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一千八百多年以前的建宁元年，也即是公元168年，10月25日黎明，东汉国都洛阳的百姓大多已经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在深邃的皇宫内，年仅十二岁的当朝天子——被后世称为汉灵帝的刘宏也像往常一样，刚起床就骑上驴，牵着狗，在一群宦官和宫女的嬉笑簇拥中迎来了新的一天。
皇帝优哉游哉的生活与险恶的朝廷局势形成鲜明的反差。
洛阳皇宫主分南北两宫，总面积超过一百平方公里，从空中俯视呈一个巨大的吕字形。北宫多为皇帝寝殿，南宫主要供皇帝和群臣朝贺议政。北宫南面的朱雀门（及两个侧门）各自对应南宫北面的宣武门（及两个侧门），其间以并列三条长约七里的通道相连。中间的通道最宽，是专供皇帝通行的御道，群臣则只能从两旁的侧道行走。
此时，就在其中一条侧道的北端，也就是北宫朱雀门旁的侧门内外分别驻扎着两拨军队，他们个个剑拔弩张，遍布血丝的双眼透出杀气，全都恶狠狠瞪视着对方。
守在宫门外的，是由大将军窦武（外戚）率领的数千皇城禁军；守在宫门内的，则是由黄门常侍王甫（宦官）率领的千余名皇城禁军。
东汉自第三代皇帝汉章帝（公元1世纪）开始，外戚（皇帝的母族、妻族）的权力就越来越大，到建宁元年这一百年中有多个外戚把持朝政。然而，只要外戚一上位，最后总难逃被宦官灭掉的命运，权力很快又传到宦官手里。宦官因为生理缺陷和背景低微，即便到手的权力也不具备传承性，等这茬官宦死绝，下一代外戚又会冒出来掌权，如此周而复始。于是，外戚与宦官轮流坐庄便成了定式。汉灵帝时，窦武成为外戚领袖，他与宦官的权力斗争历经数年，终于不可避免地爆发武力冲突。
虽然窦武的兵力强过王甫，但王甫手里却拥有一个强力道具——指控窦武谋反的诏书。毋庸置疑，这封诏书是宦官伪造的，即为矫诏。可这内幕对于底层士兵来说实在太过深奥，他们当然无从辨别真假，脑子里只明白一个道理——诏书大过天。
借着诏书的威慑力，窦武军士气持续跌落，到中午时分终于崩盘，全军一哄而散。而另一边，王甫见自己掌握住绝对优势，遂率军冲出宫门，将孤立无援的窦武团团包围。
窦武心知再无力扭转乾坤，当场拔剑自刎。窦武一死，其政治盟友——太傅陈蕃也被缉拿，当天晚上就被害死在狱中。当时，宦官集团被世人称为“浊流”，士大夫集团称为“清流”。窦武和陈蕃正是两位最大的“清流”领袖。
其实早在一年前，即公元166年，士大夫集团就被宦官集团搞垮过一次，当时有两百多名士大夫遭到罢免，史称第一次“党锢之祸（党，指代士大夫集团；锢，指禁止士大夫当官参政）”。而后，窦武和陈蕃力图扳平局面，连连向宦官发起攻势。不想公元168年爆发军事政变，窦武和陈蕃身首异处。两位士大夫领袖一死，宦官更加肆无忌惮，马上又发动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致使一百多个士大夫遇害身亡，六七百士大夫遭终生禁锢。
究竟什么人能称为士？
士这个阶层最早可追溯到商周时代。士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其地位介于卿大夫（辅佐国君的官吏）之下，庶民之上。到了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士人开始涉足政治。那些做了官的士人逐渐和卿大夫融合，被称为士大夫，而累世为官的士大夫家族，则被称为士族（也称为世家）。
与士大夫、士族相对应的，则是庶民、寒门。
不过，即便是庶民，通过努力读书和良好的品行也能晋身士人，若逢时运得济踏上仕途，历经两三代后，其家族就可以脱离寒门，正式跨入士族行列了。
东汉末年，由于接连爆发两次“党锢之祸”，本应在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士大夫迫于严酷的现实不得不向强权低头，再度进入蛰伏与沉寂的时代。
无论是史书中的立场还是现代的普遍观点，均把正义的旗帜插在士大夫一边，把宦官集团定义为黑恶势力。诚然，宦官由于身体缺了些零部件，或多或少会导致心理不大正常，再加上他们不学无术，可想而知不会干出什么人事。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史书向来都以维护皇权为出发点，讽刺的是，宦官集团恰恰是维护皇权的中坚力量，反观士大夫集团，却时时为争取臣权，跟皇权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抗争。当然，宦官维护皇权也不是出于忠心，而是因为他们必须要保住皇帝这杆大旗，只有这样他们自己的位置才能坐得更稳。权臣可以干出谋朝篡位的事，但宦官不行，毕竟，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女人和奴隶都当过皇帝，却唯独没有宦官（最多当个九千岁），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距窦武和陈蕃被害转眼过去了十年，突然有一天，京兆尹杨彪手握铁证，弹劾王甫收受七千万巨额贿赂，一举将其扳倒。王甫在狱中被乱棍打死，窦武和陈蕃的血仇总算得报。
这位杨彪所属的杨氏家族，准确地讲应该称作弘农杨氏，绝对算东汉末年数一数二的望族。他的老婆是高官袁逢的女儿，属于汝南袁氏，同样也是名门世家。几年后，杨彪和袁逢均官拜三公（三公，是太尉、司徒、司空这三个至高官位的统称），而且从杨彪和袁逢这一辈算起往上推到他们的曾祖辈，两个家族连续四代人，每一代都有人位列三公，于是到后来，弘农杨氏和汝南袁氏便有了“四世三公”的称谓。
其实，王甫之所以落马，除了杨彪的作用外，宦官集团内部倾轧也是重要原因，王甫倒台后，“党锢之祸”并未就此终止，以大宦官张让为首的十二名宦官迅速上位，依旧把持朝政。而在权力天秤的另一端，屠户出身的何进凭借妹妹入宫受宠官拜大将军，成为最具权势的外戚。
天下权柄就握在太监和杀猪匠手里，掌握知识的士大夫难道只能走向没落吗？
某日，在京都洛阳的朝堂之上，一个年轻官员出人意料地上了封奏疏：“已故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忠诚正直惨遭宦官谋害，现在朝廷奸佞当道，忠良报国无门，臣请求为窦武、陈蕃正名！”此番言论是打算为十几年前的冤案平反。
朝廷一片哗然。
众臣之所以惊愕，一方面是因这封奏疏的内容，另一方面，更是因上疏者的身份——宦官之后、议郎曹操。曹操的老爸曹嵩早年过继给强权宦官曹腾当养子，而曹操却屡次三番跟宦官作对，几年前，大宦官蹇硕的叔父犯法，曹操将之乱棒打死，还有一次，他居然只身潜入大宦官张让的府邸企图刺杀张让未果。
遗憾的是，这封平反冤案的奏疏终因宦官强势被驳回。
退朝后，曹嵩对曹操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臭骂：“窦武陈蕃早都化成灰了，还用得着你出头？看不见宦官势力有多强吗！？”曹嵩本来还想说“咱家本就是宦官之后”，可大概又觉得这实在没什么好炫耀，愣是硬生生憋了回去。在曹嵩眼里，儿子是个傻到敌友不分，胳膊肘往外拐的奇葩。
宦官势大？曹操打心眼里嗤之以鼻。父亲被宦官一时的强权蒙蔽双眼看不清形势。无论宦官怎么闹腾，士大夫都是掌握政治话语权的人，就算暂时被压抑也早晚有崛起的一天。曹操家世虽不那么光彩，但他本心里早已自诩为士人。不过说句题外话，尽管曹操很努力地经营自己士人的形象，但结果却不那么理想，一来，他的敌人总揪着他宦官后代的小辫子不放；二来，因为他后来在乱世中迅速崛起，其速度之快，导致他还没来得及扭转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形象，便一跃成为天下霸主和朝中权臣了，是故，普天之下根本没人把曹操真当成士人看待，而是视其为乱世中的暴发户。并且，曹操有着极具现实主义的性格特征，他在争霸天下的过程中推行“唯才是举”——即不问出身背景只看能力的用人策略，这也让他和士族的立场颇有矛盾。
到了公元189年，大将军何进被宦官刺杀，袁逢的儿子袁绍发动政变，将宦官屠杀殆尽，从此终结了东汉时代外戚和宦官轮流坐庄的政治格局。就在这场政变中，并州牧董卓趁乱入京夺取政权。随后，董卓废掉汉少帝刘辩（汉灵帝刘宏的嫡长子），拥立刘辨弟弟刘协为帝，史称汉献帝。
自董卓秉政开始，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日趋弱化，各地诸侯（曹操、袁绍、刘备等人）纷纷举起讨伐董卓的旗帜，乱世降临。在这纷乱的时代，士大夫们即将面临更加严酷的挑战。
当然，风险总是伴随着机会同时到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