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节目，总会很贪心。正如“超访”那令人崩溃的第一期试验品，什么味道都加进去了，反而让人吃不出个酸甜苦辣咸。其实无须太急，保持自己的态度，自然就能熬出最好的故事，最浓的情绪。
每次别人说我是“商界木兰”，我的心就一颤一颤的。花木兰成天穿的是铠甲，我可是穿裙子的！那天杨澜跟我说，静，你知道么，我们就是为公司打工，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懂，我时刻准备着！这个孩子，我一点一点“拉扯大”，如今到了这一步，再做出任何的牺牲都无所谓。现在董事会一要我做报告，我就说你们放心，只要对这家公司好，对我有没有好处不重要。我是说真的。也许这种想法有点感情用事，但我就是用感情在做这件事。千万别说我是女强人，我只是要用女人的方式做一个强人。
--李静
谁没迷茫过呢？临近三十岁的那个我也曾每天“混吃等死”，怀疑一切，断定人生走到尽头。永远忘不了的画面是：我独守空屋，手机终日不响，以为是信号问题，于是把手机放到窗台，还是不响。最后我用家里座机打过去，它响了。其实我知道手机没坏，是我的心情坏透了。后来我得到机会成了主持人，陆续开了好几个节目，又参演影视剧，还自己写专栏。这样拼命地工作，只为追回那丢失的五年，生怕不用尽全力生活，哪天又要把这好时光还回去。然而一场大病让我醒悟--比起当下，过去和未来都没那么重要。我选择放慢自己。为了生活而忙碌，却忙得没有了生活，现在的戴军是绝对做不到了。
--戴军
异术家
潮水总有涨落。这是日月天地间的规律，也是历史叙事的周期。2005年，在中国电视综艺初露声色的15年后，第4波娱乐化浪潮终于奔涌而来。这一次，“综艺”与“秀”成为了娱乐的语境，所有的综艺节目都被卷裹进这个来势汹汹的大娱乐时代，没有谁愿意被淹没，也没有谁愿意成为海浪挤压下的泡沫。一个新的电视传奇正在被讲述，每个观众都期待着听精彩的故事，正如每个节目都渴望着营造美妙的情节。
当李静还未将自己与电视的关系彻底揣度清楚的时候，她便看到了浪潮的袭来。这对于《超级访问》来说，多少有些急促，但毫无疑问，李静和所有人一样，必须要在这一轮的涨落中立身，必须要讲述一个值得期待的故事。但她并不那么着急。首先，这不是她与“超访”第一次应对潮流的急转与翻卷。2000年《超级访问》创立之初正好处于第3次浪潮之中--互动益智类综艺让中国电视不知疲倦地“知识并游戏着”。但“超访”依然证明了明星访谈节目的魅力，甚至成为了那个年代娱乐多元的珍贵证据。其次，对于学习电影编剧的李静，她很清楚无论是如何的娱乐浪潮，无论是如何的全新叙事，都逃不开“梦想”的母题。这是“超访”的生命，在任何语态的轮转中，它始终依循着这条不变的暗线，来实现自己在不同周期中与大众情感的契合。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曾说过，“所有伟大的讲故事好手从人类历史之初──古希腊时代，到莎士比亚时代，直到今天──都在讲述着人类处于愿望和现实之间的根本冲突。”抓住这一冲突，便可以从容地讲好故事，这是“超访”的对策，也是它一直在做的事情，不曾改变，不动声色。当然这也是李静对电视的布局，她用电影编剧的思维徐徐地讲述着属于电视的故事。但是她承认，任何伟大的故事都不止于布局，任何的注定都是从偶然开始。
1992年，22岁的李静放弃张家口电视台给予的优厚条件，一个人乘火车来到北京，参加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考试。这个选择背后的动机充满了原始的理想主义情怀--她在谢添导演的《哀乐江湖》中客串了一个小角色。整个过程她只是迷迷糊糊地说完了自己的几句台词，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干吗。但拍完戏，谢导跟她说了一句话：“孩子，你不属于这个地方。”她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但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后来，谢导寄了一份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给她，她报了名，然后不顾一切地来到了北京。
面试那天，她发现报考导演进修班的几乎都是拍过电影的副导演，只有她是一个“门外汉”。想不了那么多了，她只是凭着自己的直觉与不多的经验坐在椅子上，一边比画一边回答那些陌生的问题。第二天放榜，李静终究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她悻悻地走出电影学院的大门，坐在公交车站的石凳上，等待着375路公交车把她拉到北京站，坐5点的火车回张家口。眼前的车过了一辆又一辆，李静却觉得自己被黏在了石凳上，不能离开。“如果现在回去，回到电视台，回到买个烧饼喝点茶水的生活，我是否还能踏进这个好玩的世界？”她对自己说，“不然再回去看看吧，最后再试试。”鬼使神差般，她又转身走进电影学院的大门，在一幢一幢教学楼间游窜。在文学系的教学楼上，忘了已经走到第几层，她看见一间开着门的办公室。于是探头进去，打算若被人质问就转身离开，却没想到迎接她的是一张和蔼的笑脸。“你找谁？”“我考导演系落榜了。来看一看，还有什么机会。”这句话是问对人了。眼前和蔼的女老师正是文学系主管招生的郑亚玲，她告诉李静如果有兴趣可以参加后天编剧班的考试。一听这话，李静就像是揪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她火速填完了报名表，心想终于不用去坐375路公交车了。如果不是遇到文学系进修班第一年招生，如果不是坐在车站石凳上心有不甘，如果不是怀着曾经作为语文课代表的遥远自信，李静就不会得到这个机会。她还记得，两天之后的考试题目是《船到桥头自然直》，她花了两个小时完成了这个剧本，之后她便在榜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直到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一名正式学生，她才了解到这是一个有着30年历史的“老专业”。而她则在这个老专业中看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新世界。20世纪90年代初的文学系，让她听到了周传基、戴锦华、谢飞、汪流等一批大师的课程，让她与一帮“奇奇怪怪”的文艺青年混成了朋友，也让她懂得了如何冲破经验，重塑观念。这段求学的时光是重要的，她学会表达，自由表达，用视听组合的多重性与复杂性来自由表达--这份得来不易的信念在她日后对电视的讲述中从未消散。
所以观众会发现，《超级访问》从来都不是靠语言来做支撑的节目，它是一个混合的叙事，从诞生之日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是如此。首先，“透过明星的朋友和家人来解读明星”制造出了“超访”式的冲突与悬念。然后是符号，一张老照片，一件旧毛衣，一位班主任，一封被遗忘的信--当嘉宾居于一个密闭的空间，这些物件便足以强行将其带入记忆的深潭。而当一个人面对过去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不期然的情绪流露出来。
还有一点，李静在遇到戴军以后就一直在尝试，那就是把整个“故事”打碎。原因很简单，观众在看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必定是需要“情绪点”的。几乎每隔两分钟，他们就会用一次“砸挂”来接近一个“笑点”，维持观众的愉悦。但是，当“感动点”临近，他们又会把节奏放缓，好让明星嘉宾把重要的情节讲出来。
这些玩法，说真的，李静不太愿意冠以“技巧”的名义教授给编导们，她问大家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你说这个，还有什么可能？”当然，这也是她常常问自己的问题。“超访”很喜欢开会，这是另一个不曾消散的信念，李静用“会议”来布局，也用“会议”来接近不期而遇的灵感。编导们经常自嘲是“千百惠（会）”：周一上午是节目讨论会，下午是主管例会；周三是制作部分享会，周五跟活动部开会讨论地面活动，每个月录影前还要和李静、戴军开编前会。必须说，2005年以后的“工作室”已经全然不再是“小西天革命根据地”了，包括新开的节目，以及与一些电视台合作的节目，上上下下好几十口子人，开起会来人丁兴旺，人气十足。
所谓编前会，俗称“对台本”，就是用来让李静和戴军“挑三拣四”的一个会。“这个不能这样，那个最好那样，开场要说什么，结尾又可以怎么处理……”编导往往需要根据俩人大大小小的意见来修改手上的台本，以呈现主持人最鲜活的语言状态。这个会，无论李静和戴军多忙，也是省不掉的。
我们的生活如此忙碌，简单的用餐时间都是我们寻觅快乐的珍贵时刻。
节目讨论会是最重要的，因为要“大家一起讲故事”。“超访”的每个选题，为了保证其内容的独一性，都要经过整个团队的“挑三拣四”。当期编导是最紧张的参与者，因为任何视角的失焦和态度的侥幸都逃不过大家的监督，毕竟上一个周也曾在别人的选题上“指手画脚”过。
以李静的性格，应该是“逢会必到”的。她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她喜欢开会这件事。但苦于她太过忙碌，在2006年之后便基本上将“会议室”留给了编导们去头脑风暴。这是个“俱怀逸兴壮思飞，可乐便当堆成堆”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超访”的节目风格就是在会议室里孕育的。
一天，讨论会结束已是下午，“超访”的编导们一起在会议室里吃盒饭。
作为主编的艳艳突然想到，超访其实还有一个会，叫“边吃饭边开会”，于是她便组织大家聊起了天。
“昨天录影，新来的摄像被静姐骂了。”艳艳说。“为什么呀？”新来的编导助理小马问。“估计刚来还没见识到静姐的厉害。”胡博说。这话有两层含义，首先每次录影都是李静最严肃的时间，她总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时随地挑刺儿；其次，她是个专业制片人，所有细节包括灯光的柔和度、道具的摆放，以及摄像的机位都没人能糊弄得了她。
“静姐是个天马行空的人，经常能蹦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让我们去实验。”白琳说。她想到了李静早期带着他们奔建材市场时的情景，虽然现在她不再去了，但还是会冷不丁来一句：“你们玩的那些手机游戏，怎么不放到节目中试一试啊？”
“你别看静姐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她很注重细节的，而且总能提醒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艳艳想让小马多了解一下这位女领导。所谓“换个角度去思考”，有时真的会发展成为一种思维的多动。只要一聊到“创意”，李静可以冲着编导们讲上大半天。但是她并不专权，相反她珍惜每一个人的风格。她曾经跟艳艳说：“超访做大了，你可别给我搞成流水线。”艳艳心里明白，李静最放不下的就是那份“手工感”。曾经有个编导在会上说：“我想一开场就让嘉宾的好朋友上来，但我觉得超访的风格不是这样的……”李静打断他：“错，超访现在不需要你考虑什么风格，觉得合适就做，出其不意的东西是最好的。”这个节目当然需要一个统一的调性，但在此基础上，每个编导都必须在其中投入自己的个性。
“我很好奇，各位的风格都是从哪来的啊？”小马和超访家族的很多前辈一样，都不是“科班出身”。
“胡博的风格是从吵架中得来的！”白琳说。她脑中浮现出了胡博为了“一个图标到底加还是不加”的问题跟她吵架的画面。胡博撇撇嘴，“我之前是学平面设计的，所以对画面布局比较较真。”他看小马一脸迷茫，继续说，“其实最开始真的什么都不懂，就主观觉得应该好玩、好看。我告诉你，剪片子的人能够取悦自己是特别困难的。如果我能让自己高兴，这事就靠谱了，如果我都看不过去，那这节目一定不及格。”
“那你们平时会看什么专业书籍呢？”小马问。“我不大看教材。”胡博说，“我喜欢把电影手段放进来玩。比如看电影，最开始也不懂所谓的镜头感。就知道这个不好看，不对劲，后来才知道人家专业说法是’跳轴了‘，’逆轴了‘。《两杆大烟枪》你看过吗？这片子当时用了一些很开先河的剪辑办法。我就问自己这个能用到节目里不？不行。电视节目不可能跳接，不可以有重影。但是，我可以用来剪预告片啊！包括一些漫画的手法，都能放到预告片里去玩。”
“技巧这东西，只要有兴趣就很快能上手的。”白琳接着说，“关键是故事本身。我爱看故事，不管是电影、电视剧，还是小说，只要是好故事我就喜欢。故事看多了，自然就能抓到一条叙事的主线。”这时坐在旁边的胡博插了一句：“没错，她经常看个开头就把结尾给说出来了，特别烦人，大家都不愿跟她一起看电影。”白琳没反驳，若有所思了几秒后说：“想想真的是积累。我2002年进’超访‘当’发报员‘的时候，就开始听故事了，一路听着嘉宾的故事过来的。”
“是，有时候创意就是来自这些嘉宾的故事。”胡博说，“我剪片子的时候也会去对照，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会怎么处理，我遇到这个坎儿跨不跨得过去。这种感受不是刻意去学习到的，是天天看天天想，自然而然就有了，任何的表现力都是建立在这种真实的共同感受之上。这么说吧，超访的剪辑，你又要考虑到这个故事的逻辑和节奏，你还不能断章取义，不能改变人家嘉宾本来的意思，因为你不是拍电影，你是在做一档访谈节目。”
“电影手法是很好，要不要学，还是看你自己。”艳艳对小马说，“不要刻意去借鉴别人的优势，而忽略了自己的亮点。”艳艳记得李静对她的叮嘱：不要夸大了某个人的某种风格，而影响了其他人的想象空间。
“嗯，我很喜欢电影。”小马点点头，接着问，“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超访‘把嘉宾看成是一个电影的主角，然后让他活在我们设计的一个逻辑空间里，按照我们的安排去表达？”
“不是。”白琳摇摇头，这问题以前也被问过很多次。“如果非要比喻的话，与其说是电影，不如说是纪录片。我们会通过对他的了解，挑我们想要的东西，让他变成一部好看的纪录片。但我们没有在’编剧‘，故事一定是他的，我们不会帮他写任何一个故事。”
“那如何来挑我们想要的故事呢？”小马觉得这应该是每个新加入’超访‘的人最想要问的问题，“我看前辈们都在说’不一样‘，’不一样‘是最大的标准？”
“刚才已经说了，我们先要了解一个人，然后再去挑故事。”白琳说，“无论你要呈现他的哪一面，你都要足够认识对方，这是最大的前提。”说到这白琳望了胡博一眼，胡博没抬头，只是在身边的草稿纸上画了一个圆圈，说：
“我理解的足够认识对方，不是叫你去背嘉宾的履历表，而是去发现嘉宾的语言状态和世界观。每个人都有一个’核‘。有的人的’核‘是自由，所以他不安分，他的选择他的成败得失都是因为这个’核‘。反过来讲，人的每一个喜好或行为都是’核‘的衍生。他为什么喜欢吃甜食？她为什么喜欢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的人生格言为什么是’怀疑一切‘？这些表象可能在背后都是与性格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如果单单就事论事，我们可能就会把握不到最本质的那个’核‘了。”
听了胡博的一番话，艳艳在心里点了点头。但她随即听到一个声音，“其实关于如何了解嘉宾，艳艳姐有一个绝招。”说话的是胡博，只见他已经把刚才画的圆圈涂成了一个爱心的形状。这个典故要从2004年说起，当年“超访”出版过一本同名图书，主要是李、戴二人与嘉宾的精彩对谈片段，还有一些编导手记。戴军在后记中把艳艳给“出卖”了。原话大致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