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两年后，老姑也嫁人了，嫁给了村里老孙家，他家的条件不太好，奶奶时常有周济。
又过两年四婶进门了，她嫁给四叔时要了后院的新房子，新盖的四间房子都是用石头砌起来的墙，上好的木头打的LIN(二声)子，房顶都用了最新的白瓦。
后院的院子很大，园子周边种满了脚瓜和豆角，又分好几个池子，种了茄子、韭菜、辣椒、黄瓜等等，四周也用石头砌上了墙，看起来很规整。
那个木头门有点摇晃，每次推开，我都很不耐烦的任它在那里摇晃。
进了大门就到了园子门口，园子门口打着一口洋井，她们家的洋井太笨重了，非的很大的力气才能轧上水来，使不好力气，那个洋井把还会打着人，四婶家的弟弟就是因为年龄太小，没有用好劲，把前门牙给打掉了半颗。
一共是四间房子，一间用来堆放米面之类的杂物，其它三间还是延续着古老的那种建筑风格，进屋以后两边儿是锅台，西屋给四叔四婶住，里面放着陪送的挂钟，和两个红木箱子，几节红柜子，上面是当时流行的带着图案的大镜子，门口还放着一台缝纫机。
东屋爷爷奶奶住，放着几个破旧的柜子，破旧的柜子上面挂着有点旧的镜子，镜子前青花瓷样的瓶子里放着鸡毛掸子，里面挨着炕的墙放着一把木头椅子，整个棚用报纸糊的很干净，周围贴满了年画。
东屋外门口放着一口水缸，那是我很多年的习惯，在外面匆匆跑过之后，上他们家先舀一水舀子水，咕咚咕咚喝下去，不分春夏秋冬。
水缸很大，太小的时候，我有点够不着总是趴在缸沿上向里面够，奶奶听到动净就会急着出来说：“了不得了，你要喝我给你舀，你知不知道，老李家的那个孩子就是因为趴着栽里面了，大人都没在家，淹死了”我是意识不到危险的，依然我行我素。但是一到了过年，四婶若是看到我进屋，她会立马拿起水舀子，出来喝止，并且笑着说有令头，过年不允许喝他们家水缸里的水，我就会讪讪的进屋。爷爷会把他壶里的水给我喝。
后院的房子是好，但是分家后都归爷爷和四婶他们了，把前院分给了我们，妈妈多少有点儿不乐意，认为爸爸盖这个房子没少出力，却住不上新房子，还的住前院那个小灰瓦房子。
分家以后，我不肯回前院住，因为我跟奶奶住习惯了，妈妈一生气，就把前院的木头大门给关上了，听说我也很蛮，一边儿哭着喊着要回家，一边儿拽大门，拽不动大门，就抠大门下的土儿，把大门下的土儿都抠出了坑。
奶奶看不过去，就过来把我弄回了后院，我到了后院也没让大人省心，四婶蒸粘糕呢，我哭着就要，四婶说刚下锅不熟怎么吃呀，我还是哭个没完，怎么也哄不好，爷爷来了脾气，奶奶就说我们还小呢。四婶一生气，就把锅里不熟的粘糕铲了一块扔在我面前：“让你吃”
我在后院的日子终究也不是个法子，因为四婶很快生了弟弟和妹妹。
我还是回到了前院。
妈妈说我小时候长得很招人待见，一个外号叫“老铁”的老娘呗非常喜欢我，天天早晨吃完饭，就来把我抱走，上西头铁匠炉那儿，一边儿抱着我一边儿拉着那个大风匣，与那些汉子们神侃。
后来“老铁”去了城里，再也没有回过来，村里的许多人还经常说起她的趣事，她变成了村儿里的一个传说。
大舅家的姐姐们还没有出嫁，经常来我家玩，我记忆中总是被哥哥姐姐们扔的很高然后再被她们接住，其实我很痛苦。
村儿里每年还是要办一场大戏的，我记得就那样被大舅家的姐姐们带着在戏台下走来走去。
我很快有了个弟弟，当时计划生育很紧，因为我和弟弟不够间隔，不仅罚了钱，爸爸在供销的工作也没了，她和妈妈就在家炸大果子（油饼）出去卖，有时候还泼些粉皮去卖。天天扮着酱油吃粉皮，我听妈妈说，不能让孩子老吃这些了都喉着了（咸着了）将来该咳嗽了。
妈妈秋冬就去爷爷承包的淀粉厂工作，爷爷的淀粉厂还是见到些利益的，他很想发家致富，听外头说养红毛猪赚钱，就用淀粉厂赚来的一些钱高于普通猪的价钱买回来一批，可是养着养着猪的红毛没了，和家里的猪没有什么两样，后来才知道是被人骗了，那红毛是人家染上去的，那成了村里的笑话，爷爷当然不开心，又上东北弄了些木耳来养，村儿里好多人跟着一起干，我记得那场面。
我总算会走了，并且略懂事儿了。
春天来了，庄嫁种下去发芽了，我听得见轰隆隆的雷声，屋子再也圈不住我了，我、明明姐、丽红、招弟、弟弟们就满山满地的跑，去找白蒿，招弟说打了雷以后就不能吃了。
回家以后奶奶对我说：“你上地儿里千万别踩着苗儿，如果踩着了，那是罪过呀，会让雷劈死的”奶奶这一教诲，影响我一生，上地儿里不敢踩苗儿，成年后，不敢倒饭。
但是两个月过去了，只听的见雷响，却看不见雨点，听大人说，有雨，只是龙王爷都绕着走过去了。
于是我就看到了全村儿的人去求雨，他们敲着锣打着鼓，身上都绑着树条，绿绿的一片儿，我也弯了一棵树条编好绑在了脑袋上，跟着大人往小庙走去，后来真的下雨了，我看见了大人欢笑的脸上挂满了泪水，我有点儿不理解。
我最爱的不过就是热闹，村儿里的姑娘怎么那么多？村儿里的小伙子怎么那么多？总是有出嫁的，东头代军的姑娘代素芹嫁给了西头的小伙子华伟，还敲锣打鼓的，我们就会跟着队伍一直送到华伟他们家。
明明姐说，晚上还的去，因为去了有糖吃，闹洞房是给喜糖的。那是一件重大的事儿，吃完饭后，我们这些孩子就成群结队而去了，盆梁底的、炮台子的、羊草沟的一帮帮儿的。我总算弄到了一块儿糖，非常有成就感。
村儿里的热闹还没完呢，又来热闹了，西头围了好多人，我们小孩子也跟着跑了过去，有许多带着大盖帽穿着军绿色衣服的警察。
我看见一个人被推上了警车，他很不老实，还不愣，就被警察用力给推了上去，上了警车后，看见警车里面一顿晃悠后，就安静了，后来听人说是高老九先不招，电棍上去没几下，就全招了，他几乎把村儿里偷了个遍。
盆梁底的张老六磨叨说：“我一直以为我们家的镰刀是被小锁子拿去了呢，怎么也没有想到是他，如果不是他自己招出来，我死活想不到，想不到啊？”
也有一个中年妇女骂骂脏脏：“操******，现在好了，李家那个逼娘呗儿，在背后生说她的项链被我拿了，现在怎么不出来说了……”
春去冬来，村子里除了种地收割，一入冬基本就没有什么事儿，到处看见的都是抱着膀子晒太阳的，勤快点儿的上山弄点儿柴禾，这一晒通常就晒到来年开春了，我看见房檐上的雪化了，滴成了柱形，如水晶一样挂在房檐上，在天蓝的天空下经太阳一照就发出了万丈光茫。走在泥路上，早晚是冰，中午通常就是很CHUA（二声）的泥水。
村子是封闭的，至少在我看来是与世隔绝的，没有班车，一年半载偶有几辆拉木头的大货车路过都觉得很稀奇，只是自行车多了起来。
我们、老刘家和在林场上班的杨家、信用社的苏家算是上等户，其它家差不多都一样，但是家家都很开心，因为粮食家家还是有的，交完公粮后，家家还是有吃的，这对于他们来说，非常满足。
分产到户，家家把自己的地视为命根子，经营的有声有色。
闲暇时大娘、三婶、妈妈她们忙活着拆洗一下被子，孩子们长的快，棉裤棉袄总是要拆了，再加点棉花重新做，她们喜欢一边儿做活儿一边儿聊家常。
我听得进屋的大哥说有人请爷爷在西头的供销社那儿喝啤酒呢。
三婶露出了不屑的神情：“哦，原来那叫啤酒啊！那天我上我三娘她们家，非得让我偿一口，什么喝头呀？一股马尿骚味！”妈妈也附和着。
提到了供销社，我想到了那个灰灰的东西，明明姐说叫巧克力。
我央求妈妈说想买一块，给我几分钱吧，妈妈没有给。
几天后，我终于从爷爷那儿央求到了几分钱，来到了供销社。
供销社在营子里头，我一边儿踢着石籽，一边儿往前走。
到了供销社，我还没有供销社的那个柜台高，售货员高傲的做在里边，我说我要买巧克力。
座在里面的女的像是没有听到似的，继续织她的毛衣，我又叫了几次，她才不耐烦的站起来，面若冰霜，收了钱后，不耐烦的把东西扔给我，又座了回去。
后来听大人说，她是新调来的。
对于她，我不明白村里人怎么就都高看一眼，隐约觉得她和村里人是有区别的。
村里人说，她是吃商品粮的，是职工。
当时有一种想法，以后长大了，也干这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