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
有一位我所敬爱的长者——杜国庠同志（哲学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广东分院院长），生前曾经这样对我说过：“母亲是最值得怀念的。一个人能够长大，一般来说，主要靠母亲。母亲们含辛茹苦，在养育孩子上的功劳，是一般做父亲的难以比拟的。”他这番话，我很有同感。我还记得杜老早年用过的一个笔名，就叫做“念慈”。
大概也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吧！世间人们所写的怀念母亲的文章，比怀念父亲的要多得多。有时，我也很想写一篇。但人的感情是很奇特的，对于太熟悉、太亲切的人，提起笔来，思潮如涌，有时反而有一种“欲说还休”的感情。我经常怀念我的母亲，但是多年来却始终没有写成什么文章。
最近，因为有所感触的缘故，终于下决心要写一篇了。
我的父亲原本是乡间的一个裁缝，后来飘洋过海，浪迹南洋各地，当了资方代理人，成为新加坡一间米行的经理。但是最后又破了产，摒挡回国。在他比较有钱的时候，他娶了三个妻子（按照旧的传统说法，是一妻二妾），我的生母和三母，都是“妾”。她们两人有一些相同的命运，小时候都当过婢女，长大了都做“妾”。
在旧社会生活过，或者读过《红楼梦》之类小说的人，都知道婢女、丫头（在广东又有“赤脚”、“妹仔”之类的别称）是怎么一回事。旧时代，贫苦人家（大抵是农民，自然也有少量城市贫民），在穷得无以为生的时候，就把女儿卖给大户人家当婢女。如果是在哀鸿遍野的旱涝凶年，有些地方还会出现“人市”，成群女孩子被插上“草标”作为贩卖的标志。平常年景，贩卖就是零星地进行的了。每当一户农家穷得生活不下去的时候，“中人”就上门了，把他们的十岁左右的女孩子带给大户人家看看，那些地主绅商们的女眷就出来评头品足。凡是相貌标致的，身体健壮的，价钱就多一点。因为等到这些婢女长大的时候，转卖出手时价钱也可以相应高些。凡是相貌差的，身体弱的，脸上受过伤、“破了相”的，或者“流年八字不好”的，价钱就给压低了。被卖的女孩子一过门以后，往往就给改了名字，什么春兰、夏莲、秋桂、冬梅之类就是。有些穷家女孩子被卖断以后，父母要来探视她们都很困难。有的大户人家根本不让进门，有的穷父母三两年来一趟，还得拿红桌裙围着身子，才算“辟了邪”，准许走进“花巷”（就是从侧门进去的地方）和女儿短暂聚一聚。好些婢女的卖身契，还有写着：“凭中说合，一卖千休”、“倘有落水夭亡，各安天命”的。婢女买卖，实际上可以说是古老的奴隶制社会的残余。
我的生母叫做吴琼英，三母叫做余瑞瑜。这自然都是后来起的名字，她们做丫头时的名字，生母叫做“莲香”，三母叫做“绿霞”。因此，我从小听到的关于丫头生活的故事特别多，她们告诉我，有些丫头被养主鞭打，每天早上到河边洗衣的时候，常常各自揭开衣袖裤管，彼此出示伤痕。有的丫头由于吃不饱，竟偷生米，捉盐蛇吃。有的丫头晚上给“老奶奶”、“少奶奶”捶腰的时候，由于太疲倦了，打着瞌睡，竟给那些老奶奶、少奶奶一脚踢下床来。我的三母亲告诉我：有一户人家，一个少爷为了寻开心，晚上特意支使一个丫头上镇买东西，他自己则扮神扮鬼，装成活无常的样子，头上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冥镪，还画黑了脸，躲在暗处，当丫头走进暗巷的时候，他大喝一声闯了出来，竟把那个丫头吓得瘫倒在地，最后不治身死。
但是，我的这两个母亲很少谈及自己的婢女生涯。上面提到的那些事情，大抵是她们的同伴或者附近人家的。不过，她们自己的生涯，不待说，也是相当凄苦的。
读者们大概会这样想：我在这里记叙的主要是我的生母的事迹，但实际不然，我虽则也会谈谈我的生母，但主要部分却是谈我的三母。她给我的印象，比生母给我的还要深。
我的这两位母亲，由于少年时代都曾经度过艰难竭蹶的生活，长成后健康都很差。我的生身母亲吴琼英患有肺病，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逝世了。她生前，对待儿女十分严格，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她常常把少年时代的悲苦生活告诉我们兄弟姊妹，要我们立志向上，同情穷人。她长期受疾病的折磨，曾有一个夜里企图悬梁自尽，解除痛苦，被我的弟弟发现，弟弟号叫起来，全家人都惊醒了，她这才被父亲从绳套里救了下来，但是不久她就因病重逝世了。我们兄弟姊妹围着她的遗体哭泣，她的眼角竟然渗出了泪水，这事情给我们的印象当然非常深刻。当时我完全不能理解这是什么原因，到了长大以后，我才知道人刚刚死亡的时候，并不是全身的器官同时死亡的，有的器官还保持着一定的机能，所以一个人刚咽气的时候，并非任何器官对外界的影响都毫无反应。此前，我的生母在世的时候，她也曾经到新加坡来小住过，相处也还融洽，我们都认识她。按当时的习俗，我们叫她“三姐”，因为照封建社会的规矩，儿女们对父亲的侍妾，丫头出身的母亲只称为“姐”（生母例外），这规矩到了多年以后，我们才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它破除了，改口称她为“三姨”。但是，直到如今，我的叔伯兄弟提起她时仍然称呼为“三姐”，这样的称呼使我异常厌恶。似乎一个女人只要是丫头出身的，一辈子都要低人三分。封建习俗的残余在中国的确是相当严重的。
三姨自己没有生儿育女，而我的生母却养下了七个男女。当她来到新加坡我们这个海外的家，照料我们的时候，她才三十多岁，照现在的标准来说，还是个“女青年”呢！但是她已经要挑起教养七个不是自己所生的孩子的责任了。
她的身子一直都很瘦弱，体重从来没有超过一百斤。而且，她又有昏眩病，每当发作起来，就脸色铁青，咬紧牙关，不省人事。要旁人撬开她的嘴巴，灌下药去，才逐渐苏醒。但是在她能够下床走动的时候，就总是很勤劳地操持家务。她，一个婢女出身的人，当然没有受过什么学校以至私塾的教育，然而依靠自己随处留心，居然也认识一些字，可以看懂普遍的书信和便条，只是不能书写而已。
我小的时候异常顽皮，是兄弟姊妹中受父母惩罚最多的一个。在学校被老师打，回到家里被父母打，因此常常遍体鳞伤，鞭痕像大蚯蚓似地遍布在小腿大腿上。这些鞭痕，有些是三姨给我的，但是她打我厉害的程度，并没有超过我的生身母亲。由于我比较倔强和调皮的缘故，有时她打我，我也打她（那时我大概十岁的样子），两个人像走马灯团团转地扭打着。照一般人的看法，这样的非亲生的母子关系，以后发展下去一定很糟糕了。但是事实不然，到我长大以后，我们母子关系相当好的原因是：三姨既有严格的一面，也有慈爱的一面。例如，当事过境迁以后，她有时就噙着泪水给我的伤口涂药。即使是小孩子，对于大人的善意或者恶意，也是常常有很好的判断力的。在当时，她可能认为“打”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之一了。
在这么一个家庭里，管这么一大群孩子，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的大哥患肺病，常常需要煎药照料。我的小妹妹由于是在我母亲病重时产下的，先天不足，孱弱爱哭，三姨在她身上特别花费了巨大的心力。我的小妹妹后来和她的感情极好。
我的父亲是一个豪迈好学的商人，足迹踏遍南洋各地，到过好些国家，很爱读书。但是他酗酒成性，每当酒醉后回家，常常大吵大闹，有时也对三姨乱发脾气，这样的场面出现了多次。在这种场合，我们总是把同情放在三姨一边，一个人在小时候的境遇对他以后一生的发展的确很有关系，由于对父亲酗酒的反感，我长大以后，竟成为一个不会喝酒的人，一杯白酒就足以使我醉倒。
当父亲破了产之后，我们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不久他摒挡一切回国，除大哥在一间酒店工作，大姊已经出嫁留在新加坡外，我们都被带回“唐山”乡下。这时我们家境大不如前，我念书的学费，有的是三姨拿出她的私蓄来供应的。事情隔了几十年，有些场面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就是：每当夜读时，她拭亮了灯筒，为我点火的场面；我上床之后，她用蚊灯细细照蚊子的场面，以及她从柜子里取出一些小小的金饰，瘦弱的手拿着厘秤，称着重量，给我作为学费的情景。
那时我们的家境很困难，她拿出这些仅有的微小金饰，是大不容易的。她常常织网换取微薄的收入，补充生活。织网所得异常微小，大概是一千网眼才三两个铜板吧，网店在这宗生意上进行了惊人的剥削。夜里，每当我在灯下读书的时候，听到三姨一针一针织网的声音，常有一种心碎的感情。
有一次，我患上严重的皮肤病，手上，腿上，生了许多疥疮。三姨耐心地为我洗涤、涂药。那时，我虽然只是十三四岁的少年，也很过意不去。心想“将来我长大了，一定要很好报答她”。
少年时代的心愿，到我长大以后，总算在若干程度上实现了。抗战期间颠沛流离，经常穷困不堪，和家乡的通讯联系也断绝了，那段时间除外，抗战胜利以后，我几乎有三十年的时间，每月拿到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三姨汇寄生活费，并曾专程好几次回家探望她。一九七一年那一次，十年动乱期间，我在九死一生之后，回乡看她，离别时我在巷里走了几十步，看到她不在大门旁，又折回家里看她一次，见到她为伤别之情所折磨，哭倒在床上。我想到这可能是最后一面，平时极少哭泣的我，眼眶也发热了。过了几年，她逝世了，我为此悒悒郁郁地过了好些日子。
三姨给我的印象，比生母给我的还要深得多。解放前，她知道我和革命生活多少有些关系，并没有阻拦我，只是叮嘱我要小心而已。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是亲生，也可以建立起真挚的母子之情的。
我们这一家，也是一个例子。
现在，和睦亲爱的家庭很多。但是，吵吵闹闹、几无宁日的家庭也不是很少。有些人对于同处一个家庭的非亲生孩子，即配偶以前和别人所生的子女，一点爱心都没有，以至于水火不能相容。有些人对于继母继父，也视同仇敌。更有些人被极端个人主义所支配和腐蚀，连对自己的生身父母，也冷冷淡淡，甚至横加虐待。每当看到这些事情时，我就感触很多，甚至十分愤慨。我写出上面这些事情，不仅是抒发我个人缅念三姨之情，同时，也想让人们知道，不是血缘关系的父母和子女之间，也是可以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的。
爱是生活中的暖流，我们的生活不能缺乏爱。但是一个人要得到别人真正的爱，首先要懂得怎样去爱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比这个又有更高更高的要求了。
1983年10月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