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开汴京去杭州赴任之前，苏东坡为了汉字的结构和意义，与王安石抬了几回杠。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为了更好地替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宋神宗按照王安石的意思下诏，朝廷设立经义局，由王安石提举，修撰《周礼》、《尚书》、《诗经》新义，而后颁行天下，作为选官取士的标准。
《三经新义》一经颁行，全国的学子们便丢下四书五经，扭头去啃“王安石语录”。这倒不是说《三经新义》解说得多么深刻，而是假如不能仔细领会书中的内容，那就别想有官做。
尽管王安石的学问包罗万象，苏东坡却毫不掩饰自己对王安石学问上的不屑，对《三经新义》进行了严厉地批判，尤其对“字源说”给予了近乎蔑视的嘲讽。
“字源说”带有浓厚的佛教思想，是王安石的独得之秘，全凭对汉字结构的想当然而作，其本身学术价值不是很高。王安石却乐此不疲，对“字源说”苦研不辍直至老年，后来竟然出了一本书，取名《字说》。
苏东坡是文学理论批判的先行者，他采取“反证法”、“归纳法”、“结合法”等方法，结合手头上的具体资料，对“字源说”提出了质疑。
有一天，苏东坡遇到了王安石，问：“‘坡’字何解？”
王安石一本正经地说：“‘坡’字从土从皮，故为土之皮也。”
苏东坡问：“‘滑’字从水从骨，可为水之骨乎？”
王安石白了苏东坡一眼，说：“‘鲵’字从鱼从儿，故为鱼之子也。”
苏东坡问：“‘蚕’字从天从虫，可为天之虫乎？”
王安石又白了苏东坡一眼，说：“‘笃’字从竹从马，故为竹鞭马也。”
苏东坡哈哈一笑，说：“‘笑’字从竹从夭，不知有何可笑。”
王安石说：“‘驷’字从马从四，故为驷马高车。”
苏东坡说：“‘鸠’字从九从鸟，亦有一说。”
王安石不明就里，问：“何说？”
苏东坡说：“《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爹带娘，共是九个。”
王安石当时没回过味来，还在琢磨苏东坡说得是否有理。直到苏东坡走出老远，王安石才回过味来：这小子竟然变着法挖苦我。
王安石正在生气，苏东坡拐了回来，毕恭毕敬地问：“‘犇’字何解？”
王安石说：“‘犇’字从牛，三牛奔也。”
苏东坡问：“‘麤’字何解？”
王安石说：“‘麤’字从鹿，三鹿走也。”
苏东坡问：“牛比鹿体壮，鹿比牛敏捷，‘犇’与‘麤’为何意思相反呢？”
王安石登时语塞，苦思冥想了好长一会儿，也没能想出合理的解释回答苏东坡的提问。
单是和王安石抬抬杠也就算了，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苏东坡也不给王安石留面子，经常把王安石气得想揍人。
宋人笔记上记载：
王安石召集阁僚商议朝政，问：“《汉书》上说，西汉的杨雄曾因为想不开，投阁自杀未遂。你们都谈谈对杨雄自杀一事的看法。”
没等众人开口，苏东坡大袖一摆，说：“西汉真有杨雄这个人？”
一时惹得哄堂大笑，王安石气也不是，怒也不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好不搭理苏东坡，继续议事。
好在苏东坡被撵出了朝廷，不管颍州，还是杭州，只要不给自己捣乱，王安石倒是乐得做个“好好先生”。
苏东坡两次就任杭州，尤其后来就任杭州太守（《元史》作“刺史”）时，对杭州的城市建设颇有成效。在疏浚西湖时，苏东坡带领杭州人民，利用挖出的淤泥葑草堆筑起一条南北走向的堤岸。杭州人民为了纪念苏东坡的功绩，遂将这条堤岸命名为“苏公堤”，简称“苏堤”。
《西湖传说》上记载了一句民谣：“西湖景致六吊桥，一株杨柳一株桃。”“六吊桥”指的是“苏堤”上的六座单孔半圆石拱桥，自南而北依次是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
“苏堤春晓”是“西湖十景”之首，是跨湖连通南北两岸的唯一通道，穿越了整个西湖水域，为观赏全湖景观的最佳地带。元代将其称之为“六桥烟柳”，足见人们对它的喜爱。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东坡是诗人，诗人遇上好景，便忍不住要作诗：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
据说苏东坡曾向人透露，自己的前世就生活在西湖边上。宋人笔记记载，苏东坡游览杭州寿星院时，主动给同行的朋友做起了导游，所说与所见竟然丝毫不差。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笔记上记载的内容大多荒诞不经，兴许苏东坡早就暗地游过寿星院了也说不定。
宋时的杭州和现在的杭州不太一样，杭州故城夹于西湖南岸与钱塘江拐弯之处，杭州城外环以高墙，城内河道纵横，河上架以桥梁相通。
那时候的女子比现在还要开放，西湖边上经常王公齐集，贵妇游嬉，生活无比惬意。杭州城内喧嚣的街道商贩云集，叫卖不断，丝绸、茶叶、陶瓷等商品名冠中华，出口至印度、波斯等国家。
当时杭州的繁华程度几乎与世界第一都市汴京不相上下，即使到了元代也没有多少变化，这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
新任杭州太守杨绘还在上任的路上颠簸，初来乍到的苏东坡成了杭州的一把手，负责处理太守任内的事务，空闲时间就上大街上转转，深入了解杭州的风土人情。
说起这位杨大人，那可是大名鼎鼎，据说《劝金船》词曲，就是他的手笔。《劝金船》，也作《泛金船》，双调，仄韵格，取张先词中“何人窨得金船酒”句作为词调名，前、后片各八句，共八十八字，为当时词人所喜爱。
紧赶慢赶，一个月后，杨绘终于赶到了杭州。苏东坡穿戴整齐，带着一批歌妓舞女去迎接杨绘。作为领导，见到下属如此“歌妓相陪”，应该大声斥责才是。杨绘却一反常态，非但没有责怪苏东坡，反而对苏东坡的亲自出迎表示衷心感谢。
原来“歌妓相陪”是北宋独有的官场风气，已经成了官场生活的一部分。新领导前来上任，苏东坡出动西湖的歌妓舞女前去迎接，在当时这是最隆重的欢迎仪式，是对领导最大的恭敬。
由此推测，苏东坡之所以有“携伎玩酒”的嗜好，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工作需要。当时的杭州，当时的西湖，没了歌妓舞女的点缀，那才是真正的有煞风景。
杨大人鞍马劳顿，总要歇息片刻，杭州僚属决定去西湖泛“花船”。西湖水上花船似锦，给西湖胜景增添了无限遐思。所谓的花船，就是配备歌妓给游客助兴的西湖游船。
当时士人游湖分为两种，一种是携家游湖，一种是挟妓游湖。作为不世出的文人，两种游湖方式苏东坡经常体验，这从他的诗里就可以找到依据。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闪闪，十分美丽。在雨幕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非常奇妙。对西湖来说，晴也好，雨也好，对西子来说，淡妆也好，浓抹也好，都无改其美，而只能增添其美。
这首诗是由一位陪侍的歌妓提议的，目的在于欣赏苏东坡风雅的同时，感受一下苏东坡无穷的才气。诗人都很有想象力，苏东坡看着这位歌妓，想起了“捧心而颦”的西施，遂写下了这首《饮湖上初晴后雨》。
古今吟咏西湖的诗词多的不可胜数，无疑苏东坡的这四句小诗最为优美。西湖以婀娜的娇躯启发苏东坡的联想，苏东坡果然不负西湖的美色，以一首小诗替西湖起了一个雅号：西子湖。
《宋诗鉴赏辞典》上说，关于苏东坡所用的比喻，历来存在着两种解说：一说认为苏东坡以晴天的西湖比淡妆的西子，以雨天的西湖比浓妆的西子；一说认为苏东坡以晴天比浓妆，雨天比淡妆。
要我说，完全没必要拘泥于这些“口舌之争”，只要无损于这首诗比喻的完整性以及诗性的空灵美，何为浓妆，何为淡妆，不争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