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学后的第一个寒假,我就做火车携着大包小包一路挤到了市里,然后再转站回家。
我买了很多的礼物,有给爷爷奶奶的,我对妈妈说用你们给我的钱给他们买东西吧,等我将来赚钱时,我怕他们可能不在了,那时他们已经七十多了。
妈妈就会笑着对人说,你就拿野猪还愿吧!
我刚下火车,就有县城的汽车接站。
“到鲁伦多少钱?”家里人嘱咐过,出去做车先问好价钱再座,要不一会儿一个价。
司机很热情,伸出脖子说:“四十,都四十,快上车吧!”我上了汽车,惊喜的发现,里面还有从北京回来的我的高中同学陈晓宇,一年不见,陈晓宇留起了长头发,女孩气十足。
我们聊了一会儿,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考了北京的好大学,全国知名院校,还是我自尊使然,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了隔阂,聊了一会儿,却不知道在说什么。
汽车拉着我们路过了一个三岔口,三岔口这儿聚集了许多外来的打工人员,车里已经严重的挤不上去人了,但还是硬硬的都给推了上去,走了二、三两地,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开始卖票,到我这儿了,我递过四十元。
他眼睛一横说:“五十!”我有点急了说:“在火车站说好了的,四十,怎么变成五十了呢?”
“都五十,怎么就你四十呢?爱座座不座下车”他不想儿在我这儿浪费时间继续朝后收着票钱。
我在那儿犹豫着,后面还有个女生也拿出四十块钱,那个汉子非常恼怒的说都五十。
那个女生和她的同伴一起据理力争:“你怎么能这样呢?在火车站说好的,四十,如果你说五十,我们还不做呢?”
“都******五十!怎么就你们四十呢!爱座座不座下车!”一看是女学生,那个男的更是肆无忌惮起来,骂骂咧咧。
陈晓宇还在讲道理,不肯付五十块钱。
这时卖票的人突然怒了:“停车,让她们滚下去!”司机非常听话,嘎的一声,车就靠在了路边。
我们气愤之极:“你半路让下车怎么回事,如果你在站里说好五十,我们可以不做你的车,座别的车,现在上哪儿座车儿去?”
我们都座着不动弹,这时车上有的乘客催促快点,有的乘客对我们说:“不座就下去吧!怎么能耽误大家呢?”
我想许多人都碍于司机的威严和自己的利益吧,在当时这些运营车辆的路线都是有关系的人才能弄来的。
“你这样做,我会投诉你们!”陈晓宇说,果真书不是白读的。
“随便”卖票的不屑一顾说:“下一趟,你们也别指望座上!”
他非常粗鲁的把我们推下了车,我们三个女生还在争辩,不过是对牛弹琴罢了,只能望着那辆蓝色的市里通县里的班车扬尘而去。
我们就那样被赶下了车,站在冰冷的冻的结实的冰雪路面上,琴瑟发抖,然后等着下一辆车来。
每一辆过来的车都因为人挤的满满的,不肯停下来。
就那样,早晨五点从火车站出站的我们,一直等到了中午,才终于肯有一辆班车停下来。
我们上了车,司机要价六十元,这次更高了,而这次我们却不敢还价。
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也许那才是真正的社会,我们在学校里是活在一种梦的象牙塔里,而这种社会与我们的梦是如此的格格不入,所以我的心灵才会如此震憾吧,如果发生在现在,我不会认为它是个事;或者如果发生在现在,我一定会穷尽手段,至少是法律的手段,让拒载的班车付出代价。
从此以后,大学放假回家,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线回家,再也不走这条路。
一晃就是八年过去了,我辗转以后还是从北京回到了这个城市工作,好几条路都可以到县城,高速已经通了。而我已经不习惯了做班车,要么开车,要么做拼车,随便打个电话,五、六十块钱,车便来接,拉上就走,服务热情,让送到哪儿就送到哪儿。据说从市里到县里有几百辆,他们有统一的调度。
一次从县城开完庭想回市里,出了法院以后,正想着联系黑车呢,恰好一辆班车过来了,我拦了下,说到市里去。
我掏出钱开始付钱,卖票的说四十元,我略感吃惊,好几年过去了,票价没有往上长。
车上没有几个人,让我怀疑这个班车跑一次市里,是否能收回成本。
偶有松花江面包车抢在班车前面去抢人,说班车什么价我就什么价,拉上人就走了,气的开班车的直在松花江后面摁喇叭。
车走到了隆化县城,终于有人上车了,有三四个人,对司机说:“十块钱,行不行?”司机咬咬牙说:“到市里二十呢?”车底下的人不耐烦的说:“二十做黑车了!”
“上来吧!”司机无奈的说。
我突然间对我几年前的遭遇释然了。
我突然间有点感悟,其实人所遭遇到的一切,都是有一只手在支配着,支配着我们高傲,我们粗暴,我们礼貌,我们真诚,我们刻薄,而我们却不自知;我们总以为我们支配着这个社会,而不过是,我们不过都是顺着社会滚滚潮流向前、向前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