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中央地方建制也好，修订法律典章也罢，即便隋文帝杨坚再怎么样兀兀穷年，这些工作也不可能由他一个人完成，这就要提到他身边的几位重要的大臣了。李德林、杨雄、虞庆则、苏威、高熲这五个人，显赫一时，劳苦功高，他们的身份、命运，在隋朝短暂的岁月中风云际会，绽放出绚烂的烟火）
设三省、开六部、统地方、平天下、修法典、定礼制、续均田、建新都……杨坚短短执政二十几年，就能完成这么多事情，显然离不开朝中大臣们的努力。因此提到杨坚，我们不得不说到他对人才选拔制度的改革。大家都知道，自杨坚始，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就开始用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了，这给天下无数平民提供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不过笔者认为用考试来选拔官员的方法最重要的一点意义在于消除了世家大族和豪门势力对官场的影响，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使得官二代富二代花钱也买不了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东晋时期，因为皇族的没落，世家大族对政治的干预尤为严重。地方官员不受中央控制，随意设立下级官员，导致中央集权一点点被削弱。杨坚果断选择由中央任命官员的方法，通过考试选拔上来的人才由中央分派到地方，受中央政府控制，有效避免了地方官在自己辖区内肆意妄为的现象。由于这样的考试制度到隋炀帝时期才真正成为了我们今天说的“科举制”，因此我们在这里不把重点放到对该考试制度的介绍上，而是来谈谈另一方面——杨坚如何用人。杨坚的用人，有成功之处，当然亦有欠妥之处。前面提到过，杨坚一朝，有所谓的“四贵”——杨雄、虞庆则、苏威和高熲。再加上李德林，笔者认为这几人简直可以并称为大隋一朝官场上的“五虎上将”了。除了杨雄之外，高熲、虞庆则、李德林、苏威都做过三省长官，隋朝初立的时候，高熲身兼尚书省、门下省两省长官，虞庆则和李德林共领内史省，苏威后来也担任过门下省和尚书省的长官，这几个人皆倍受恩宠，显赫一时，但是杨坚对这几个人的任用仍然有一些细节值得我们注意，这些细节中可以反映出杨坚用人的一些原则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性格。笔者按照《隋书》列传的排布，将高熲和苏威划归到一组，另外两人杨雄和虞庆则，其传虽不在同一章，但笔者也将其划归到同一组去，原因就在于可以从这两个人身上做一个对比。至于李德林，我们则在比较完这两组人之后再来评述。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组——高熲和苏威。前文介绍过高熲的一些基本信息，因此在此处我们重点介绍一下苏威。苏威字无畏，京兆武功（今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人，武功苏氏，和杨素出身的弘农杨氏一样，皆是显赫的高门大族，与政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苏威，自然从小就表现出了一些与其他同龄孩子不同的品质。《隋书》对他的第一个形容是“威少有至性，五岁丧父，哀毁有若成人。”即是说他从小就表现得非常成熟，父亲去世时，他在葬礼上的情感真挚动人，礼节合乎规范，如同一个成人一样，全然没有一个五岁孩童的幼稚与天真。苏威的父亲是苏绰，曾在西魏朝任大行台度支尚书，擅长算术，懂经济，以贤能名噪一时。前面说过，当时西魏的实际掌权者是宇文泰，宇文泰来自北方，在马背上长大，他不懂得如何去治理国家，因此他十分欣赏苏绰的才能，也十分重视苏绰，并于大统四年（公元538年）封苏绰爵位为美阳县伯。苏绰也知恩图报，一心一意辅佐宇文泰，制定颁布“六条诏书”，成为了宇文泰治国的方针。宇文泰曾经下令，所有官员必须学习掌握“六条诏书”，否则就卷铺盖走人，足见他对苏绰的重视。陈寅恪先生对此有两部比较重要的论著，一部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部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先生在这两部论著中提到一个“关中本位政策”的概念，这个政策讲的是宇文泰为了对抗北齐和南方的萧梁王朝，努力把关陇地区的胡人和汉人团结到一起，以均田养民，以府兵募兵，让他们形成共同的地域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从而弥补关陇地区资源、人口、地理条件等方面先天上的不足。苏绰在这个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起到的作用很大。实际上，宇文泰的这个政策并不是权宜之计，他深知文化身份上的认同是自南北朝这个大断层以来底层百姓和上层贵族最为缺失也是最为怀疑的东西，因此他毕生都在为化解胡汉两族人的矛盾而努力。笔者在此提到“关中本位政策”，并不单单是为了给苏绰的人物介绍润色，更是因为自陈寅恪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提出“关中本位政策”一说后，学术界便针对从西魏到唐的政治制度之关联一直争论不休。陈寅恪先生认为“关中本位政策”自宇文泰始，隋唐承之，至唐玄宗渐被废除。单就其划定的时间线来看，批评之声就不在少数，岑仲勉先生和黄永年先生从用人角度出发，皆不同意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岑仲勉先生认为“关中本位政策”自唐太宗起便已遭到破坏，而黄永年先生则认为早在隋炀帝时就已经不再沿用该政策了。当然也有许多支持陈寅恪先生“关中本位政策”的说法，笔者曾读过中科院历史研究所李万生先生的一篇名为《说“关中本位政策”》的论文，刊载于《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在这篇文章中李万生先生批评岑、黄二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本意有所误解，并给出了自己关于关中本位政策的看法。无论是“挺陈派”或是“批陈派”，皆有其道理所在。关中本位政策本质上是把国家的力量集中到西北关中地区，也就是北周、隋、唐三代政权的中心，往小的层面说，这与宇文泰所采用的均田、府兵等制度有关，往大的层面说，这牵扯到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一直存在的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一矛盾主线，因此要评价这一说法到底正不正确，并不是简单地通过从西魏到隋唐诸位帝王的理念、用人等方面就可以判断的，笔者将在介绍完苏威、虞庆则、杨雄、李德林之后就此问题给出自己的一些拙见。
到了北周时期，苏绰的爵位被儿子苏威继承。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出在《隋书》和《周书》两部史书中的一个现象。在《隋书》中，苏威的爵位被写成了“周太祖时，袭爵美阳县公，仕郡功曹。”从伯到公，我们发现苏绰的爵位提高了一个档次。而在《周书·苏绰传》中，则将苏威的爵位写成“威少有父风，袭爵美阳伯。”为什么苏威的爵位时而被写成“公”时而又被写成“伯”呢？《周书》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线索：
隋开皇初，以绰著名前代，乃下诏曰：“昔汉高钦无忌之义，魏武挹子干之风，前代明贤，后王斯重。魏故度支尚书、美阳伯苏绰，文雅政事，遗迹可称。展力前王；垂声著绩。宜开土宇，用旌善人。”于是追封邳国公，邑二千户。
可见隋文帝杨坚因苏绰功绩卓著，又为他追加了“邳国公”的爵位，这样苏绰的爵位就不再限于“伯”了。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隋书》中称苏绰是“美阳县公”也无可厚非，而《周书》中称“美阳伯”也是据实说话，两者产生区别的原因就在于《隋书》是记隋朝之事，“公”的爵位正是在隋朝追加的，而《周书》只记北周之事，彼时尚未有“公”的爵位，故不记。《隋书》和《周书》的编者都是唐朝人，可见唐朝的史官们在这些细节上的着笔相当谨慎，应是多下了一番功夫的。
公元556年，宇文泰病逝，他的侄子宇文护接其位，继续把持着西魏政权，并于第二年逼迫西魏恭帝拓跋廓禅位，由宇文泰之子宇文觉继位，建立北周。这样一来，宇文护彻底将政权收归到宇文家族手中。北周初年，虽然帝位仍是宇文觉来坐，但实际掌权者仍然是宇文护。宇文护心里清楚，当年西魏能迅速崛起，与苏绰的功劳是分不开的，苏氏一门对宇文家族的贡献功若丘山，所以宇文护一直试图拉拢苏威继续为自己服务。《隋书》记载：“大冢宰宇文护见而礼之，以其女新兴主妻焉。”宇文护不仅以礼相待，而且把自己的女儿新兴公主宇文氏嫁给了苏威，这已是相当高的礼遇了。苏威承袭父爵，虽非同朝，但毕竟其效力对象仍然是宇文家族，再加上他收受了如此厚重的礼物，所以就算苏威为宇文护尽心尽力也无可厚非。那么苏威有没有这样做呢？一开始应当是有的，不过后来就不同了——苏威发现宇文护有专权之心，野心勃勃，担心自己如果成为他的党羽，日后宇文护倒台的话必受牵连，所以毅然离开北周政府，回归山野，读书享乐。后来的事实证明，苏威的判断是正确的。宇文护骄横跋扈，目中无人，接连害死宇文觉、拓跋廓、宇文毓三位皇帝，权倾朝野，直到武帝宇文邕继位，才于公元572年设计诛杀了宇文护。北周武帝宇文邕是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一直没忘苏氏一门对北周政府的贡献，于是又派人去请在山中隐居的苏威。宇文护已死，苏威总该安心出仕了吧？结果仍然没有，对于宇文邕给的种种封赏，苏威全部托病拒绝了。
我们从苏威早年所经历的这些事件中，可以总结出他的三个特点。第一，处事灵活。宇文家族对苏氏非常器重，苏绰在为宇文泰服务的过程中如鱼得水，自己的才能被充分发掘，这其实是有特别原因在其中的。宇文泰初入中原，对于如何治理一个封建政权一窍不通，他非常需要苏绰这样的汉人，而到了宇文护掌权时，这样的需求显然就没有那么强烈了。苏威当然能看得出来，他父亲在宇文泰手里能得到的他在宇文护手里不一定能得到，就算能得到，也很有可能是暂时的。在这一点上，他没有选择步父亲的老路，而是具体分析了当前情况后，做出了隐退的决定。第二，眼光长远。宇文护和宇文泰不一样，宇文泰有雄心，而宇文护的雄心已经异化成了野心，历朝历代的权臣，命运几乎如出一辙，或被废或被杀，难得善终。权臣的党羽自然也难逃厄运，苏威年纪轻轻就观察到了这一点，所以就算宇文护把女儿嫁给他，他也坚决不为宇文护服务。第三，重节清高。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那就是苏威接受了宇文护的女儿。既然接受了宇文氏，就等于默许了宇文护的礼物，礼收了却没办事，这是不是代表着苏威的道德有问题呢？笔者认为不然。苏威娶了宇文护的女儿，仍然拒绝为北周政府服务，恰恰说明他内心已经坚定了不为宇文护做事的想法。换句话说，在苏威看来，不出仕不是因为礼金多少或是其他原因，而是宇文护其人根本就不值得自己去辅佐。这就是苏威内心的清高自赏。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名言：
士有三不斗：毋与君子斗名，毋与小人斗利，毋与天地斗巧。
曾国藩的本意是说遇事不要太过计较，学会不争，学会退让。在这里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一下。“三不斗”的第一“不斗”即是不与君子斗名。为什么不能与君子斗名呢？原因就在于君子是最看重名分、名节的，在君子们看来，身可毁，命可丢，唯名誉不能坏。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下去，重视名节的苏威会不会也是君子呢？君子的定义很复杂，所包含的意义也很广，按照曾国藩的理解，我们可以简单地为君子披上两层外衣，一层是功绩卓著；一层是道德高尚，一个人所作所为能够符合这两个标准，应当可以被称为君子了。如果按照这样的评判标准，笔者认为苏威是完全够资格入君子之列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君子”之意远远不止这么简单，苏威实际上离君子的境界尚有一定距离，笔者会在后文对此给出一些更详细的看法。
像苏威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人才，在南北朝的乱世中，虽可能一时隐退，不过最终自然是不能也不会甘于寂寞的，苏威在等，等一个能够真正发现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
时间不长，苏威等的人到了——高熲。
当时隋文帝杨坚还仕于北周，高熲经常向他推荐苏威。杨坚也听说过苏威在北周的名望，于是进行了一番会面，结果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按照我们一般人思考的逻辑，杨坚爬上辅政大臣之位，应该广泛拉拢各地人才为自己所用，而苏威自然也应该在其列。但苏威不这样想，他听说北周禅让，大隋方兴，竟然抛下官位一溜烟回了老家。苏威的灵活再一次体现得淋漓尽致，毕竟彼时异论颇多，处在一个敏感时期的苏威不敢轻慢，选择了稳妥为上，暂时隐退。等到隋朝正式建立，根基稳固下来之后，杨坚又去请苏威出山相助：
征拜太子少保。追赠其父为邳国公，邑三千户，以威袭焉。俄兼纳言、民部尚书。威上表陈让，诏曰：“舟大者任重，马骏者远驰。以公有兼人之才，无辞多务也。”
我们总结一下，苏威刚刚仕隋的时候，杨坚给了他一个爵位、一个近似爵位的职位和两个正式职位，首先是太子少保，太子少保属于东宫僚属，本来也算是一个职务，但到了隋唐时代太子少保已经接近于一个名誉头衔了。第二是邳国公，这个爵位是继承父亲苏绰而来的，不必多说，最后两个则是正式的职位，一为纳言，一为民部尚书。笔者毫不客气的讲，苏威跟李德林、高熲、虞庆则这些人比起来，可以算是晚辈，苏威当然能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断然推辞不受，杨坚说：“大船自然要多载，骏马自然要行远，你可是有大才干的人，不要再推辞了。”这个原则我们可以总结成四个字——能者多劳。
后来，苏威又劝隋文帝杨坚生活节俭，清除宫中一些不必要的雕饰，文帝欣然应允。有小官得罪了隋文帝杨坚，杨坚不顾《开皇律》的规定，硬要把他处死，苏威苦苦劝谏，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护住这个小官，挡住隋文帝杨坚。后来文帝冷静下来之后，非常感谢苏威冒死相劝，才不至于让自己酿成大错。从这两件小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威在朝中非常尽职，也正因为这些表现，他很快得到了新的职务——大理卿、京兆尹、御史大夫。同时，他的原职仍然保留，这样算下来，他一共担任了五个职位。且不说苏威能否应付得了五份工作，单论其声望在朝中恐怕也只有高熲、杨素等可与之比肩，文帝对苏威如此的重视势必会引起朝中其他官员的嫉妒。当时的治书侍御史梁毗曾当着众人的面在文帝面前弹劾苏威：“苏威独领五职，却没有举贤自代之心，这种人不堪大用！”隋文帝杨坚只是笑了笑，对梁毗说：“苏威一天到晚都勤勤恳恳，他是做大事的人，在举贤任能这方面自然有所欠缺，梁爱卿不要这样逼迫他。”虽然杨坚站在苏威这边，但是苏威被这番弹劾之词弄得脸红脖子粗，于是杨坚又扭头对苏威说：“有人赏识便能出仕，无人问津便退居山野，恐怕也只有我和你能做到吧！”这是文帝对苏威德行的赞赏之词，紧接着隋文帝又看着众位朝臣，说：“如果苏威没有遇到我，恐怕他是一身本事无处施展；我如果请不到苏威，只怕我的一腔治国热情也无处寄托呀！杨素是我的重臣，辩才无双，但如果让他去借古鉴今、正风制礼、教化百姓，他哪里能与苏威相比呢？苏威如果遭逢乱世，便会像南山四皓一样，怎会轻易折节呢？”这里提到一个“南山四皓”的群体，这个群体是指四位年迈的长者，皆有经天纬地之才，秦末汉初的时候隐居于商山，后来出仕西汉。《史记·留侯世家》和《汉书·张良传》有关于这四位隐士的记载，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这个群体被写为“商山四皓”，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商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中的“商山四皓”也是指的这四位。汉高祖刘邦当年想请隐居在淮阳山中的高人应曜出山，与“商山四皓”一同辅佐自己，但应曜数次拒绝拒不出山，从此就有了“商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的说法。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厘清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群体在《隋书·苏威传》中被写成“南山四皓”而在《史记·留侯世家》中则被写成了“商山四皓”了呢？我们如果从时间上来看，《史记》成书显然早于《隋书》，因此修编《隋书》的史官们不可能没读过《史记》，也不会不注意到这种差别，所以如果仅从成书的时间上看，“南山四皓”一词或为《隋书》一误。但是有一些后世学者的文章便可以把这个结论推翻。范子烨先生的《沈从文别解“悠然见南山”献疑》一文中提到沈从文先生有一篇短文，名为《“商山四皓”与“悠然见南山”》，沈先生这篇文章的撰写动力来源于他了解到的两个文物，一是朝鲜汉墓内出土的竹筐，一是河南邓县南朝墓出土的画像砖，这两件文物上面皆刻有“南山四皓”的字样，不过沈从文先生撰写此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辨析“商山四皓”和“南山四皓”两个名词，他的重点还是放在了考证陶渊明《饮酒》其五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句中“南山”和“四皓”的关系上。不过虽然沈从文先生没有考证“商山四皓”和“南山四皓”，但我们从他选择的行文方向上来看可以发现他大概是认同“南山四皓”这个讲法的。后来笔者又看到中山大学教授康保成先生的一篇论文——《试论陶渊明的“四皓”情结》，其中有关于“南山四皓”和“商山四皓”的讨论。康保成先生首先用《广韵》、《太平御览》、《乐府诗集》、《文选》、《艺文类聚》五部文献中的材料佐证“南山四皓”这一用法出现的时间之早及数目之多，后引段玉裁给《说文解字》做的注中的一段材料佐证南山和商山实为一山的说法：
曰蓝田山，曰商洛地肺山，曰终南山，东西相接八百里，实一山也。……商山，即商洛山，别名地肺山，位于南山之东，是南山的支脉，也可称“南山”。商山靠近蓝田山，二者有时混称。晋皇甫谧《高士传》称“四皓”隐于商洛山、地肺山、蓝田山、终南山者，以此故。总之，南山是山脉名，非具体山名，大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秦岭。商山是南山的支脉，秦末汉初四皓即隐居于此山。
所以我们既可称这个群体为“商山四皓”，也可称为“南山四皓”，两种说法并行不悖，并非史籍之误。至此，杨坚用自己的信任换来了苏威的倾心相助，高熲和苏威一起辅佐隋文帝打理隋朝内外诸事，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隋书》载：“时高熲与威同心协赞，政刑大小，无不筹之，故革运数年，天下称治。”到开皇九年（公元589年），苏威被拜为尚书右仆射，正式成为仅次于尚书左仆射的重臣，他的政治生涯也由此达到巅峰。
不过树大招风，好景不长，苏威在到达自己人生巅峰后不久就被拉下神坛。这一切都由一场宴会开始。
苏威的儿子叫苏夔，苏夔继承了苏威的才华，年少成名，天下称道，并且喜好结交高士，所以门下招纳了许多宾客。在一次宴会上，苏夔和众宾客在讨论礼乐之事，席间苏夔和当时的国子博士何妥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但不知是因为苏夔平时礼贤纳士还是众人惮于苏威的地位，总之当意见出现分歧的时候，大部分人都站在了苏夔这边而反对何妥的意见。苏夔有没有学问呢？其实是很有学问的。《隋书·苏威传》记载说苏夔字伯尼，从小就非常聪慧，能言善辩，年纪稍长，接受了更专业的学术训练，博览群言，尤其擅长音律礼乐，并且精通骑射，曾经与杨雄驰射打赌，还把杨雄的骏马赢了回来，可以说是允文允武。何妥在礼乐方面的造诣不如苏夔，或许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何妥并不这样想，他觉得自己是堂堂国子博士，学富五车，怎么能够在苏夔这个晚辈面前丢脸呢？所以经此宴会一事，何妥一直如鲠在喉，时时都在寻觅着对苏夔和他父亲苏威实施报复的机会。
不日，杨坚收到一封奏折，陈列了苏威四条罪状。第一条，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结成朋党；第二条，苏威在公共场合呼王弘为世子，尊李同和为叔父，三人有如一家人；第三条，苏威通过不正当手段让他的兄弟苏彻、苏肃做官；第四条，国子学请荡阴人王孝逸做书学博士，但是苏威的下属卢恺却将王孝逸拉拢到自己府中做参军。杨坚随即下令自己的儿子蜀王杨秀和我们后面要提到的虞庆则彻查此事，结果属实，杨坚于是把苏威叫来，当堂让他读《宋书·谢晦传》中的朋党之事。苏威读着读着就变了脸色，“扑通”一声跪倒，摘帽叩首谢罪。杨坚只冷冷地抛出一句：“爱卿，这时反悔，恐怕太晚了吧！”苏威浑身颤抖着，趴在地上不敢抬头，他感觉有人重重地踩在他的脊背上，疼痛且冰冷，尴尬且羞耻。
“将苏威以开府（古时高级官员，不过苏威此时没有实权）的身份革职回家！”这是最后的判决结果，也是苏威政治生涯的第一次免官。
我们在很多电视剧中会看到诸如“临阵斩将，于军不利”之类的台词，隋朝面临的境况也是如此。帝国方兴，正是用人之际，杨坚不会轻易放弃苏威这样的人才，他很快就召苏威回来，赐爵邳公，担任纳言，理由是苏威纠集朋党，是为小人所误，非其本人之失。话虽这样说，但不过是敷衍的辞令而已，杨坚心里早已对苏威有所戒备。果然不久之后，在泰山祭天大典时，苏威再次因一些不敬的举动被罢免。但后来很快又官复原职。杨坚对此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从己则悦，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灵活是好事，但过分灵活，就如杨坚所讲的，会异化成一种类似圆滑的心态。杨坚对苏威的评价颇为中肯，至少我们看到史料中的苏威，他的灵活是为了自己的成功，为了能让自己在社会中始终保持着胜利者的姿态。我们在前文介绍过，苏威的父亲苏绰是前朝著名的经济学家，虽然苏威五岁丧父，但这样的家庭环境的熏陶显然一直伴随着他成长。他更像是一个“商人官员”，利益得失在他手中被盘算得非常清晰。也正因如此，纵然苏威的政治生涯非常坎坷，但也没有出现像高熲那样被一黜到底、到炀帝时惨遭冤杀（此为后话）的状况，可谓是隋朝政坛的一棵常青树。到仁寿初年，苏威再一次被拜为尚书右仆射。隋文帝杨坚在仁寿宫病倒的时候，曾召杨广前往侍疾，苏威奉命留守长安，继续打理日常政务。
以上基本就是苏威仕于文帝杨坚朝时所经历的主要大事。我们暂且先放在一边，再来看一下第二组，虞庆则和杨雄。
虞庆则（？——597），京兆栎阳（今属陕西省西安市）人，他的出身与高熲、苏威有很大不同，《隋书·虞庆则传》记载：
虞庆则，京兆栎阳人也。本姓鱼。其先仕于赫连氏，遂家灵武，代为北边豪杰。父祥，周灵武太守。庆则幼雄毅，性倜傥，身长八尺，有胆气，善鲜卑语，身被重铠，带两鞬，左右驰射，本州豪侠皆敬惮之。初以弋猎为事，中便折节读书，常慕傅介子、班仲升为人。
这段记载传递给我们四个信息。第一，虞庆则先祖仕于赫连氏，以灵武（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为籍。赫连氏是匈奴人的一支铁弗部的首领姓氏，其中最著名的一个首领叫赫连勃勃，他带领这支部族在今天的宁夏一带建立了一个夏国。这个夏国后来被北魏吞并，这个部族也就就此融入了鲜卑和汉两个民族中了，虞庆则祖上也借着这个机会开始为北魏效力。第二，在北周与北齐之间，虞庆则父亲虞祥选择了北周，担任北周灵武太守。这也不令人奇怪，毕竟他的家乡在那里。第三，虞庆则善武，身长八尺，性情豪放，艺高胆大，能左右驰射，并且会讲鲜卑语，是一个胡化程度很高的汉人。第四，虞庆则能文。他上马能拉弓射箭，下马也能折节读书，非常仰慕傅介子和班仲升。傅介子是西汉时期著名外交家，能文能武，班仲升就是班超，东汉著名军事家，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成语“投笔从戎”就是他的故事。虞庆则既然崇拜班超和傅介子，我们大概也可以猜到他的理想了，不外乎就是能在外交与军事领域有所建树，而他身上不同于高熲、苏威的特质——擅武、胆大，也帮助他很快实现了这两个理想。
虞庆则和裴政一样，最早仕于北周时就干出了不小的名气。当时有一个民族叫稽胡，盘踞在石州（今属山西省）一带，经常作乱，为害一方。这场叛乱被高熲平定后，他决定派一个人镇守在石州，以防稽胡死灰复燃。思来想去，高熲推荐了虞庆则。我们会注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苏威和虞庆则都是被高熲推荐出来的。高熲这样的作为，倒颇包含着几分“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心态，虽然我们现在说的成语“逢人说项”不太像个褒义词，但笔者宁愿持一种褒义的心态来看待高熲面对人才时的豁达胸襟与非凡见地。虞庆则受高熲推荐，到石州任职，他个人从小弯弓射箭，有一副侠义心肠，特别讲义气，做事也严格，所以短短两年，石州当地的稽胡就受其感化而纷纷归附。高熲曾是杨坚岳父独孤信的下属，后来投靠了杨坚。杨坚对他非常信任，对他推荐的人才也非常信任。隋初立，虞庆则就“进位大将军，迁内史监、吏部尚书、京兆尹，封彭城郡公，营新都总监”，一人身兼三职，这样的待遇，几乎接近于苏威。
虞庆则仕隋后没过多久，开皇二年（公元582年），他迎来了自己表现的机会。突厥皇后千金公主，以前是北周宗室，对杨坚建隋代周耿耿于怀，于是每天向沙钵略可汗吹枕边风，鼓动沙钵略可汗发兵攻隋。突厥兵快马弯刀，骁勇善射，一时间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等地皆遭到掳掠。杨坚大怒，下令王弘、豆卢勣、窦荣定、高熲、虞庆则共为元帅，迎击突厥。《隋书·突厥传》记载了这次的战况：
沙钵略率阿波、贪汗二可汗等来拒战，皆败走遁去。时虏饥甚，不能得食，于是粉骨为粮，又多灾疫，死者极众。
战场之相，惨不忍睹。总的来说，隋朝取得了这一仗的胜利，但是对于虞庆则来说，这次出征虽然有一个不错的开始，却没有完美的结局。两件事为这次胜利蒙上了或多或少的阴影。第一件，虞庆则所部由于迷失方向，加之西北大漠朔风寒雪，许多士卒饥寒交迫，手指头被冻掉，还没交战隋军就出现了大量减员。第二件，隋军中行军总管名叫达奚长儒，他率领二千余骑兵迎击突厥，因寡不敌众反被突厥所围。虞庆则或许是担心如果贸然出击营救达奚长儒，会让自己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于是紧闭营门，坚守不战。但是达奚长儒并非等闲之辈，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抖擞精神，指挥士兵上前突击。突厥是游牧民族出身，骑术精湛，几次三番冲乱了达奚长儒的阵型，长儒屡次整合队形，利用骑兵的机动性，与敌来回周旋，且战且退，将突厥牵制了足足三日。到最后，士卒手中的兵器全部砍坏，达奚长儒令士兵赤手空拳与敌短兵相接，打到白骨外露、鲜血淋漓。突厥兵一时间气势受挫，达奚长儒趁机率军一鼓作气，杀出重围。这一仗打下来，达奚长儒率领的骑兵死伤大半，自己身上五处受伤，两处被刀剑直接击穿。突厥兵士气受挫，在战场处焚烧尸体，大哭而去。我们在敬佩达奚长儒的勇猛的同时，也应看到虞庆则身为统帅，在对敌作战中造成部队重大伤亡，是一定要受处罚的。大家都知道的西汉飞将李广就曾因作战不利而被削职为民。但是，杨坚或许是因为此次对突厥整体作战获得了胜利，因此没有责备虞庆则，反而给他升职，让他做了尚书右仆射，地位与苏威相当。
在外交方面，虞庆则的贡献显然更大。大家都知道突厥虽然是一个很庞大的少数民族集团，但其内部争斗不断，是分裂为******和西突厥两部的，我们前面讲的突厥进犯，指的就是******。在******和西突厥的争斗中，******一直处于弱势，加上此次南犯受挫，沙钵略可汗决定养兵休战，一方面存蓄力量，另一方面防止西突厥的骚扰。看到隋朝日渐强大，沙钵略可汗决定依附隋朝，希望借此减缓本国的压力，于是就派人就告诉杨坚，请求两国同结盟好，再不为战。杨坚也给足了沙钵略可汗面子，二话不说，选择了虞庆则，还有隋朝非常著名的外交家——长孙晟一同出使。沙钵略可汗是个聪明人，他虽然想依附于隋朝，但他清楚自己不能在一开始就保持低姿态，否则很容易让自己在谈判中失去回旋的余地，也就没有办法让突厥在这场谈判中获得的利益最大化，所以谈判刚开始的时候，沙钵略可汗想与隋朝“亢礼”，也就是我们说的“抗礼”，即与隋朝平起平坐，二者互相依靠。这个要求很无礼，但不过分，对于一般的外交家来说，很不好回答。虞庆则没有被沙钵略可汗的要求所震慑，而是搬出了以往******进犯隋朝的事例，指责沙钵略可汗得寸进尺。沙钵略可汗尽管不占理，但仍然坚持原来的要求。跟虞庆则一起来的长孙晟又据理力争，终于将沙钵略可汗说动。虞庆则趁机要求沙钵略可汗向隋称臣，沙钵略可汗只感叹了一句：“得作大隋天子奴，虞仆射之力也。”最后，沙钵略送给虞庆则良马千匹，还要把女儿嫁给他。隋最终在这场外交中获得了胜利。实际上，隋与突厥的外交进程，远不止这么简单，笔者在此只引《隋书·虞庆则传》里所记述的经过，而另外一位一同出使的长孙晟在隋与突厥的外交中起到的作用也非常大，笔者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在此不作更多引述。杨坚本来希望******出于礼节表达，能让虞庆则带回三五匹公马就非常不错了，没想到虞庆则一次性给他带回来了数千匹。于是杨坚大喜过望，拜授虞庆则为上柱国，封鲁国公，食禄千户。
虞庆则的政治生涯总的来看比较平稳，但到了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这样的平稳也被打破了。岭南地区发生李贤叛乱，隋文帝杨坚欲举兵讨伐。朝中武官纷纷请战，但杨坚心里其实早就有了理想人选，正是虞庆则。但是虞庆则并没有主动表态请求出征，这让杨坚有点恼火，他对虞庆则说：“位居宰相，爵乃上公，国家有贼，遂无行意，何也？”杨坚的意思是指责虞庆则身居要职却不够负责，没有主动为他分忧的意识。虞庆则一听皇帝这样责备他，自然连连请罪，并要求出征平叛。然而，这一次本来可以顺利进行的平叛行动却因为一个人的加入而产生了重大风波——虞庆则的妇弟，也就是我们口语中讲的小舅子，赵什柱。赵什柱是此次平叛军的随军长史，但是他身上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与虞庆则的爱妾有私情。赵什柱担心事情泄露，就四处散播虞庆则不想出征、不愿出力的谣言。杨坚听说后，本来打算为虞庆则举办的送行宴也取消了，虞庆则向他辞行的时候，杨坚也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被这一番流言打击得不尴不尬的虞庆则只好悻悻作罢，带兵上路。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并没有结束。叛乱平定后，虞庆则行至潭州临桂镇，察看了地形后，环顾左右：“此地地形险要，如果能得善守之人驻守于此，辅以充足的粮草，必定难以攻克。”于是虞庆则派人先回长安告诉杨坚自己的这个想法，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打探一下杨坚的意思，看看他气消了没有。
谁曾想，几日后，长安传讯回来，将虞庆则处决！原因很简单，两个字——谋反。
虞庆则派出去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心想害死自己的小舅子——赵什柱。
一代名臣，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在了家人手中。赵什柱因“举报”有功，被封柱国。这基本上就是虞庆则传奇但又令人叹惋的一生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杨雄。
杨雄（540——612）的出身与高熲、苏威、虞庆则又有所不同了。杨雄是杨坚族子，与杨坚是有血缘关系的。《隋书·杨雄传》记载：“雄美姿仪，有器度，雍容闲雅，进止可观。”杨雄长得漂亮，有气度，举手投足间优雅华贵，是个非常典型的魅力公子形象。在仕途方面，杨雄与虞庆则比较相像，早在北周时期就有了不小的名气。周武帝宇文邕巡幸云阳宫时，卫王宇文直趁机谋反，率众袭击肃章门，杨雄率兵奋起抗击，将这场****镇压了下去。到宣帝朝，被封邗国公，食邑五千户。杨坚执掌北周大权后，时任雍州牧的毕王宇文贤欲推翻杨坚。当时杨雄正好是宇文贤的别驾，于是就向杨坚打了“小报告”，杨坚迅速诛杀了宇文贤。后来宣帝下葬时，杨雄又奉命护送灵柩到皇陵。立下的一个又一个功勋，最终让他“进位上柱国。”杨坚即帝位后，杨雄步步高升，先后做到左卫大将军、右卫大将军，封爵广平王，成为了杨坚身边的亲信。当时有人举报高熲有暗结朋党之嫌，杨雄撇开同僚之间存在的竞争等一切因素，义正言辞地为高熲平反，“臣日夜守卫宫廷，不离陛下左右。如果有朋党集结，臣肯定率先知晓！高熲处事严正，秉公守法，希望陛下明察！”《隋书·杨雄传》载：“雄时贵宠，冠绝一时，与高熲、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
杨雄在仕途中没有犯过什么大错，在同僚中声望也很高，这反而让杨坚更加担忧。我们前面第一次提到四贵的时候也讲过，没有任何事件作为契机或导火索，也没有任何征兆，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杨坚突然下诏任命杨雄为司空，剥夺了他的军权，十年后（公元599年），封清漳王，仁寿元年（公元601年），又改封安德王，理由是“安”、“德”二字与杨雄德行相称。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杨坚给杨雄什么样的封号，始终都没有让他回到核心领导层。到后来隋炀帝执政的时候，虽然曾让杨雄担任过太子太傅、京兆尹，还做过一些地方官，但其权力已经远远不及他在文帝朝担任左右卫大将军时那么大了。隋炀帝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炀帝东征高句丽时，杨雄发病死于军中。
又是令人唏嘘不已的一生！
杨雄之后，我们要介绍的人物是李德林。李德林（530——590），字公辅，博陵安平（今河北省定州市）人，从其生卒年来看，李德林属于隋朝早期重臣，他的政治生涯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南北朝时期渡过的。与隋朝其他几位重臣相比，李德林没有苏威、高熲那样强有力的政治手腕，也没有虞庆则、杨雄那样的军事才能，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文臣，《隋书·李德林传》记载：
德林幼聪敏，年数岁，诵左思蜀都赋，十馀日便度……年十五，诵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俄而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辞覈（详实、严谨）而理畅。
李德林年轻时除了以才情著称，还以孝著称。父亲去世的时候，李德林扶柩还乡，寒冬之日光脚单衣；母亲生病时，李德林在家一边读书，一边照顾母亲，拒不出仕，后来他出去做官后，母亲病逝，他整整五天水米未进，患上发热病，遍体红肿。李德林身边的一些朋友陆骞、宋士素、张子彦等给他调制汤药，他拒不服用，没想到过了几日，病突然好了，大家都说这是李德林的孝心感动了上天。李德林身上的这些品质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欣赏，也引起了一个人的兴趣——北齐任城王高湝。高湝是高欢的第十个儿子，《北齐书·高湝传》对高湝的形容词是“少聪慧”，神童之间往往比较有共同语言，高湝非常欣赏李德林，把他召入府邸，常在一起交流。李德林从此进入了北齐系统，正式踏上仕途。高湝把他推荐给了尚书令杨遵彦，推荐信中称赞他：
今岁所贡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学识，固不待言，观其风神器宇，终为栋梁之用。至如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
这些赞美之词几乎把李德林捧上了天，杨遵彦半信半疑，亲自考察了他一番，也觉得很满意。此后，李德林的官职以惊人的速度向上攀升，先后做过丞相府行参军、员外散骑侍郎、中书舍人、中书侍郎、通直散骑常侍等要职，基本上都是以文职为主。值得一提的是，李德林在文林馆（北齐所设的集合了一大批文人学士的文化机构）工作时，曾和时任黄门侍郎的颜之推共事过，而颜之推留给后世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妇孺皆知的《颜氏家训》。
周武帝宇文邕平定北齐之后，力邀李德林为自己效力。后来杨坚辅政，李德林就转投到了杨坚的门下，在处理三方叛乱时常向杨坚出谋献计，处理各种军务文书，解决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收受尉迟迥贿赂的问题，避免杨坚临阵换将的重大失误。杨坚曾感叹道：“若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但是，与虞庆则、苏威、杨雄一样，李德林最终也渐渐在杨坚门下失宠，源于两件事。第一件，隋朝初立，虞庆则建议杨坚屠戮北周宗室，削弱宇文氏的影响。李德林出于一个文人的气节与道义上的考虑，坚决不许杨坚这样做。但是从前面我们对杨坚的一系列介绍中，大家都能察觉到杨坚固然勤政，但有时的确是个强硬冷血且危机感非常强的人，面对时时可能造成威胁的宇文氏，他自然不会站在李德林这一边。李德林“自是品位不加，出于高、虞之下。”第二件，苏威提议每五百户设一个乡正，用以处理民间诉讼。李德林再一次站出来反对，理由有三，一、乡正在乡间必定有亲属朋友，天高皇帝远，如果把这么大的权力授予乡正，很容易造成判决不平的问题；二、要在仅仅五百户的范围内选出乡正，恐怕其才其德都难以保证；三、有些偏僻的县乡不足五百户，不具备选举的条件。杨坚觉得李德林说得也有道理，于是就召集百官商议，大家都同意李德林的意见。苏威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于是又提出一个想法——废郡。李德林仍然反对，不过他反对的不是废郡，而是苏威的做事方式：“修令时，公何不论废郡为便。今令纔（才）出，其可改乎？”意思是指责苏威事先不做好准备，现在提出废郡就要更改法律，朝令夕改，王朝的公信力将遭到破坏。杨坚拿不定主意，让高熲来评判。我们都知道高熲和苏威本质上是同一种人，强硬的政治家所见略同，高熲自然站在苏威这边。杨坚一看情势如此，也就没有采纳李德林的建议。
李德林后来奉杨坚之命写了一部《霸朝杂集》，记述杨坚辅政时的大事，杨坚虽然对此非常满意，还加封李德林父亲为定州刺史，安平县公，谥号曰“孝”，由李德林承继之，但很显然自从上次屠戮宇文氏以及乡正事件后，杨坚和李德林的关系已经产生了不可弥补的裂痕。平陈时李德林出谋划策，功不可没，但是杨坚取消了本欲赏赐李德林的政令，收回了李德林索取的八十个市店。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虞庆则指出了李德林之前极力反对的乡正问题，杨坚正要下令废除，李德林又站出来反对，理由仍然是朝令夕改于国不利，并且要求严惩这些总想着随意更改法律的人。这一次杨坚彻底被激怒了，他又想起了不久之前李元操和陈茂举报过的李德林谎报父亲官职的问题以及宇文氏事件、乡正事件，于是杨坚大骂李德林：
公为内史，典朕机密，比不可豫计议者，以公不弘耳。宁自知乎？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不当说孝经也。又誷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实忿之而未能发。今当以一州相遣耳。
杨坚这一番话几乎囊括了李德林仕隋以来大大小小所有触怒他的行为，最后一句“今当以一州相遣耳”刺得听到的人头皮发麻，这意味着李德林从此彻底失去了在中央为官的机会，他先任湖州刺史，后又转任怀州刺史，取得的政绩也非常一般，一年后，卒于任上，享年六十一岁。
笔者在简要介绍完苏威、虞庆则、杨雄、李德林四个人之后，需要按照前面的分组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高熲和苏威是一类人，他们都是具有非凡政治才能的人，文能治国，懂经济、行政、文化；武能安邦，懂行军、指挥、养兵，是隋朝宰相一级高官的理想人选。对于高熲、苏威这类人，杨坚力求把他们的能力最大化，但是能力最大化不等于权力最大化。苏威有集结朋党之嫌，立刻就遭到免官，前文讲到高熲干涉到杨坚和独孤皇后废立太子的事件中，又与王世积谋反案相牵连，旋即也遭到了免官。杨坚是个勤政的皇帝，但不是个有人情味的皇帝，他在处理某些问题时更像一个被设定好按照某种触碰不得的红线来进行判决的机器人，他不像政治家，更像是政治机器，特别是在他执政的后期，这一特点愈加明显，已全然没有了他在北周谋取辅政之位时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环境适应能力。笔者可以在此大胆揣测，如果杨坚不是皇帝而是担任某个官职的话，下场或许比高熲、苏威更惨。
虞庆则和杨雄都是更善于带兵的人物，皆是有大将之风的人才，杨坚对待他们的第一原则与对待高熲、苏威一样——能力最大化不等于权力最大化。但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细节，虞庆则和杨雄都手握重兵，也都是赫赫有名的大隋功臣，不过虞庆则最终面临的却是一个被杀的命运，而杨雄则仅被剥夺了实权，并且还有爵位保留。这难道仅仅是因为虞庆则被赵什柱这样的小人诬告谋反吗？笔者认为这只能算是原因之一，实际上背后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杨坚对虞庆则加以提防，绝不是在传出他有意谋反的消息之后，而是在李贤叛乱前。大家应该注意到一个细节，杨坚要选将平叛，虞庆则没有主动站出来，杨坚就非常恼火。这顿火发得有点匪夷所思，虞庆则只不过是没有主动自荐，或许是出于谦虚，或许是有其他考虑，要知道大隋一朝能征善战的名将不在少数，所以杨坚仅仅因此就责备虞庆则有点太不合乎常人的感情。我们或许可以大胆猜测：杨坚此时已经开始提防虞庆则了，所以对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常敏感。这只是第一层背后的原因，另外笔者认为还有第二层的原因：出身差异。虞庆则是一个胡化程度很高的汉人，出身北周官僚系统，而杨雄是杨坚族子，是与杨坚有血缘关系的。与虞庆则相比，杨雄显然更得杨坚的信任，两人“待遇”不同也就不足为怪了。
李德林与上文所述这几位又有所不同了。首先李德林是一个纯粹的文生，从他的成长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接受正统儒学训练的学者，所以在一些问题的判断和处理上常常带着儒家正统的原则，通俗点讲就是该狠的时候狠不下去，该灵活的时候灵活不起来。在官场上，虽然李德林的才情是不容我们忽略的，但有时候，他确然没有虞庆则那样的勇气，也没有苏威、高熲那样的灵性。其次，李德林出身于北齐系统，北齐与北周是生死冤家，纵然周武帝宇文邕对他十分欣赏，杨坚在平陈过程中以及处理一系列重大问题时都会参考他的意见，但当苏威、高熲和李德林产生矛盾或分歧的时候，杨坚无一例外，全都站在了高、苏二人这边，即便以后事实验证了李德林的建议是正确的，杨坚也没有悔意，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到杨坚轻视北齐系统官僚这一地域偏见是挥之不去的。
但是我们同时又应该注意到，杨坚用人，有高熲苏威这样的政治人才，有李德林这样的文学人才，也有虞庆则、杨雄这样的军事人才，在人员的结构配置上是比较合理的。此外，虽然有一些不可排除的地域和民族偏见，但杨坚能够大胆起用虞庆则这样的“半胡人”官员和李德林这样的北齐系统出身的官员已是非常难能可贵了。前面介绍高熲时曾讲过他自称是渤海蓚人，且不论真假，至少有攀附大姓之嫌，并且渤海高姓和北齐也是有联系的。杨坚能够重用高熲，亦是一例。这对隋朝的政权稳固十分重要，也对民族的融合意义非凡。分析到此，笔者需要指出的是，高熲、苏威、虞庆则、杨雄、李德林五位重臣，只能算是文帝一朝官僚的代表，由于篇幅所限，笔者只能暂且以这五个人为代表来对隋文帝杨坚的用人之道做一个简要的说明，而非步步为营的推论。复旦大学韩昇老师的《隋文帝传》中有更为详尽的论证过程，韩老师列出了文帝朝三省长官和六部长官的名册清单，以此来探究杨坚的用人策略，这是更为严谨的做法，对于理解担任三省六部长官的人员变化也有更好的效果。笔者前文提到了陈寅恪先生的“关中本位政策”，在分析完这五个人后便可对该学说作一个简评。陈寅恪先生在两部作品中讲得很明白，所谓“关中本位政策”，大体可分为“关陇文化本位之政策”、“关陇物质本位政策”、“关陇地域为本位”、“关中本位之根据地”几种，虽然学术界许多研究者将这几种看作“关中本位政策”的别称或别号，但笔者认为实际上也可看作是“关中本位政策”所包含的内容。“关中本位政策”包含的内容很广，比如改姓，西魏八柱国之一、李渊的爷爷李虎改河北赵郡李氏为陇西李氏，这一点后来被隋文帝杨坚继承下来了，隋唐皇室坚持称自己是弘农陇西人。比如用周制，上一章在介绍裴政时笔者曾引《隋书·裴政传》一段：“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卿，设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尊古礼。”这实际上是在建立胡汉两族共同的文化认同，从而组成一个强大的团体。民族的融合是我们讨论隋唐大一统时永远避不开的一个话题。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曾指出：“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封建国家中，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第一步就是建立起共同的文化认同。比如府兵制，北周与北齐对抗，面临兵源不足的问题，于是北周政府放开入伍的限制，组合成胡汉混合的军队，最终演变成为府兵制，《隋书·食货志》言：“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同时，鲜卑族将领统率的兵卒都跟随该将军姓，这对于团结士兵、提高凝聚力和战斗力意义重大。为什么南宋岳飞的岳家军和明朝戚继光的戚家军有非常强悍的战斗力？原因就在于兵将一体、兵将一心。当然，府兵制有其实施上的弊端，这一点笔者会于后文再加说明。从大方向上看，“关中本位政策”一直到唐太宗时期都没有遭到破坏，其所沿用的仍然是宇文泰和苏绰创立起的那一套法统，国家统治集团也仍然出于关陇集团及其后裔。但在一些细节上，“关中本位政策”在隋文帝时就已经遭到破坏了，其后隋炀帝和唐太宗时更甚。韩昇老师在《隋文帝传》中讲：
执政人物的籍贯分别为京兆、天水、华阴、河东、博陵和渤海，其中，天水出身的赵芬和赵煚任期短而手无实权，故文帝时期的政府首脑人物大致集中在京兆到洛阳一线，此其二。这些人（柳机和后期的皇室人物除外）都在周隋鼎革中坚定支持隋文帝，故文帝用人重在政治立场，并不完全固畛域之见。
到隋炀帝时这样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了。受后世小说家的渲染，大家提到隋炀帝便能想到评书演义中他与萧皇后的风流韵事，想到他巡幸江都，开运河去南方观赏琼花，实际上历史上的隋炀帝杨广也是如此，较之杨坚，他不仅仰慕南方的秀美山水、奇花异草、香车美人，更仰慕南方的文化。至唐亦然，岑仲勉先生在其《隋唐史·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一节中对唐太宗的用人做过统计，亦可证明笔者的看法：
太宗用人，虽不定各当其才，要可说绝无界限，此一点就其命相观之，即显而易见。今试依新唐书六一宰相表，从即位日起至临终日止，计曾居相位者共二十五人；就中如许敬宗、褚遂良同籍杭州，江****也。王珪（太原人）、温彦博（并州人）、张亮（郑州人）、李世勣（滑州人），河东与河南之编氓也。高士廉（北齐之后）、房玄龄（临淄人）、封德彝（渤海人）、魏征（魏州人）、戴胄（相州人）、侯君集（幽州人）、马周（博州人）、高季辅（德州人）、张行成及崔仁师（均定州人），又皆来自山东区域者也。
在这些细节上，我们可以说隋唐时的“关中本位政策”已不再是宇文泰和苏绰创立的“关中本位政策”之原貌了，不过我们尚不能说“关中本位政策”已经遭到完全破坏，因为无论是原貌的“关中本位政策”或者是后来稍有不同的“关中本位政策”之变体，其背后所体现出的力求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经济繁荣等诉求皆是直到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去敬仰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