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妈妈不让我在去邻居家玩了,邻居家的孩子也不过来了,起因是双方因为滴水檐、走水以及猪圈和两房之间的边界问题产生了争执。
虽经村儿里调解,但双方各不相让,各说各的理儿,他们都认为保护他们自己的家是他们的责任,一个人不能保护自己的家那是被人看不起的。
今天儿村儿里书记说,在给做一次调解,但爸爸妈妈认为大爷虽然是书记,不会向着自己,只知道让让让。这是我依稀的听的懂的他们在早晨吃饭时说的话。
战争前的沉闷。
我只有六岁,我还无法理解战争的意义,在早晨吃饭时,从父母凝重的眼神里,我感受到了说不出来的紧张,那个圆圆的地桌上,只有弟弟还吃起来没完没了。
妈妈催促着他快点吃,并对着我说:“你吃完后,带上他去你大舅母家,如果我们不去接你,你就不要回来”她说完后,怕是我听不懂,又说了两遍,我点头答应,愈加惶恐了。
在我走后不久,爸爸、妈妈和邻居就打了起来,她们在园子里扭打在一起,各方的亲属也有出来拉偏仗的,他们打的是昏天暗地,他们大都正义而凛然,邻居女主人的脸上刻着“视死如归”的精神。
院外的碾道上,有些孩子为了看园子里的热闹,站在苏白的碾子上,一只脚站在碾沿上,一只脚登在木头制作的碾框上,这个碾子还是有人经常用的,老李家的大婶,过来赶快把孩子碾下去,并骂孩子没有规矩。
那个因为小时候生病吃错了药的聋子马老六,正在街上的一口井上有序的摇着辘轳,吊上了水倒在他的水稍(桶)里,三两下,他就装满了一挑子水,晃悠悠的挑着走了,路过了这儿看热闹的人群,他面目没有任何表情,那一切的热闹与他无关,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了一个表情,看不出喜怒哀乐。
当他们被送往镇卫生院后,现场上遗留下来的是拽掉的一把把头发,还有地上留着的血。
我写这些,绝对不是想说他们谁的对错,也不是想说,他们的思想怎的如此狭隘,在一个时代背景下,那是他们的生存之本,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保护着他们所谓的生存之本。
古有宰相“让它一墙又何妨”的家书,肚量精神令人千古传颂,可其现实的意义就在于一个宰相甭说一墙,就是另置一屋十屋也不在话下,他有道德高尚的成本,而一个终其毕生得来一屋的农民,他可能就让不起那一墙,不是不让,是让不起。
道德在一定意义上调整人们的事物还是有其限度的。
人性在生存之前的较量通常都很苍凉。
在一个法制还不足以健全不足以普及的时代,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维护着他们眼中的利益。当然他们也为他们的原始付出代价,他们都被对方打进了医院。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这种场景,并不是只有我家和我的邻居,差不多村儿里的每处邻居都有着他们纠纷,而纠纷也大体类似,无外乎房子和土地。
一听外面说谁家打架了,我们小孩子就会乐得疯似的跑过去看热闹。
我们两家变成了世仇,仇恨还未化解,第二场战争就打起来了,这次是在扎木苏的地里打起来的,双方都认为对方挤了自己的地儿,自己本来能种的垄数,现在因为被对方挤,只能少种一垄。
这次打的最为严重,如果不是有人拦了一下邻居家的搞钯,我也许就此失去了父亲。
从此双方结怨,老死不相往来,随着大人的不相往来,孩子也不来往,在学校里玩耍时都尽量躲避着。这种情形也不是我家独创,每个孩子都有着他的“仇人”。
总是在想,在童年快乐的时光里,如果把这一不和谐抹去,我们会更快乐。
但没有办法,那是一个时代,因为那时,那一亩三分地,就是我们活下去的衣食父母,家家几乎都是靠着那一亩三分地活着,而少有其它的经济来源。
这一“仇恨”一延续就是十多年,终于在邻居选了个地盖了个更大的房子,把他家这一房子卖给我们时开始化解。
在随着种出来的庄稼越来越养活不起一家人的时候,人们有着越来越多其它收入的时候,“土地”到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在用命去争取,通常一亩地,四五百块钱就租给别人家了,也就没有那么多架可打了。
十多年后两家人冰释前嫌开始座在一个桌上打麻将的时候,他们是否为他们的行为后悔过。
也许没悔可后,即使时代再来一次,他们终究别无选择,我一直坚信,人在生活面前是卑微的。
村里的战争在随着时代向前一步步减少,但利益的争夺却远没有结束,利益的争夺本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我们又何需回避呢?
我从不认为利益是一个坏东西,人们追求属于自己的本无可厚非,那是生存之本,但是生存之本也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伤害和眼泪。
也许法制,法制能规范人们的恶念,能保障人正当的利益,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我们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