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思想专制就像传染性痴呆病，能使很多人变得不会自由写作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自由写作，他们认定生存的理由只有专制者给找来的那一个，倘不合适，则该死的是自己而绝不可能是那理由；二是它又像自身免疫性疾病，自由的灵魂要抵抗专制，结果愤怒的抗体反杀了自己：或是明确地以死来抗议，或是不明确地让生命本能的愤而自杀来抗议；第三，它又像是不孕症和近亲交配造成的退化，先令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不能传播不能生育，然后怂恿劣种遗传。但人类数十万年进化来的成果不会毁于一旦，专制可以造成一时的愚钝与困惑，但只要会自杀的光荣犹在就不致退回成猴子去，有声的无声的以死抗议一多，便等于在呼唤自由便注定导致重新寻找生的理由。当代作家戴厚英曾在《诗人之死》中描述了那个疯狂的年代诗人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到的可怕的摧残，着名诗人闻捷最终开煤气自杀，对思想专制表示了无声的抗议。文革中像闻捷一样以生命的终结以示抗议的诗人可以开出一大长串的名单来，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还会记住他们？其实在文革中自杀的又何止是诗人？在法西斯文化专制下，知识分子的厄运是注定的，他们想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只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今天当我们回顾那不堪回首的岁月时，我们能对沉睡的诗人说些什么？
180年前法国诗人雨果如是说：
你走过去了！——的确，这石碑与你有什么关系？
在你忧愁的眼中坟墓里能藏什么呢？
几根脱落的骨头，一些遗骸而已，也许一无所有，——但永恒就在这里！
但假如文革中那些自杀的诗人没有自杀，而又活到80年代、90年代甚至今天的话，他们当中有没有人会自杀呢？这个问题也许有些荒唐，因为历史是没有假设的。1996年12月12日午夜，以“报告文学之父”着称的中国文坛诗人徐迟在医院跳楼自杀身亡，这个19岁便在《现代》杂志发表诗作、22岁出版轰动文坛的诗集《二十岁人》、63岁写出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扛鼎之作《哥德巴赫猜想》
的着名诗人留下了文坛的一个世纪猜想。而在这之前已有好几位年轻诗人飘逝而去，在平静而又喧嚣的文坛激起了阵阵的涟漪。中国诗人怎么了？为什么在法西斯文化专制被彻底冲破以后，诗人还会自杀？倘若按学院派的说法：自从世界的历史进入了19世纪末叶之后，整个人类在精神上就未能从一种“世纪末”的情绪中挣脱出来，人类迎来了如海德格尔所描述的世界之夜，即人类生存的虚无的暗夜，对人类生存的目的意义和终极价值的怀疑的心态，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正是在这种生存虚无的黑暗底色之中，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如此集中的诗人自杀现象，这种历史现象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文学评论》·《诗人之死》
吴晓东谢凌）当世界进入夜半时分，沉没于黑暗之中，人类似乎走到了尽头，在这种绝境之中，诗人无法忍受这种黑暗的存在，于是便让自己的个体生命走向毁灭。这确实具有形而上的意味。但事实上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诗人而言是如此吗？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诗人是何等的风光！刚刚不久从文化废墟中抖落一身灰尘，还未来得及医治自己心灵创伤的诗人，只要写出一篇引起人们共鸣的作品，便会赢得莫大的荣誉，他们是拥有世界上读者最多的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又算得了什么？中国诗人是最有历史责任感的诗人，10多亿人民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同欢乐共悲哀。而他们确实也成了时代的宠儿。然而曾几何时，一场改革开放的大潮便迅速改变了“文学贵族”的命运，“文学贵族”瞬间成为“文学贫民”。诗人精神支柱不幸倒塌，心理天平向一边倾斜，世界对他们而言似乎进入了夜半时分，于是孤独、忧郁、沮丧、感伤、愤慨将他们笼罩在世纪末的黑暗中，使他们显得弱不禁风，不堪一击。这是时代使然，也是社会使然。中国的诗人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因为他们辉煌的时光毕竟太短，而他们从峰巅跌入低谷的速度又是那样的快！以至还未来得及好好地品尝自己作为诗人的光荣就失去了诗人的辉煌。岂不哀哉！90年代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文化的发展变化令人眼花缭乱，西学和国学、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想启蒙和务实改良，此起彼伏，各领风骚，那一个接着一个的热浪：股票热、出国热、白领热、学车热、购房热、健身热、减肥热、时装热、人体艺术热，甚至有行为艺术热、“黑厚学热”、养宠物热使你弄不清当代人的热点所在，面对铺天盖地的媒体广告、地动山摇的摇滚音乐、愈打愈多的假冒伪劣、“投机分子”的大红大紫，以及愈来愈恶化的生态环境。诗人感到精神越来越轻，自己越来越被时代和社会“边缘化”，而自己的内心也变得越来越沉重。当金钱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唯一目标，金钱主宰着社会的一切时，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已日渐远离诗人而去，是甘于寂寞和清贫、固守文学清灯，还是审时度势让文学具有“金钱神话”的再造功能？诗人不能不作出选择。无论何种选择，对于诗人都是痛苦的。人文精神日益被金钱、物质的大潮稀释得成为不合时尚的对象时，诗人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生活和创作，他们的存在似乎变成了多余，至少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浮萍一样不过是无根之浮。诗人何处安身立命？在这个精神匮乏的时代诗人不能不对自己立即重新估价和定位。于是大多数把原先深切的价值诉求置换成“金币写作”的策略，在走向平庸中适应和改变了游戏规则。只有少数也只能是少数作为生活的目击者和意义的揭示者，以自己独特的体验方式，把浑浑噩噩的现实生活变成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他们承接古贤人安贫乐道的思想，甚至像坚守城堡的铁骨铮铮的战士一样誓与文学古城共存亡。在牺牲于物质与落伍于时代进程的很大可能性中，他们在某个时候不禁从内心深处喷涌出了强烈的悲壮感和某种勇士情怀：文学与世俗的碰撞如果注定要使心灵流血，那就流吧，只有真正的诗人才能托举远远超重的信念。
于是在灯红酒绿的枪林弹雨中，在信息轰炸与诱惑地雷的弹坑间，他们身手敏捷地跃过壕堑和路障，以大于肉体速度的精神速度奋然冲锋，他们以心灵的花朵当作子弹击发，一朵朵五颜六色的花朵神圣地发向了物化的世界。这样的图景是美丽的，也是悲壮的，因为花朵的力量实在是微乎其微。但在日益物化的社会生活中，花朵的抒情却是这多极世界中不容忽视的甚至是有力的一极。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失落感与文人的悲壮感正是出于这样的社会心理：从受人瞩目的辉煌中退出所引发的失衡，以及古往今来传承于文人骨血中的使命感、济世感与巨大而激烈的社会转型的碰撞造成的困惑。诗人为文学与自身的遭遇而慨叹是必然的——在不被关注的角落里歌唱。诗人举起的灵魂的斧子砍在物欲坚硬的岩壁上，也许留给后世的，将是思想者的化石。
在悲壮地固守文学清灯的诗人中却有极少数在举起灵魂的斧子时，不仅砍在了物欲坚硬的岩壁上，同时也砍向了自己，把毁灭自己作为最后的诗之思。无论是年轻的海子及其追随者，还是已是暮年的徐迟，似乎更敏锐地感觉到末世感的压迫：在这个“金钱神话”的时代，大众心灵日渐虚脱，无所寄托，时代中的精神品质已然成为超出当代人生存需要的奢侈品，诗国的沉沦成为无可挽救的事实，诗之思只能在人类精神的边缘最终被喧嚣的大众窒息。因此诗人是多余的，诗是多余的，甚至诗人的自杀和议论诗人的自杀都是多余的。而诗人只有带着他的诗心走向永远的沉默，才能彻底摆脱难以忍受的心灵失重和绝望感。如今当我们回顾20世纪90年代那些已经永远沉默的诗人时，我们依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和难以解开的心结。因而我们才对至今仍然于“金钱神话”的重围中苦苦挣扎而将诗意的光辉撒向欲望燃烧的大地的诗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19世纪30年代雨果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我们这个世纪的诗人怎么不痛苦地/叫喊：‘灾难！灾难！’/人们会看到诗人蒙住脸/痛惜消逝的白昼/看到他站立在门口/在快要降临的黑夜前/悲戚地，让黑夜把灰儿洒向东西南北的天边！”1诗人自杀无疑是人类的悲剧，文学的悲剧。诗人自杀尽管因个人境界、学养、动机、背景不同而各各不同，但都与外部的压力有关，特别与诗人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心理有关，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的诗人总有可能面临着一种强大的社会心理的压迫，当他们遭遇这种压迫时，本来就存在的内在的冲突会进一步加剧，因而内外交困，人生之苦和精神之累使他们难以承载，沉没自己的生命之舟也就成为唯一的选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