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意，只需心生意念，而生意，则需要马不停蹄。李静一边制作节目，一边亲自去跑客户。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有一天坐在一大帮陌生人中间，做惺惺相惜状。在酒局上，本来只能喝二两，她一定喝四两，让对方觉得自己够义气。
我有选择性失忆症。曾经有记者问我“创业前三年是不是经常会苦恼？”我很苦恼地说：“想不起来了。”那记者又问：“就是最艰难的时候，你想什么了？干什么了？”我说：“最难的那段我给忘了。”也许会有人骂我装蒜，但突然间这么问我，我还真的是一点细节都回忆不起来。后来没人的时候我就自己想，结果想起来的画面全是吃、侃、睡！我竟然有一年的时间“有家不回”，天天和大家混在一起，每天开会、看碟、聊天，然后一群人在工作室打地铺，第二天再一起去吃东西、做节目。就是这样的生活，反反复复，模模糊糊，也不知怎么就能这么着迷，也许属于执迷不悟？果然，还是想不清楚。
--李静
李静说把《超级访问》做成，就像生了个难产的孩子。我说不对，是生了个哪吒。生他花了很长时间，一生下来就觉骨骼清奇，而且，他妈还叫“李静”！其实在我眼里，是这个孩子让李静有了独特的女人味。她平时头发不梳、妆不化、衣衫不整的，但每次去拉广告，总会华服在身红颜附体。出门前还要倚着门框说：“兄弟们，等我好消息啊。”而等应酬完回到工作室，妆也花了，头发也乱了，她就一个人默默缩在沙发里，无视周围的嘈杂，一双大眼睛持续放空。那一刻的她，有一种不自知的美，却和夜晚很配。
--戴军
看清残酷的挣扎
70年代出生的人很矛盾。他们自小接受的是理想主义的教育，却在成年后被投放到了市场经济的试验场。精神和物质从苍白匮乏走入极大丰富，也将他们卷裹着流向一条保守与解放交汇的河流。于是他们崇拜英雄，又厌恶权威；享受自由，又恐惧孤独；尊重生活，又嘲笑自我。他们是解构主义真正的拥趸。相比之下，80年代出生的人更懂得如何将个体的欲望合理化，无论是意志，还是感官。他们对各种社会奇观总是拥有强大的包容，同时又将自我定为世界的起点。
《小鸡捉老鹰》，是一个由“70后”和“80后”合谋出来的节目，质朴，却又带着一丝邪气。很难想象，但这个创意的确与李静的童年有关，与每一个人的童年有关。如果你也丢过沙包，跳过皮筋，玩过老鹰捉小鸡，那么你就会在心中产生一种莫名的共鸣--或许中国的电视真的需要一场游戏了。所以无须纠结这只“小鸡”具体是如何诞生的，有些意象早已被埋在了集体记忆的沟壑之中，而创意，不过就是“心生意念”。
199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李静风风火火地冲进工作室，将一盘带子丢到桌上说，你们快看看这个。几个人赶紧围过来一看，只见封面上写着《笑笑小电影》。这是美国的一个娱乐节目，专门在街上捉弄人，然后把路人的各种反应偷拍下来。节目中还插播了一些搞笑访谈，既有大人问小孩，也有小孩问大人，而那些小孩的回答往往更精彩，逗得人捧腹大笑。李静想，这个形式不错，我们的明星访谈也可以加入小孩的元素。一来李静对自己单独采访明星还是有点信心不足，毕竟做了7年体制内的主持人，马上要做一档“原创明星访谈”还是不太好拿捏火候；其次，把辛辣的问题丢给小孩去问，明星可能也不好黑脸；最重要的，这个形式在国内还没有人用过！
几番商讨之后，“李静加孩子”的采访组合被定了下来，而节目名称就叫《小鸡捉老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找什么类型的小孩以及上哪儿找。对于前一个问题李静还没什么太具体的想法，只觉得这个小孩绝不能超过五岁，一过五岁就会被大人洗脑了。至于到哪儿找，当时互联网还不普及，只能用老办法，登报。李媛以前在《北京青年》做记者的时候认识一个广告部的朋友，人家一看这几个人也不容易，就帮忙在中缝登了一篇招聘广告，李静象征性地给了几百块钱。发了招聘信息，没地儿招也不行。李静眼珠子一转盯上了自己的老同学。这个同学的老公是卖医疗器材的，在西直门桥下有一个门店，于是李静就拜托人家到时候把前台腾出来给自己“挑孩子”。到了面试那天，所有人都傻眼了--竟然来了几百号人，都是爸爸、妈妈带着来的。果然大家都觉得，出名要趁早。经过一番甄选，李静留下了几个中意的，开始培训。后来她选定的那几个小孩都火了，有个叫吴旭的小女孩，在《离婚十年》中演了一个不错的角色，还有一个成了广告小明星。
《小鸡捉老鹰》的录影棚就选在西直门，200平方米。因为资金吃紧，李静根本没办法“大制作”，她再次盯上了自己在北电的同学和校友，请他们免费打造舞美与镜头。当时就用快餐盒贴成了背景墙，凹凸不一的墙面上被涂上了一层银粉，整个摄影棚立刻就不像在地球上了。
除了要为布景费心，实际上李静要在节目制作的各个环节亲力亲为。策划、主持、道具、广告、发行，甚至还要帮着组织现场观众。有一次观众没联络好，节目就要开始录了，观众席上连半个人影都没有。等嘉宾蔡国庆到了现场，观众还是没有到位，急得李静浑身冒汗。就在这时，她突然想到录影棚就在一个电教中心，有学生正在上课。于是她对编导说：“要不这样，我们跟老师们商量商量，让学生们别上课了，来我们这做观众？”这招儿是没办法的办法，但事已至此只能硬着头皮去了。电教中心的老师听完李静他们的来意，有点为难，“学生们都是花钱来上课的，这件事还是要听他们自己的意见。”老师走进教室问在场的学生：“你们是愿意看《小鸡捉老鹰》节目呢，还是愿意上课呢？”学生们很痛快地说：“愿意看节目！”眨眼的工夫，一教室的学生就都转移到了录影棚。有惊无险，节目如期开始。
经过几次录影，李静发现自己是对的。那些辛辣的问题，孩子们需要提前背下来，虽然艳艳为此必须追着他们满录影棚跑，但一到台上，小孩们变得特聪明，咬着衣角就能问出“章子怡姐姐，你到底跟那谁有没有谈恋爱啊”之类的问题，而且完全不像是背出来的。不过也有被嘉宾倒打一耙的时候。一次羽泉来录节目，一个男孩问了他们一个问题，羽泉不想回答，这小男孩还要问。就听嘉宾突然提高了嗓门道：“小弟弟，你拉锁拉上了吗？”小男孩低头一看，好像真没拉。顿时全场笑翻。整个过程一刀未剪全播了，要的就是这最自然的反应。
李静还亲自为这个辛辣的节目做了一首主题歌，《说吧》。她请来一个摇滚乐队和孩子们一起唱，歌词相当直接：“说吧，请你大声告诉我，不要装腔作势……”录完歌李静抱着素材剪了好几个晚上。她其实不会剪片子，一屋子人没一个会的，当时胡博也还没来。“我自己来剪。”她现在想来都后怕，那可是一个MV啊，怎么能是自己干的事呢，那时候真是什么都敢抡。
李静台上逼着嘉宾说，台下还要逼自己说。《小鸡捉老鹰》是做出来了，一屋子人大眼瞪小眼，这要在哪播啊？这时候，一个朋友给了李静一张全国有线电视台的名录。李静一咬牙，就开始一个一个地给他们打电话，只要对方稍微有点兴趣，她就赶紧坐着飞机、火车地去找人。“你们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你们节目怎么那么闹啊？”这东西有人看吗？“对于这些问题，李静的方针是，说！说不清也要说。于是她说，”你们就白播吧，把广告时段给我们。如果三个月没赚钱，你们就停了它。“这主意打动了不少台领导。
前阵子，一个地方台的台长到东方风行去参观，一见李静特别激动。他拍着李静的肩膀说：“刚刚上楼前我都还不知道，这家公司是’小李静‘的。我想起十年前你背着包，拿着录影带来我这，一通说，还不让人插嘴。”李静心想，没错，我当时的经典台词是“给我一个机会，我还你一个奇迹”。那台长眼睛已经有点泛泪了，继续道，“你知道吗，当时那么多公司提案，人家拿着PPT，你就一张嘴。可后来我们还是跟你合作了，因为你执着。”
如果说执着就是一个台一个台地去磕，那当年的李静确实执着。她除了执着，也没有别的武器了，就这么一点一点地把发行网给织了起来。节目总算有地方播了，广告却卖得不理想。90年代以来中国的民营电视公司都是这样，既要把节目推销给电视台以获得播出平台，又要推销给广告主从而获取收益。可以说广告收入就像一条生死线，决定着民营电视的存亡。然而李静只顾带着自己的团队打磨节目内容，没时间也没意识去建设自己的营销团队。节目上线一个月后，会计跟她说，咱账上就剩2000块钱了。李静心想，坏了，节目第二阶段的制作费没着落了。把各个台的广告时段汇总起来，价值超过了1000万，这要是能卖出100万也行，但实际上只卖出了几万，根本不够填补制作成本。为了节目和制作费的事，李静和李媛也会发生争执。李静是一个感性的人，妹妹李媛却是相对理性的人，所以当李静想要“感情用事”的时候，李媛就会站出来提醒她要冷静。这样一来两个人肯定少不了要辩论，但其实她们的目标是绝对一致的，那就是要让节目活下去。遇到的坎儿要一起过，面前的狭路也要一起闯，有时候李媛表面上和李静“斗嘴”，背后却是一路不疑的支持。
在“钱”上困难重重，也不能降低节目的水准，这就是李静和李媛的共识。然而偏偏在这个时候，节目内容也出现了一些状况。李静发现，有些深一点的问题让小孩子来问，嘉宾很容易出戏；另外，孩子们做节目久了也油了，少了几分最初的天真。节目要进一步调整，但又没有钱。虽然此时的《小鸡捉老鹰》减少了童言无忌的成分，开始了李静和戴军男女双人搭档主持的模式，但这个模式也没有招来广告商的青睐。
创意，只需心生意念，而生意，则需要马不停蹄。李静一边制作节目，一边亲自去跑客户。她从没想过，自己会有一天坐在一大帮陌生人中间，做惺惺相惜状。在酒局上，本来只能喝二两，她一定喝四两，让对方觉得自己够义气。好几次喝完酒回去就吐，吐完又哇哇哭，哭完擦干眼泪再继续开策划会。
这一切，戴军都看在眼里。一次，李静穿了件后背深V的晚装，化了个大浓妆就准备出门。戴军问，你去哪儿。李静说，我去拉赞助。戴军说，别喝太多。李静说了句“行”，转身出门。戴军看着她离去的背影，美丽而清冷。晚上8点钟，大家都还在工作室没走，李静突然从门外冲进来，一头冲进办公室，关起门就大哭。戴军进去拍拍她的肩膀，李静一仰脸，妆都花了，“你说我容易吗？本来做一个主持人好好的，现在却要看别人的脸色！”“谈成没？”戴军问。“没有。”李静摇摇头。“下次把露背的深V反过来穿就行了。”戴军说。李静一听，转而破涕大笑。
王朔写过一篇文章，李静看后真的是心有戚戚焉。文中提到了王朔自己搞公司的经历。她简直太能体会那种感觉了：没有共同语言也要和客户在饭桌上相见恨晚。临走还要目送着客户的车远去，在风中摇着手，其实心里想的是，哥儿们快给我钱吧。
这些经历对李静来说非常重要，她越来越明白客户究竟要的是什么，而自己要的又是什么。以前自己总是在被梦想折磨，现在却是在被现实撕扯，其实理想和现实从来都不曾单独存在。李静也隐隐地感觉到，有些弯路可能是自己必须要走的，为了公司，为了节目，就暂且把尊严装裤兜里吧。
这时候有个广告公司找上门，说可以给李静两百万，然后把一年的广告时段都包下来，他们有一个广东的大客户。李静觉得这样挺好，自己可以专心做节目了。但李媛有些担心，这么大个广告公司连台车都没有，每次都坐地铁来，怎么看都像骗子。李静说，没事，这叫勤俭。于是就把合同给签了。谁知道合同一签对方就开始磨叽了，资金迟迟不能到位，李静就成天追着人要钱，得到的答复却总是“再等一等，客户还没给我们打钱呢”。又过了一阵子，李静觉得不能再这么不清不楚下去了，就决定去跟对方摊牌。结果到那公司一看，傻眼了。办公室都找不着了，一帮子人全跑了。李静的心都凉透了，当时她已经为节目欠了一屁股的债，这时候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却折了。
李静知道，自己已经连傻眼的时间都没有了，必须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她带上助理，风尘仆仆地赶到东莞，找到了广告公司背后的那个客户。客户说：“我没跟你签合同，是他们把钱卷走了”。李静说：“是这样，他们卷了您一半的钱，还有另一半您要给我们。节目全都播了，您也看了，是不是？”这些广东老板喜欢喝功夫茶，天天都喝，李静就连着一个星期每天坐在对面看他们喝。人家说：“你喝点茶。”李静说：“我不喝茶。”人家说：“你回去吧。”李静说：“你给我钱，我就走。我还要回去做节目。”最后，客户说：“就十万块钱，你回去吧。”李静很难受，但还是接过钱，走了。她想，有总比没有强，而且节目还要做，不能在这干耗着。
回去以后，她心里憋屈，就问戴军：“我是不是特傻，把人都想得那么美好？”戴军说：“没有，不好的一堆儿被你赶上了。咱们诅咒他们，明天公司就破产！”“对，太缺德，铁定要遭报应！”于是两个人一起把这帮“孙子”骂了个痛快。
这之后到了发工资的日子，竟然没有一个人要钱。戴军也不要，还反过来请工作室的大家吃饭。其实在李静最难的这段日子，也是戴军最难的时候。而说到“傻”，他比李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戴军正在和经纪公司闹解约。经纪公司的人还给全国各个电台打电话，“戴军的唱片约在我们手里，你们如果敢请他去唱歌，我们就告你。”这事要是碰上别的艺人，才不管呢，该演出演出，该唱歌唱歌，那合同条款本身就有问题，还说不好是谁违约呢。但戴军特老实，他觉得唱片约确实在人家手里，不能再唱歌了。不过还好，还能做主持。戴军说，人在窘迫的时候看到另一个人的窘迫，就会有一种同命相怜。
但李静看到的是两个人的“快乐”。无论遇到多么糟糕的事情，她和戴军似乎都能当成段子讲出来，而且永远是从一个人的相声变成两个人的小品。一次李静被叫去陪客户唱歌，一回来就跟戴军说：“今天那傻帽儿唱歌了。”说着还比画起来，“我还给他鼓掌来着。”戴军问：“哪个傻帽儿？”李静想了想，说：“唉，我是傻帽。”
其实李静和戴军一直相信，世上还是好人多，所以他们会永不放弃善意；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才能更放肆地拿烦恼开涮。这种情绪也感染了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那时候大家不拿工资还能整天笑得脸疼。李静说：“戴军是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的。他的主持，让人笑，他的笑，让人勇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