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访问》对“道具”的狂热也是最早的节目传统之一。李静和戴军拿的“羽毛笔”可谓一笔多用，不仅能被用来在台本上做勾画，还能用来“威慑嘉宾”，李静有时也拿它扇风，据说这笔在节目中一经亮相就在北京卖断货了。节目中曾经出现过一个黄色的手掌形沙发，是艳艳的得意之作：“这样嘉宾就逃不出咱们的手掌心了。”后来很多商场纷纷出现了“山寨”版。还有就是嘉宾身边一定会放一块手帕。那次陶晶莹来，感叹道：“你们节目好特别，人家都是递餐巾纸擦汗，你们放一块手帕。”李静说：“那是给你擦眼泪的。”陶晶莹也很幽默：“是吗，那我只好’先哭为敬‘了。”
有一阵子，每到下午五六点钟，一帮人对完台本就开始坐到地上忙着做“星星”。这些星星相当于现在的“手牌”，背后有机关，可以把手套进去，前面则写着“×××，我爱你”之类的字样。到了录影那天，这些星星会被分发给观众，让他们在现场适时地挥舞，增加气氛。可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后，艳艳突然醒悟：“这东西让做喷绘的广告公司弄不就行了吗，还自己又画又粘的忙个什么劲啊？！”这道理一被说破，大家都有点懊恼。可现在想来，“超访家族”的默契，还真是有股“一起做手工”的味道。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团队。似乎每个人都是杂家，十八般武艺样样敢耍。最早的四五年里，几乎所有的节目配音全是导演自己上。主要是当时盛行的“晚会腔”和“港台腔”，都不大匹配节目的气质。他们也曾找过专业的配音演员来做，可每次李静的哈哈大笑之后立马接一个稳重浑厚的男中音，怎么听怎么诡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时间太紧张。“超访”的粗剪片基本上都是晚上10点进行审编，然后一审就到半夜，第二天就要交成片，上哪儿去抓配音呢？只能把当班的导演给刨出来了。
除了配音，“超访”的员工也要会演戏。为了呈现“不一样的惊喜，不一样的感动”，节目经常会将嘉宾的某些“光荣事迹”拍成一支故事TV。这些故事TV中的情景再现往往带有一些夸张的演绎，从而留给现场嘉宾一个解释的余地。而就在嘉宾和主持人就某个事实争辩的时候，节目本身的张力和趣味就出来了。于是，为了成全“超访”的幽默，以及那种“招手就演，出门就拍”的行事风格，大批员工做出“牺牲”，成为了打酱油小分队的一员。公司里的一个司机，是“爸爸专业户”，永远在TV中扮演嘉宾的爸爸。还有一个制片主任，经常在小片里客串门童。
所以说“超访”是生动的。它如一匹脱缰的黑马，跑离了访谈节目的大群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态。而最重要的是，它只用了三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就实现了对传统访谈范式的破坏。
在《小鸡捉老鹰》时期，主持人和嘉宾是坐在一起的。环形的舞台中央摆着茶几，人都围着茶几坐，典型的“客厅情境”。可俩人总感觉不对劲，老是要侧着脸去看嘉宾。李静说：“我想要和嘉宾面对面。”可在当时的录影棚，两组人要是围着茶几面对面，镜头非常不好给，所以导演组就尝试着让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稍微拉开距离。后来这种形式得到了戏剧性的演化。“超访”第一次录影那天，道具给尹相杰借的椅子稍微有点矮，李静、戴军的椅子又稍微有点高，这一高一矮差出20公分。再加上录影棚本身的场地设计，使得主持人与嘉宾之间隔出了相当一段距离。于是等到节目开场后两边一落座，李静、戴军把手往桌子上一放，立马就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而对面的尹相杰则是多了几分“受审的郁闷”。如此，阴差阳错的座位安排导致了出乎意料的采访效果，导演们开心死了，决定将这种“对峙而坐”的状态保持下去。之后，“超访”经过了几次换景，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距离时远时近，但这一对话形态几乎没变。那最初的20公分，以及椅子间的距离，也成就了“超访”游刃于犀利与亲切之间的独家手法。
很多人说，“超访”的人是不按常理出牌的。这就像是在说，没人知道这帮人下一秒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其实，标新并不是为了立异，他们的大部分路数都是很合理的，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不按常理出牌：要么他们太清楚自己拿了一副怎样的牌；要么，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拿了一副怎样的牌。
何炅是“超访”2001年第5期的嘉宾。在正式录影的前几天，艳艳按照惯例对他进行前期采访。那一天正好赶上何炅在西单做新书签售，艳艳就和他约在那里聊天。下午，当艳艳和摄像大哥来到西单图书大厦的门口时，惊呆了。只见人山人海，把整个书店门口的空地都占满了，还哪里找得到门进去。一打听才知道这些人都是排队等着见何炅的粉丝，有的人一大早就来了，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小时。可保安对他们说，人这么多根本没办法进行签售。艳艳看看表，已经2点过10分，看这架势签售会恐怕要取消。就在这时，从人群中的一个角落传来一个声音：“何炅！”瞬间，现场炸开了锅，人流不断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涌，艳艳高举着话筒，感觉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往前推去，再一回头，就根本走不出来了。她听到远处传来哭声，有粉丝大叫道：“根本不是何炅！我们要见何炅！”一时，呐喊声四起，人群的激动情绪飙升到极点。就在这时，艳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对着身边人说：“我们过两天要录何炅的节目，你们要是真想见他就把联系方式给我吧。”这话一出，一大群人“唰”地都把脸转了过来，开始朝她这挤。“我要去！我要去！”艳艳感觉自己都要被挤得脚尖离地了，摄像大哥也早已被挤得不知去向。这种反应艳艳始料未及，她现在想起来还会背后冒汗，“我是性情中人，看到他们一群小粉丝挺不容易的，就觉得可以帮帮他们，根本没想那么多。这事要搁现在我是打死也不敢干。”远处的摄像大哥高举着机器，把这混乱的一幕全都拍了下来。粉丝们在艳艳面前声情并茂地讲述着，嘶吼着，哭诉着，直到保安无奈地把艳艳从人群中拎了出来。
当几天后何炅在大屏幕上看到了这个画面，看到了粉丝在混乱中对他的“表白”，他哭了。一颗清晰的眼泪从眼角流出，在他的脸上留下了一道非常明显的泪痕。随后，三个在外拍中出现过的粉丝被请到了台上，为自己的偶像怯怯地送上了祝福与礼物。突然间，艳艳觉得自己或许做对了一些事情，而这与嘉宾是否流泪无关。
节目在北京台和各地电视台上线后不久，《北京晚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超级访问》是电视界的一匹黑马。其实黑马，就是不一样的马。当时益智类节目正充斥荧屏，这篇文章却预言，访谈节目将要崛起。李静有自己的比喻，“在我看，超访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姑娘，她的美丽是天然的，只不过被人从村里拎到了舞台上。”“黑马”也好，“村里走出来的姑娘”也罢，大体都是有点“野”的，超访用它的“野”走自己的路子，它就是传说的“野路子”。
不仅做节目是这样，推销节目也是这样的套路。当年，电视节在上海举行，门票一个人就要两千，一个展位更是要好几万。李静和戴军摸摸口袋，真没钱。可对于节目的全国发行，这个展会又是决不能错过的机会。怎么办？李静想，泥腿子自然有泥腿子的办法，去了再说。遂拉上戴军和自己发行团队的两个助理，勇闯上海滩。
展会第一天，李静和戴军就站在大门口，看着别人往里走，等待时机混入。一会儿工夫，果真让戴军看到个熟人，他立马上前给了那人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互相寒暄着走进了展厅。再看李静，果断掏出手机，一边假装打电话一边往里冲。经过保安身边时，她突然抬起头与保安四目相对，同时大吼道：“不行！不行！没什么好商量的，事情就这么办了，好了，我到了，不说了！”保安一怔，不知这女的什么来头，也没敢伸手拦她。迟疑的片刻，李静已气场十足地冲进了大厅。
俩人算是都混进来了。李静抬眼看戴军，示意他别慌，先看看什么情况。戴军回了她一眼，低调着呢。这次行动，实际上有两套方案。如果有机会，李静当然是想测试一下自己节目的市场反应；如果没机会，那至少可以逛一逛，了解一下市场情况。通常电视台的客户参加这种级别的展会，都是奔着知名制作公司的节目来的。李静和戴军知道这个规律，所以更能把姿态放低，没事，咱就是来“试一试”深浅，“看一看”苗头的。说来也巧，俩人正逛着，李静突然看到一个拍电视剧的朋友，他有一个展位。他们凑过去跟人打招呼。“你们也来参加电视节啦？”朋友问。“嗯，瞎转，你看我们也没有展位。”李静笑着说。“这样啊，你们或许可以在我的展台旁支个桌子。”朋友说。“真的么，那太好了！”李静对戴军一挤眼，立马从身后的大包里拿出了一大摞东西。没几分钟，一个小展台就出现了，传单，名片，节目样带，齐活儿。朋友在一旁看着，“这架势……谁跟我说没准备我跟谁急。”于是，俩人笑呵呵地坐在小板凳上摆起了摊，一天下来，到展台前咨询的人真不少，而且还有几个看过节目的记者对他们做了采访。
展会结束后，他们又得到了一个情报：有一家制作公司，要在酒店搞一个晚宴，邀请了所有电视台的人参加，据说花了几十万，阵势很大。“静姐，他们也要推一个谈话节目，也有知名主持人，明显是跟我们对打。你看咋办？”助理问。李静沉默了几分钟，突然说：“好，机会来了。”
那天夜里，李静、戴军和两个助理一行4人提着一只大皮箱进了一家酒店。只见几人径直走到了一楼的咖啡厅，坐下喝起了咖啡。此时，对面的宴会厅里，一场气派的节目推广晚宴正在有声有色地举行。两个助理都有些焦虑，时不时地发出叹气声。李静拍拍他们的肩膀，让他们放松：“别担心，甭管晚宴不晚宴，是骡子是马最终都要拉出来遛遛。”过了一会儿，宴会厅开始陆续往外出人，大概是饭吃得差不多要散席了。
李静对两个助理点点头，两人随即提着那大皮箱来到了宴会厅的出口……“您好，我们是东方欢腾文化公司，我们的访谈节目特别好，请您回去一定看看。”每出来一个人，他们就凑上前去递一盘带子，带子上还附着名片。等人走得差不多了，带子也发光了。
李静这招真是毒。她太清楚游戏规则了：那些被邀请的人肯定都是在台里说得上话的，但不是唯一说了算的。因为但凡这些人拿回带子，他们必定都要经过集体观看，商讨，最后才能决定用不用。与此同时，假如你在高级酒店的高级宴会厅刚吃了一顿高级晚宴，出门就接到了一盒节目带子，那你肯定也不会轻易就把它随手扔掉吧，这样显得多没教养。而只要自己的带子能顺利地被拿回台里，那成功的概率就会翻倍增长！因为这节目绝对是匹千里马--纵观整个计划，李静只有在这一点上信心十足。
从酒店里出来，上海的夜晚突然下起了雨。李静觉得好冷，一丝凉风吹过她的鼻尖，惹得她长长舒了口气。戴军笑着说：“走吧，我妈给你们准备了大闸蟹！”一群人立刻欢呼了起来，火速前往戴军家消灭馋虫。到家一看，戴军妈妈足足做了一大盆的螃蟹。几个人边啃边聊天，心情变得异常好。李静说：“你看他们花钱了，快乐。咱们没花啥钱，带子也发出去了，咖啡也喝了，现在螃蟹也吃了，不是也很快乐吗？”几个人嘴里嚼着螃蟹，猛点头。“该做的咱都做了，接下来就交给命运吧！”李静终于喊出了那天的最后一句口号。
结果没过几天就有电视台陆续给李静的团队打电话，商量合作的事情。
可以想象这个带子在众多电视台的反响都是非常好的，看来上海滩没白闯。至于电视台的积极姿态，李静倒是一点也不意外，“所以说，好节目就是好节目”。
她意外的是，自己始终忘不了上海那场雨。印象中那一颗一颗落下的雨滴异常沉重，几乎敲碎了她的外壳，露出了内心深处的脆弱与疲惫。对于实力，名气，还有所谓的手腕，她从来不愿深想，她怕自己真的会后悔。然而这些内心的挣扎，她是绝不会让自己的搭档及伙伴们知道的。所有的情绪涌到嘴边，都变成了励志的口号，“冲动者事竟成！有些事情想得太明白就做不成了！”
李静式的疯狂激励着自己，也影响着团队，一众人的疯狂行径不断发作。2003年，“超访”录了四期节目，本来没有冠名商。但是等到节目录好后不久，广告部的人就说，冠名签下来了，对方还说这四期也想做。可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四期节目都已经录完了，嘉宾不可能回来再被你采访一遍，怎么办呢？众人想到了唯一的解决办法：以假乱真，录一场没有嘉宾的节目。
录影前，导演组从原来的四期节目中调出对应的画面，重新恢复了现场布置，还把李静、戴军的穿着、发型统统按照原样复原。但最难的是观众的复原。当时，有一群观众就坐在李静、戴军的身后，但凡是他们俩的中景，肯定都会带到这些人。所以他们也要“复原”。然而，这些观众都是临时找来的，彼时在哪里根本无从知晓，所以只能上演“模仿秀”了。录影当天，导演们把自己家里能找到的衣服全都拿来了，对着四期节目的原始画面，开始给现场的观众“化妆”。“有一期，坐在第二排中间的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穿了个绿色的衬衣。可我们几个人都没有绿衬衣，就给他套了件绿毛衣。”艳艳回忆着当时的情景，“尤其是静姐和戴军哥背后直对着的那几个人，一定要做到七分以上的相似。”最有趣的是，有一期坐在两个主持人中间的是一个留着三七分短发的女人。现场实在没有合适的演员，导演组就干脆找来了一个广告部的男孩，他也是三七分，再戴上眼镜穿上妇女的衣服往那一坐，猛一看，真像！
说是重录一遍，其实只是把带到冠名标识的一些镜头补录一遍而已。也就是说，导演组把对应镜头里出现的词儿都扒下来，主持人把这些词重新说一遍。然后等补录完，后期就将这前后两次录影的素材都进行重新剪辑拼接，神不知鬼不觉地对节目完成了“篡改”。
这就是“超访人”才干得出来的事情，也是在特定时期才能够成立的心态与结局。与其说这些原始表现力，巩固了“超访”的某些特质，不如说它们沉淀为一种更深层的动机，与现实环境一同影响着“超访”的改变，或者不变。但这些毕竟都是日后的映照，那些年，他们真的没有想那么多，那些年，他们只是玩工作。
偏执与共生
“你们挺了不起的，这事你们都发掘了。”
这是凤凰名嘴窦文涛2002年在《超级访问》中所说的话。在做客“超访”以前，他从未上过任何访谈节目。而他对导演说的第一句话是：“生活中的我，没有屏幕中的我一半爱说笑。”这位以幽默、犀利著称的主持人为什么会在生活中有完全不一样的性格？窦文涛的语气越是肯定，编导艳艳就越是想要发掘，谁叫两边都是颇有些偏执的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