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最末几年，是中国深化改革的年代。为了跟世界接轨，政府出台了一部《破产法》，自此资不抵债的企业象雪花片一般纷纷倒闭破产。那些私企和民营企业倒闭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问题，毕竟工人都是临时工，老板亏了也是咎由自取，闹不出什么大事，而且那年月它们很少有破产倒闭的，因为那时正好是它们乘风破浪、蒸蒸日上的大好时机。破产倒闭的大多数是国有企业，而大多数又是中小企业，特大企业，国家是要重点扶持。最关键的是这批倒闭破产企业大多数是国有资产，工人大多是正式的职工，这样就面临两个重大难题：一是国有资产如何处置；二是那些以企业为家的职工如何安顿。这些都是政府最难决策，最棘手，最头疼的问题，稍有处理不当，就会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
宁月市有上千家国有企业，除了几十家大型企业外，大多数是中小型企业。有近百分之七十的企业资不抵债，频临破产，还有一部分是设备老化、过时，属于淘汰企业，这样就有近百分之八十的企业是要核资清算。或者被收购，或者拍卖，或者撤除，或者关停，这一系列的问题全落在企业管理局，局里早已人手不济，应接不暇，不但向市政府告急。市上就从各局里抽调一批有改革精神的年轻干部充实到企业管理局里，钱明正也在其中，调来后还任副局长。
明正刚一到任，就遇到一桩棘手事件，源边县有一个大型煤矿，有几千职工，大多数是正式职工，开采有几十年了。现因人员冗杂，设备陈旧，事故频发，是市上第一批破产企业之一，这个企业的问题非常复杂，但市里的方法确实简单粗暴，没有考虑到工人们的感受，解决的方案是拍卖，也已报经省上批准。可是煤矿常年亏损，不但欠了银行的信贷，连社保局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都欠缴，工人工资也有几个月没发了。当工人听说要拍卖煤矿，他们将失去自己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家园，更有小道消息，这是一次暗地里的权钱交易，更是群情激奋。
刚开始，工人推举了几个代表跟矿部谈判，但这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国策，市政府只能无条件执行，命令压到矿上，矿上给工人的答复也只有拍卖一途，所有工人买断工龄，自谋出路。工人的要求是让市政府再保一保煤矿，给企业再注入一点资金，让他们能保住自己的家园。经过多次谈判，矿部的意见很坚决，决没让步的可能，因为矿领导确实没有让步的权力。这一下工人更加激愤，上千职工围困了矿部办公大楼，不准矿领导出来，也不允外界人进入，这是工人不自觉的，非自发行为，是全体工人悲愤心的集合。工人有什么错吗？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家园，维护自己应得的权益。
矿部领导万般无奈，只好跟县上上报，县上又给市上打电话。市政府了解情况后，也觉得事态有些严重，立即派康副市长带领企业管理局所有局级干部及其他部门的相关办事人员，一行十几人驱车赶往源边县煤矿矿部。矿部办公楼是一个九层，占地一千多平米的综合大楼，四周是砖砌的围墙，有一道结实、宽敞的铁栅栏大门，大楼前有一个人造假山水池，池中有几尾观赏鱼在悠闲地来回游荡。
工人见市上派了领导来，就让开了一条通道，放进一行工作组人员。康副市长一行人进了办公大楼，和矿部领导一起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但宗旨不变，煤矿必须拍卖，只是工人买断工龄的补偿可作适当调整，这是省委及市委的精神，必须无条件执行。接下来的两天里，工作组跟职工代表反复谈判、磋商了几次，可职工们的要求也只是：不得拍卖，希望市里注资拯救，他们认为既然私企买去能赚钱，市里为何不能想办法将其救活，即使部分工人下岗、裁员、降低工资待遇都能接受。只要能保住企业，他们什么都愿意。代表们还激动地说：有职工怀疑这次拍卖是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权钱交易，他们贱卖国有资产，工人是坚决不答应的，他们要誓死捍卫自己的家园。
第三天早上，谈判彻底进入僵局，十点左右，工人代表退出办公大楼，向围困的工人讲了谈判希望破灭。所有工人更加激愤，想着从今以后将永远失去生活工作了几十年的这片家园，有人哭了，有人开始骂娘，骂矿领导，骂县领导，骂市领导，骂政府，骂国家。有几个情绪特别激动的工人，已有些头脑发热，躁动不安，按耐不住。他们捡起石头、砖头砸向矿部办公大楼，人往往是盲目的，特别是在这种情绪激动的情况下，只要有人带动，他们的神经已麻木，行为都失去了控制。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投掷石块之中，他们把不满和悲愤发泄在这些与他们谈判的人身上，其实，这些与他们谈判的人有何错呢，他们也是无辜之人，他们只是执行国家政策、上面的决定而已。或许，其中有一两个是有罪之人，但他们之中大多数还是正直、善良的。再后来，上千名工人都象疯了一般，有的人翻过了围墙，掀翻了大门，向办公大楼冲去，眼看一场流血伤亡事件在所难免。
市上的工作组和矿部领导一开始猝不及防，有几个人被石头打碎的玻璃划伤了。他们预感到事态不可控，赶紧跟县政府及县公安局打电话，这时一部分工人已翻进围墙，掀翻大门，冲向办公大楼，办公楼里的人全都吓傻了，惊慌失措，目瞪口呆。紧急时刻，还是康副市长和明正临危不乱，叫大家不要慌乱，先把办公楼大门锁上，所有人挨次往楼上撤。他俩和矿部保安队长殿后，因每一层都有一道铁栅栏门，这也是他们命不该绝，多亏每个楼层的这一道铁门。他们每上一层就把楼门锁上，还不断苦口婆心地劝慰工人，让他们冷静，不要把事态闹大。但工人们早已失去理智，失去控制，激愤的人群哪能听他们的劝告，只是拼命地哭喊：“我们要煤矿，还我们的煤矿，还我们的工作。”“没有煤矿，我们也不想活了，干脆跟你们拼了，你们这群没良心的。”工人们哭着，喊着，同时疯狂地砸掀着铁门，明正和殿后的几个人都被愤怒的工人丟来的石头和棍棒砸伤了，算得不很严重，他们只好一层层地锁好铁门，往楼顶上撤。
这期间，康副市长用电话不断向市上H县上报告事态的严重情况，他们一行二十几人一边抵挡一边劝解工人，一边往楼顶上撤退。幸好楼道口地势狭窄，工人们施展不开，每道门还是需要费点时间才能砸开，这也为他们的得救赢得了时间。也幸好楼层高，楼顶上也有一些掩体，大多数砖块、石头没有丟上楼顶，即使有几个丟上来的也没伤着他们。最后，明正和殿后的几个人也都撤到楼顶，楼顶的这道铁门是一道厚实的铁皮门，他们将门锁好，几个壮实点的汉子紧紧顶住了门。即使这样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因为这是最后一道屏障，而且工人实在太多，又过于愤慨。一行工作组和矿领导正处于绝望之中，他们不敢想象，这些已经疯狂的工人会怎样对待他们。那些女同志早已哭得泣不成声，有一个甚至吓得昏了过去，有几个胆小的男同志也吓得哭喊骂娘。正在这危急时刻，他们听到警笛声在矿部响起，五辆警车、四辆武警大卡车、三辆消防车飞驰到办公大楼。从车上跳下二百多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武警、消防队员，见人就打抓，十分钟不到，就驱散了所有工人，办公大楼前连一个看热闹的人影都没有。警察抓住了五十多个负隅顽抗和情绪过于亢奋的工人，戴上手铐，押上了警车。
见警察们赶到，楼顶上的一行人好似经历了一场生死大战，一次唐璜的海上历险，刚从鬼门关捡了一条命一般，所有人一下瘫倒在楼顶上。康副市长双手撑着墙壁，头顶在墙上不住地摇头，好像要狠命摆脱一头的烦乱与不宁。明正望着那些被军警驱散的人群，有的被打破了头，有的被打折了手脚，有的被打伤了身躯，他们抱着流血的头，抱着受伤的手脚和身体，哭嚎着四处逃散。他的眼眶湿润了，两行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这是他成人以来第一次流下伤心的泪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这些工人。他清楚这些工人大多数是矿井挖煤的，这是一个高危职业，但是为了生存，他们还是不愿意丢掉这份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工作，工人们的要求是何等低呀！
他无法评价国家这项政策的好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完全是必要的，不但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对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这次改革来的太猛、太快，让这些以企业为家，视政府为父母的工人一下难以接受，激愤之下做出这样过激的行为是难免的。虽然受到他们对自己生命的威胁，可他一点也不狠他们，反而深深地同情他们。改革嘛，总是要付出代价的，总是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次改革牺牲最大的就是这部分辛勤劳动的工人，谁叫他们是斧头镰刀中的斧头，是无产阶级中的领头羊，是工人老大哥呢！
一行工作组和矿部领导被警车护送到县政府，市长也在当天下午赶到源边县，省上对这件事也很重视，派了一个视察小组于第二天赶到。省市县及矿部临时组织了一个工作小组，由康副市长任组长，明正及其他两位市县领导任副组长，限期三个月彻底解决源边县煤矿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拍卖煤矿及这次打砸风潮的处理，和煤矿工人的善后工作。
工作组为了平息煤矿工人的情绪，采取低调处理打砸风潮的案件，除了几个带头闹事的，其他被抓的工人都放回了家。大多数工人都是温顺、怕事的，经过这次抓打压，都不敢再闹事了，也知道这是国家方针政策，反抗也无济于事，现在只求多争取一点补偿而已。工作组也本着安抚原则，尽量把善后工作办得圆满一点，先把工人的养老保险交齐，补发了拖欠的工资，给买断工龄的工人多争取了一些补偿。除少数技术骨干被相关单位接纳外，剩下的工人全都买断了工龄。最后，购买企业留下了三分之一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签订了长期用工合同，其余三分之二的工人只能自谋出路。
这个工作组成立的两年多时间里，就像一支救火队，当时几乎所有的破产企业都要闹点事，他们安抚了这家，又去抚慰另一家，有时要同时面对几十家。还好，后来的这些事件中，再没有象煤矿闹得那般大，更没有出现伤人事件。最严重的一次是全市几十个破产企业的上万工人，不自觉地、非有组织地、自发性地，前后在几天内齐集市政府大门口示威、请愿。后来也是抓了几个领头的，就平息了下来，也未造成重大的伤亡事故，只是抓人时，打伤了几个工人而已。
两年多以后，全市近三分之二的企业实行了破产拍卖、重组、关停拆除等方式予以解决。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在破产的边缘，如能勉强生存就让其继续生存。还有很小部分企业虽已破产，但未有合适的购买者或适当的处置方案，这些企业都可以缓一步再解决。这时工作组也就没有再存在的必要，随即解散了。但因坚决执行国家政策，效果也很不错，工作组的人都成了功臣，得到省市的嘉奖。明正很不情愿得到这个嘉奖，他认为自己不但没有做出任何成绩，还得到工人们的唾骂，觉得这是自己有史以来得到的嘉奖中最窝囊的一个。也因为这一功绩，在这次领导换届中，康副市长提升为市长，明正也升为局长，这就是现在摆在他面前的任命书。
明正在工作组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看到听到的也使他感触颇多。那些破产企业的工人大多数还是能自谋生路，有一部分人甚至强过在原企业上班。可是有一小部分暂时没找到工作的，特别是年龄稍大点的，他们很难找到适合的工作，有的人甚至一两年没有收入。有的捡破烂卖，有的在菜市场捡烂叶子回家吃，有的在农民们刚挖了土豆、红薯的地里，再去翻刨，捡拾余下的烂土豆、烂红薯回家吃。虽然政府也有一点救济和补助，但那连喝稀饭都不够，还有孩子上学，家人看病就更困难了，真的是杯水车薪。破产企业的拍卖、重组中也确实有权钱交易的情况，他们在拍卖一个大型铜矿时，购买企业就是原市长弟弟的私企，听说后台是市长和省上的一些官员。这个铜矿买下后，第二年就扭亏为盈，每年给地方财政上缴税收都在两千万以上，而且这家公司在省城有多处房地产，净资产高达几十亿。
明正的思绪回到了现实，不禁想到了侄子晓途。这几年他常听母亲唠叨，她的大孙子如何遭孽，单位破产，结婚买房欠了一屁股的债，打工太辛苦，做生意又亏本，还差点拿刀子杀人。他心中其实也很心疼这个侄子，小时还是他把这孩子带大的，晓途才几岁的时候，他常带着这个小家伙到河里钓鱼、摸虾，到田间捉黄鳝、逮泥鳅。小家伙提着一个小竹篓，一直跟在他的屁股后面，一会儿东窜窜，一会儿西跳跳，还不停地喊叫：“幺叔，这边有一条，快逮，快逮，哎呀！那边有条更大，快点，快点，要跑了。”那小样儿，急得抓嘴挠腮，恨不得自己也跳下水里，想到这些他不禁莞尔一笑。
可是晓途这孩子，自小被母亲和哥嫂惯坏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即使现在快三十岁的人了，还不会做饭洗衣。而且性格又倔，受不得一丁点气，牛脾气还大的很，动不动就跟人急，甚至会打架动刀子，但人又老实憨厚，帮了别人自己老是吃亏。他本想帮一下这个侄子找个好点的企业，甚至进一个一般的事业单位都有可能，但依晓途的性格，进了这些单位，也至多是个一般职工，不会有大的前途，毫无意义。他要让这个孩子在外面好好历练一下，因他还有更重要的计划在后面。近两年来，又听母亲常夸赞晓途两口子怎样能干，打工能挣大钱了，把所有欠账都还上了。他知道计划实施的时候该到了，这个侄子终于成熟了，应该能堪当此任。
明正在很早以前就想辞职出来做生意，可当时一无资金，二无关系，三无经验。他身边也有一些朋友或同事下海经商的，大多资金充足，且有后台，甚至不乏洗黑钱的，这些人生意做得很好、很大。有一部分负气辞职或眼红下海经商的，大多是借贷经营，他们之中大部分亏得很惨，即使有一部分人做得稍好一点，也都是小敲小打，不成气候。中国有四类人过得很好，几乎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上统治了这个社会：一是，文化演艺等身的各种名人，他们钱来得轻松，且跟各行各业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二是，各行各业的高端人才，他们掌握着各种核心技术，政府、商人都离不开他们，这些人挣钱也容易，且又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三是，有职权的政府官员，他们对企业或个体都有生死予夺大权，所以他们的钱来的更加轻松，且高高在上，民众望而生畏；四是，大中型企业家和商人，他们或多或少跟各级官员都有所勾结，一是挣国家的钱，来得容易，二是偷税漏税，冒点风险，但利润可观，那《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他们趋之若鹜的榜样。
近年来，明正对经济学也稍有涉猎，古典经济学家如凯恩斯等的著作，只是研究经济发展的基础。那些老一辈的理想主义者，照他们的理论，只要科技不断进步，经济财富很快成几何式的倍增，社会也很快达到高度发达的大同世界。现代新经济学家如布哈林等提出了异义，因为困扰他们的是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危机，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问题。粱鸿兵的《货币战争》更是有点悬乎，几个银行家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这让人难以信服，甚至有些不寒而栗。厉以宁等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研究者，对现代中国经济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而郎咸平等经济学家则有些空谈的嫌疑，他们只是表面的就事论事而已，毫无实际之处，没有给民众带来益处。
他倒觉得张五常的新产权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现状一针见血，中国现今最困扰经济学家的就是产权不明晰问题。有的经济学家就举出一些例子，比如国家资源，包括土地、河流、矿藏、森林等都是国家的，也就是广大人民的。在国土上的东西，人民个人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即使所谓的所有权也是有年限的。本来，国家资源是人民共享，但实际有支配权的是政府，政府又由少数人把控，他们任性而为。好比从农民手中征用的土地，补偿的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一亩就几万而已，转手卖给开发商，动辄上千万一亩，说卖的是土地使用权。开发商建房卖给购房者，自然将这购买土地的费用加在房里，但购房者得到的只是几十年的使用权而已。
还有如砂石场等，说是国有资产，收回后由国投公司独家经营，一下就比以前个体开采时的价格翻了几倍。当然，这些国家是要征税作为财政收入，要用于民的，但在使用过程中财富又被官商赚了。是的，国民经济GDP在不断增长，由于财富落在少数人手里，最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普通民众连大病都得不起，孩子连好学校也上不起，还谈什么共同富裕，中国梦也只能是做一下梦而已。最可恨的是，这些有钱人在国内得不到永久性产权，就把资产转移到国外，造成国有资产大量外流。
本来资源国有是件好事，可是执行者的自私与贪婪，以及执法者的偏袒与相互勾结，更加上人民大众的麻木不仁，导致国家利益流向了少数人。土地是国有的，可以反复的，无数次的折腾，可一旦这片土地上的资源枯竭，留下一片荒漠，后代何以生存呢。
所有这些都只是某些经济学家的片面之词，觉得有理，姑且信之，觉得无理，就当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中国政治经济的改革路上，肯定会出现很多弊端，经济学家都无法解决，作为一个低层干部的他又能有何作为。他也曾是忧国忧民的好干部，经过几番波折，现在也想明白了，人要顺应时代潮流方为英雄。
下午下班回家后，明正把任命下达的事跟家人说了，大家都为他感到高兴。晚上睡觉前，两口子躺在床上，各自看着书，他打算把自己的计划向冬菊说说。因为必须要得到她的支持，计划才能顺利进行，夫妻也应该共同进退。他把书放下说：“冬菊，我给你说点事。”
“什么事？”冬菊放下书，侧身看着丈夫。
“从今后，不能再收任何人的钱物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冬菊显得有些紧张，把头靠到了他的胸前，担心地问道。
明正看着妻子，这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保养的非常好，身材比以前稍微丰腴了些，皮肤却愈加光滑、细腻，这是常年做美容的结果。白净的皮肤显得脸庞更加甜美，而有韵味，身上散发出淡淡的名贵香水味。他伸手搂住妻子白皙的肩膀说：“没出啥事，我有一个想法要跟你说。你还记得那ZJ老板朱勇吗？”
“嗯，知道，就是做电缆、电器生意的那个嘛。”她在丈夫的怀里点点头。
“是的，他很早就跟我说，要和我合伙做生意，他出钱，我跑关系，利润平分。可我一直觉得不妥，而且这两年工作又太忙，就把这事暂搁在一边。前几天，他又来找我，重提旧事，我认为现在时机应该差不多了，但觉得还是应该出点资，各占一半才好。我想以晓途的名义和他合伙，成立一家合资公司，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呀，现在大家都在做生意，你又管着市里的所有企业，这关系不用白不用。你不出面，只做后台老板，让晓途去做，也保险。晓途这孩子诚实、憨厚，靠得住，交给他，我也放心。”冬菊显得非常激动、兴奋，又想着，其实她比晓途也大不了几岁，却总是把他叫作孩子。只因她是从心眼里喜欢这个实在、听话又懂事的侄子，想到这不禁莞尔一笑。
“家里有多少钱？先凑凑。”明正问道。
“有一百万，那可是全部家底了。”
明正感到很吃惊，这些年她都能收到一百多万的财物，可想那些贪心的官员该有多少。以他俩的工资收入，这十几年存款应该超不出十万，其余都是灰色收入，虽然自己只收过殷总的五十万，但至今他都还惴惴不安。他知道这一切终究会有报应的，让冬菊不再收受财物，也是为了减轻罪孽。当然，以晓途的名义做生意，也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只要侄子坚决的站在他这边，别人告发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所以，他只有选择晓途，因为也只有这个侄子最值得信赖，虽然他有好几个侄子。他如有所思的叹息了一声说：“好吧，都拿出来，我再找朋友借借，凑足一百五十万。朱勇说，注册一家三百万的商贸公司，其它还需的流动资金他想办法。从今后就不要再收礼了，要是不小心，事发那可不得了。”
“嗯，一切听你的。”妻子温顺地回答。她很高兴自己的男人终于开窍了，对他是完全信任的，因为丈夫在她心中就是英雄，只要他愿意做的事，就没有做不成，做不好的。
从此以后，冬菊再也没有收受过任何人的财物，哪怕一箱水果，一瓶酒，一盒烟也没收过，钱更是分文不取。生活上也很低调，从不穿名牌，用名牌，戴名牌，请客吃饭也是普通的餐馆，一般的标准。自此，丈夫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好官员，好干部，好领导，她也成了一个模范夫人，贤内助。当然，这都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