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最厉害的那段时间，戴军在上海待了一个月。这一个月，他没有工作，没有出门，只是一直看书，看电影。20世纪90年代末，他觉得自己很想说话，于是遇到李静，主持《超级访问》。但他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歌手，有一天跟唱片公司的官司打完了，有一天所有的合约都到期了，还是要继续唱歌的。主持，就看成是一时玩票吧，做得好不好是无所谓的。但是没想到，三年的时间足以让他无法自拔地爱上了这个以说话而不是唱歌为主的舞台。在他的印象中，“超访”的录影棚并不大，比他唱歌的舞台要小得多，而且没有追光，也没有现场乐队。身边的李静还是个“五音不全”的家伙，却总是能够在舞台中央大声地唱着“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他最喜欢“超访”请歌手做嘉宾，因为这样他就能够在节目中一展歌喉，唱一唱那些深藏在记忆中的旋律。但如果遇到演员嘉宾，他就会有点怵，因为很少看电视剧的缘故，那些别人眼中的大牌经常是他记忆中的空白，所以人物性格分析就需要好一通恶补。如果非要说他对这个舞台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可能就是“始终手握主动，永远无法掌控。”
自2003年起，当他得知自己和李静获得了《新周刊》最佳访谈主持人奖时，他便暗下决心要找一个良辰吉日给自己的人生划一道分水岭。事后回想起来，那一个月在上海的时光是十分必要的。在看了很多很多本张爱玲，以及很多很多本李碧华、亦舒、沈从文与汪曾祺之后，他决定回到北京，做一名“正式的主持人”。
其实，他早就已经是一名电视主持人了，正式的事都做过了，不正式的事也在节目中做了不少。李静对此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她说：“戴军的表现特别的戴军。”这话对于戴军倒是受用的，因为他最不想别人说他的主持是一场表演。戴军说，主持人差不多有两种招数，一种套路拳，一种太极拳，而访谈节目需要的是后者。套路拳是综艺的打法，刀枪棍棒，耍得有模有样，但太极拳讲的是应对，以柔克刚，千变万化。“今天要是遇到聊天的高手，那你就可以去进攻，因为他接得住，自有招数去化解。观众看到强强交锋也会兴奋。但如果你要和一个羽量级的对打，那就不能把话直劈下去，不然非把人给打伤。”这种招数对综艺节目来说，可能太麻烦了，但用在“超访”的舞台上就刚刚好，因为这节目从来不着急。
戴军也说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出一副好眼力的，只要嘉宾往台上一站，他就能看出今天这期能把话说到几分。“看嘉宾走出来的样子我就知道，他是端着的，还是准备掏心窝跟你讲点事的。”他和李静自然是希望嘉宾能在“超访”放松下来多说一些，但他们不强求。每次节目开始前，他们对嘉宾只有一句话：“这期节目有什么不能说的？”他们的原则是，如果嘉宾不想说，那他们就不会主动问。但往往是嘉宾在录影现场先绷不住把话说了出来。“这或许就是超访最’坏‘的地方，”戴军说，“总是让嘉宾精精神神地进来，恍恍惚惚地出去。”
当然也会遇到不好访的嘉宾。但这“不好访”和“不好访”也是不一样的。比如陈建斌，李静、戴军曾公开指认：此人是“超访有史以来最不好访”的嘉宾。但陈建斌又属于“超访”很欣赏的那一类人--个人气场强大，直接得吓人。他曾在节目中说出过这样的话：“社会怎样才能进步？不是靠妥协的人，是靠不妥协的人。”后来，他们就成了朋友。当然也有另一类嘉宾，可能临上场了才发现自己还是无法去面对某些心情，对此李静和戴军的原则依然是，不强求。会有人问，“戴军，你们通常怎么协调这种情况？”“不用协调，尽快把话题问完结束。”戴军说。有一次，一个嘉宾在看完大屏幕播放的“好友爆料”后说，“我是这样的人吗？我说过这样的话吗？”他开始躲闪戴军的提问，只一个劲地说：“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没有了。”戴军平静地说。“好，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此结束。”李静坐在戴军的旁边，同样平静。这期节目总共就录了20分钟，而且一分钟也没播出过。“没办法，这个节目就是这样。”戴军说，“我们的节目不是大制作，但也有自己的小性格。”
即便是“不一样的’超访‘”，也不可能万事皆顺利，所有问题都精彩得只差一个答案；即便是“正式主持人”戴军，也不可能让自己成为一个百战百胜的“问话者”。他最大的成就感是为自己在这个节目中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角色--做一副好耳朵。“谈话节目的哲学有三点：第一点是让对方放松，第二点是让对方有说话的欲望，第三点就是要让他觉得你站在他这一边，能够听懂他说的话。”坐在舞台的一侧，注视着嘉宾心中的风吹草动，这才是戴军能够从容驾驭的角度。
比起戴军“主持人观”的演变，李静倒是一开始就很明确自己的位置。因为她做“超访”主持人的第一天，就是一个制片人。这让她必须更多地去考虑整场节目的完整性，而不是单单去营造两三个爆发点。她还有一个古怪观点是，主持人要像“阿庆嫂”。首先，要有服务意识。嘉宾是客人，人家来你这做客，你就要让人家来玩得开心，玩得满意。都不用给客人菜单，主持人就要清楚地说出嘉宾最喜欢的一壶酒，最爱吃的两个菜。嘉宾自然会被你的诚意打动。其次，主持人要像阿庆嫂那样炒得一手好菜。这不仅是手艺问题，更是掌柜、大厨、伙计们的合作问题。这位“阿庆嫂”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后台。比如她会在录影间隙跟摄像说，“我一会儿让嘉宾讲那个故事，你就给我切个大特写。只有双方的脸部特写才能让观众感觉到心与心的交流。”比如她还会冲着键盘说：“我不要这样的音乐，跳戏，我要弦乐。”比如她更会对着现场导演说：“嘉宾后面第二排那个观众打哈欠，你跟他说一下，不行换个位置。”李静就是这么一个喜欢张罗的人，嘉宾、观众、摄像、键盘、灯光，每一个元素她都要反复确认好，才能安心地在台上开始采访。她那个在“超访”家族中流传的经典说法是：“主持人不是自己high了就high了，不是嘉宾high了就high了，是要在场的所有人都high了，才叫high了。”这个喜欢音乐和戏剧的女人还说，“如果我们达到了这种默契，就是身心合一，那我们才会有一台好的节目。”
“身心合一”，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主持人这样形容自己对节目的感受。很多人，包括一些电视研究者都说，《超级访问》是一个主持人的节目，因为两位主持人个人特色太鲜明，甚至成为了节目最大的看点。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越是强烈的个人风格，就越是建筑在一个团队的共识之上。李静在电视台做了10年的主持人，当年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实，很多私底下挺活泼、幽默的主持人只要一到台上就变得黯然失色，千篇一律。也就是说，他们最多做到20%的表达，而失掉了剩下80%的可爱。所以李静自己做制片人以后，最先闪进脑海的想法就是，她要让“超访”的主持人有一个100%表达的舞台。为了呵护这个想法，她把每一个环节都看得很重要，这些细节上的精确和想象力，才是一个主持人能在节目上尽情发挥的前提。她甚至都有点感谢没有赞助、没有平台的那两年时光，因为那也正是“超访”风格形成的关键期，而她则能更大程度地去决定自己要说什么，怎么去说。而且，她遇到了戴军，这个没有经过丝毫正统主持人训练的随性男子，在主持上并没有李静那么强烈的企图心，他才懒得管嘉宾背后那个观众有没有打哈欠呢，他只需要认真地听嘉宾讲话，然后打好自己的太极拳。这种主持手法上的差异，渐渐就演变成了一套组合拳，在插科打诨和真情流露的更深处，不着痕迹地打磨着节目的层次。对于如何表现李静和戴军的组合拳，“超访家族”的人都是深谙于心的。
确切地说，他们每个人的工作最终都会成为主持人风格的一部分。而与此相比，更大的挑战是如何展现不同嘉宾的人物魅力。尽管在每一期节目的策划会上，还是会出现争辩，但“超访家族”有一条不变的共识，那就是每一期节目都要让嘉宾带走些什么。如果是单纯从收视率考虑，他们大可以说是让观众带走些什么，但他们统一的口径确实是：“让嘉宾带走些什么”。至于带走的是什么，就值得发挥了，可以是一张照片、一个戒指，也可以只是一种感觉。
这里面很可能还有一种情结。没记错的话，尹相杰拎走的那兜儿垂死的螃蟹，就是“超访”送给嘉宾的第一份礼物。那时“超访”没钱，所以只能是这样表示表示了。可是之后的“超访”却像着了魔一样，想着法儿地“表示表示”，直到将“礼物”这个概念发挥到极致，成为了导演们、观众们和嘉宾们共有的存在感。
孙楠2003、2004、2005年连着三年做客“超访”。艳艳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三期的编导都是她。她说，自己一直是个不大愿意计划将来的人，所以每一期节目都恨不得做得淋漓尽致，全然不管这个嘉宾以后若要再来还有什么好说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忧也确实没必要，恰恰相反，一个尽兴的结局或许才是下一个好故事的引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