，避开自己最发憷的复杂路段，从重庆继续搭车。
吴大伟“很不适应”回到付费购买交通服务的生活。他用母亲的信用卡订了西安飞重庆的机票。在游记里，他加了一句：“抱歉，我作弊了。”
9月29日下午，在重庆市綦江服务区，他轮番举起“贵阳”和“遵义”的牌子，被拒仍是常态。一位开“宝马”的男人先是拒绝，后又提出，“你给我一百，我把你带到贵阳”。那人临走前不屑地说：“那你就在这儿等吧。”
这个在家开豪车的年轻人发现，相对于豪车来说，普通车更易拦下，似乎寻常百姓更乐于助人。
“奔驰”、“路虎”、“雷克萨斯”都拒绝过他。一次当他冲着车身标有“中国高速”的路政车辆竖起大拇指求助，对方反而鸣笛示警，让他“彻底失望”。
把他从临汾拉到运城的两位河南司机，用几乎听不懂的口音招呼他吃小面包车里的水果，到达后又对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千叮咛万嘱咐，一定帮他搭上车。
在超市过夜，女收银员听说他的计划后，虽然眼神就像“看精神病人一样”，但还是打包票说，她会劝客人帮他，否则“我就不给他们开发票”。
他从前开着跑车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穿过，感觉“挺爽的”。可如今意识到，当自己背着包，像个穷小子那样求助时，人们根本不会多看一眼。“没有那个车，你什么都不是。”
“宝马”没走多久，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下来，愿意载他到遵义市桐梓县。
车上，一对夫妇带着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他们腾出最宽松的座位，还把熟鸡蛋往他手里塞。他们的钱包就放在他身边，一点也不提防。
吴大伟家的工厂里有很多从西南来打工的年轻人，父母一直教育他与这些人“保持一定距离”。但贵州这家人很快颠覆了这种教育。
他坐在那辆热腾腾的车里，在网上写了一句：“最美的不是昆明，而是去昆明的路上。”
快到桐梓时，他们邀他一起下高速，找个饭馆吃饭，再把他送回。吴大伟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他以为只有在国外才能有这种既搭车又免费吃饭的经历。他们甚至挽留他在桐梓住一夜。
那是他旅途里最丰盛的一餐。饭后，这家人把吴大伟送回了高速公路。女人在路上拦了一刻钟，喊到一辆车。男人赶紧给司机递烟，托他照顾这位大学生。
等车的间隙，他们还翻遍随身的零钱，凑了45元，塞给吴大伟，让他“搭不上车的话就买张车票，少走一点是一点”。他推辞不过，收了下来，“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这户人家的善待，让这个自认为愤世嫉俗的年轻人忘掉了一路遇上的白眼，他想起了一句话：“如果你想做一件事，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搭车之旅在遵义提前结束。由于母亲哭着哀求，父亲以断绝经济来源威胁，9月30日，他从遵义坐车到贵阳，在贵阳乘飞机经广州回到了山东潍坊老家。
5天之内，吴大伟免费搭车7辆，行程1500公里，只完成了计划的一半。失败的路程包括，坐大巴约300公里，飞机约800公里，未完成510公里。
回家以后，他告诉父母一路见闻，尤其是那些善良的人。他感到父亲对此不屑一顾。母亲一如既往批评他“适合搞慈善”——心肠太好，缺乏戒心。
在老家，吴大伟与三个朋友开车游玩，路遇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在招手。他本想搭他一程，被朋友劝住了。结果，汽车开出很久，他心里都在后悔。“我只能安慰自己，装不下他的自行车。”
生活还在继续，但他知道生活其实变了。他把贵州那家人给的那皱巴巴的四张10元、一张5元的钞票，郑重其事地夹在了记事本里。
富家子弟“穷”得不可思议大多数中国人前往美国，即使不是为了致富，也是为了学美国的致富之道的。人们常常忽视的，是如何学学美国人的穷。
刚到美国的中国人总会发现，美国人的手头之紧，往往超出中国人。要看花钱的作派，似乎美国人比中国人还穷不少。琳达的父亲是一个顶尖名校的校长，年薪50多万美元，和其他几位挣得最多的大学校长的年薪一起写在报纸上。她姐妹二人都是接受常青藤大学的教育，自己刚刚拿到博士学位，夫君（一位著名物理学家之子）也开始在一所常青藤名校教书了。可是琳达的“穷相”，却常常令人吃惊。
有一次，琳达的同学正需要一台计算机，向她咨询应该买什么样的好。琳达马上告诉她的同学，她丈夫正好有一台旧的想出手，只要700美元。她丈夫经常开国际会议，急需一个“笔记本”，但这台旧的不卖掉，就舍不得买新的。
她的同学觉得她是开玩笑，根本没有当真，但他们出的价格，确实便宜，况且是熟人，可靠性强，所以就把那台旧计算机买下来。后来发现，在她的同学付了钱的第二天，琳达的丈夫就满心欢喜地把梦寐以求的笔记本买到了手。看来还真是迫不及待。
另有一次，为送她的同学的妻子去日本研修，琳达和她丈夫开车带他们出去吃晚饭。回来的路上，琳达突然问他们是否介意绕一下，去给她即将出生的孩子买几件衣服。琳达此时怀的是第一个孩子，什么衣服还都没有。他们当然满口答应。但令人吃惊的是，琳达竟开到一家旧货店，买了几件人家用剩下的婴儿衣服回来，路上还一个劲儿地说，小孩的衣服太贵了，实在买不起，等等。
琳达的同学的妻子听了心里直摇头，觉得琳达太亏待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了，于是到日本后，赶紧买了一套上好的婴儿新装，航空寄给琳达。
琳达不是个小气的人。相反，她接人待物中规中矩一。其实在琳达所在的‘鲁大学，象她这样的节俭也不是个极端的例子。‘鲁之富，在美国是出名的，乃至能把一个学生餐厅修得象个宫殿。‘鲁大学一位艺术史系的中国留学生曾开玩笑说，把‘鲁艺术画廊的名画卖几张，就够在中国建个大学了。无怪‘鲁能成为美国传统的贵族学校。
有一位社会学教授作的研究表明，虽然经过多年平民化的改革，如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奖学金等等，富裕家庭对‘鲁这种精英学校的垄断，比布什他们上学时还要严重。不过，如果你在‘鲁大学周围的街头，你还是常常能看到这样的情景：一个旧床垫已经被扔到垃圾箱那里，但两个学生模样的人对之审视一通后，高高兴兴地抬回家去。学生买旧东西的习惯，更不用说了。
美国是个优遇富人的社会。但在美国社会最受人尊重的、最出风头的，还是所谓白手起家的富人，即英文中的所谓self-made man。即使是富贵家庭，也非常注意让孩子吃苦、自立。甚至有些富人会有这样的意识：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养尊处优，等于剥夺了他们成为自己这种self-made man的机会，真正的人生领略不到，风头也出不成了，这对孩子不公平。因此，孩子从小为挣零花钱而打工，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年轻人哭起穷来，也从不象许多中国人那样遮掩。琳达作为大学校长的女儿，生了孩子，全家靠丈夫一个助理教授的工资，挤在顶层的一居室里，过得紧紧巴巴、连滚带爬。双方父母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每周都来兴高采烈地看自己的第一个孙子。但看完无例外地一拍屁股就走，经济上谁也不伸手接济一把。唯一的经济支持，是琳达的父母把自己用旧了的一辆车，以优惠的价格卖给她。琳达的同学看了那俩车，在新车市场就算是不优惠，满打满算也就值几千块美金。大学校长还开这种破车，多少叫琳达的中国同学有些吃惊。
但是，这一不可思议的“穷相”，正是美国精神的体现，也是美国长期繁荣的根基。不可否认，美国照样有许多富贵的败家子。但主流社会的价值却是：不管你是谁，要想拿到钱，你必需证明自己的能力！美国的富家子弟时有“穷相”，但他们的富贵却能常盛不衰。作为一个国家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查诸历史，发达的文明总是被富裕所腐化。结果丰衣足食变成了骄奢淫佚，慷慨大方变成了挥霍无度。富贵子弟常常荡尽家产，一个个辉煌的大帝国崛起又衰落。哲学家罗素说，文明的最精彩之处出现在其将熟未熟之时，因为文明一旦成熟，就难免被自己的成熟所腐化，走上衰落之途。古代希腊、罗马都是如此。大英帝国，据说也因为其统治阶层的“绅士化”而衰败。日本的汉学大师宫崎市定，40年曾写了一本“东洋的朴素主义精神与文明主义社会”，称中国的文明因“过熟”而衰败，又不断得益于““蛮民族”的入侵、借助新鲜血液去掉烂熟的传统、找回文明的动力，进而一再复兴。这当然有为日本当年征服中国的侵略行为立言之意，但16、17世纪东来的欧洲传教士已经注意到：中国人沉溺于富裕的生活，无力打仗，容易征服，而日本人却是天生的战士。
从世界文明史的立场看，美国人虽富而似穷，在一个生活舒适的社会中能够保持艰苦卓绝的本色，因而使这一史无前例的大帝国能够保持朴素主义的文明动力。
也正是从这个立场上，笔者要给近来弥漫在中国人之间的“中国崛起论”
泼一瓢冷水。笔者不否认中国近年来的巨大进步，也不否认中国令人生畏的经济竞争力。但中国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中国的穷：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只是美日的四十分之一！中国人愿意为了更小的报酬，付出更大的劳动。但是，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最终无一不是富裕的社会。中国能否维持一个富足而不流于腐败奢靡的社会呢？现在还一点也看不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