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为爱殉情的不都是女主人公，在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中我们看到殉情的却是男主人公。男主人公维特是一个脆弱而敏感的资产阶级青年，与一位活泼美丽的姑娘夏绿蒂相识并一见钟情地爱上她，但夏绿蒂却已经与另一位青年阿尔伯特定了婚。维特既不能与自己心上人结合，在生活中又遇到了种种挫折和刺激，最终愤而自杀，成为欧洲近代文学上最着名的殉情的“情种”典型。歌德对维特脆弱、敏感、多情的性格和炽烈的爱情，特别是对他的殉情进行了细腻的刻画。当维特终于下决心以死来结束他不堪忍受的痛苦时，他想到的是给心上人写一封诀别信，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很长时间，直到他举枪自杀前才结束。这封信可以说“满纸辛酸泪”，这个软弱而自作多情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他死后别人不要忘记他，永远纪念他，他企图用“毋忘我”的凄切请求和自己死后的凄凉景象的想象打动绿蒂和其他人，而不管别人是否痛苦。临死前还忍不住跑到绿蒂家中与她见面，结果在尴尬相见的窘境中因绿蒂要维特为她朗读他所翻译的几首悼亡诗而大受刺激，回来后他完成了他写给绿蒂的“绝命书”：“子弹已经装好钟正敲十二点！就这样吧！绿蒂，绿蒂！别了啊，别了！”他穿着他心爱的那套服装：长统皮靴，青色燕尾服，再配上黄色的背心。面朝窗户，他扳动了枪机。一个情痴终于勇敢地殉情！一时间“维特热”席卷全欧洲，维特的行为，维特的性格成了青年崇拜、模仿的对象，不仅模仿他的风度举止，他的服饰，甚至模仿他的自杀。这是歌德始料不及的，维特的形象如此富有感染力，这与作者融进了自己的经历和真情实感是分不开的。歌德本人就是一个多情的种子，25岁的时候感到自己的爱得不到回报，自己所处的时代“一片混乱”。因此他决定离开这个世界，他觉得结束生命的方式应该是富有尊严的，想到历史上德国皇帝奥托曾因战争失败而用匕首刺入自己的心脏的方式自杀，于是决定加以效仿。他将一把外观漂亮、使用方便的匕首放在床头边，每晚当蜡烛灭后，歌德就尝试自己是否能将刀尖一下就插到胸口内几寸的深处，但从未成功。后来他终于从死亡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决心重新开始生活。然而这段殉情未遂的死亡情结对于他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所以才有了风靡全世界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有了维特这个世界文学中最着名的殉情的“情种”的典型。
对于殉情者来说，无论是痛苦不堪的时候，还是幸福至极的时刻，都是对爱的最后的呼唤。外人对他们的评说并不重要，死亡也显得无足轻重，只有爱情才是最重要的，他们是为爱情而存在，为爱情而活着，没有爱情一切都毫无意义。
人生如泡沫般无常，因此才要尽情燃烧现在这一刻，哪怕就在这一刻熄灭。殉情是对真爱的最后的呼唤，是人性的最后一次张扬，是生命的最后的绝唱。诗人在这里展现了他们人性的最本原，最美丽，最丰富的底色，死亡的阴影在这里似乎消失了，爱神仿佛降临人间，绚烂的光辉照亮了眼前的一切，忘记了痛苦，忘记了忧伤。
曹禺《日出》中的女主人公交际花陈白露有一句让人心酸的台词：“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句台词可以说道出了那些灵魂受到社会戕害的弱者的心声，他们虽有着美好的生存的欲望，但是他们身处的环境却使他们的灵魂遭到腐蚀，他们命中注定要永远留在黑暗中，黎明的到来也无法拯救他们沉沦的灵魂。诗人以无限哀惋的同情描述那些沉沦的灵魂，体验那种在社会的重压下走投无路而自绝的心理，其实不也是在救赎自己软弱的灵魂吗？
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所表现的爱玛即包法利夫人的悲剧，显然不是什么爱情的悲剧，而是一个灵魂沉沦的悲剧。福楼拜对爱玛之死在作客观冷静的描绘时，也不遗余力地渲染了这颗软弱的灵魂沉沦过程中的无望的挣扎。爱玛作为乡间一个小地主的女儿，本来是一个纯真的少女，却因进了一所修道院的寄宿学校接受贵族式的教育，发生了精神上的变化，成为一个满脑子幻想、向往贵族生活、贪图享乐的人。但命运让她嫁给了一个只能维持一般生活的乡村医生，从而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去参加了一个贵族的舞会，在舞会上她所见到的贵族的豪华生活和风度翩翩的贵族公子哥，成为她终身的向往而又不可能得到的一种梦想。于是她决心冲破现有生活的樊篱去追求她的梦想。而社会也对她张开了腐蚀的网：她朝思暮想婚外的浪漫“爱情”，浪荡男子便扮演白马王子勾引她；她贪图享乐追求奢华生活，高利贷者便鼓动她赊欠购物，用债务将她套住。结果她在这张网里越陷越深，无法挣脱。她不但没有找到婚外的浪漫“爱情”，反而成为被男人玩腻了的弃妇；她对奢华生活的追求使她成为高利贷的牺牲品，背上了无法偿还的债务——最后被逼上了绝路，服毒自杀，让自己堕落的灵魂永远沉没在黑夜中。作者的灵魂也仿佛沉没在黑夜中，因为他曾说过：“包法利夫人就是我。”福楼拜体验了一次死亡的折磨，他在写到爱玛吞下砒霜后，自己的嘴里便有了砒霜的苦味，死亡似乎降临到自己身上。爱玛临死前的情景近乎有些恐怖，一个曾经燃烧过疯狂的“热情”，并因这种“热情”而陷于毁灭的垂死者在死亡面前万念俱灭的悲哀，以及似乎又心有不甘的痛苦，最终却让一个盲丐的歌声惊醒。当盲丐用沙哑的声音唱道：
天气热得小姑娘做梦也在想情郎。
艾玛像僵尸触了电一样坐了起来，披头散发，目瞪口呆。
大镰刀呀割麦穗，要拾麦穗不怕累，小南妹妹弯下腰，要拾麦穗下田沟。
“瞎子！”她喊道。
艾玛大笑起来，笑得令人难以忍受，如疯如狂，伤心绝望，她相信永恒的黑暗就像瞎子丑恶的脸孔一样可怕。
2.沉沦的灵魂
一阵痉挛，她终于倒在床上。作者让爱玛在百感交集中带着一种疯狂可怕的狞笑死去，那是灵魂于黑夜沉没前的垂死的挣扎。
《日出》中的陈白露之死与爱玛相比没有这样恐怖，而她似乎比爱玛更令人同情。虽然她的故事也属于中国文学史上那种“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或“始乱终弃”的“红颜薄命”的故事。但是她的自寻短见却更让人惋惜。陈白露年轻、漂亮，相当聪明，出身书香门第，过惯了小姐生活，也有过在社会上“走红”的时候。这些是她骄傲的资本，也是她走向死亡的陷阱。家道中落，使她不幸陷入十里洋场，靠当交际花维持着虚假的奢侈生活，以至越陷越深，无力自拔，最后走向自杀的绝路。陈白露跟爱玛相同的是都有虚荣心，都不甘寂寞，都挡不住灯红酒绿生活的诱惑。她倔强、自信，但任性而又怯懦，她不愿意改变自己原来走惯的路，这是她灵魂沉沦的一面。而她跟爱玛不同的是虽然也混迹上流社会，却始终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她鄙视洋博士张乔治，并且不甘心与潘月亭鬼混，也时常嘲弄顾八奶奶的庸俗，但她又不得不跟他们周旋，因为她需要钱，这些人有钱。她不是因为负债去死，她还很年轻漂亮，完全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她的死是因为她看到下层社会的苦难，看到她混迹的上流社会人们的相互倾轧，使她感到对生活的绝望。她想离开她生活的环境又做不到，但不离开又不甘心。这种二难选择使她讨厌自己，讨厌一切，她甚至连自己是谁都弄不明白了，她多次在内心问自己：“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人？”她坐在河边，看到微风吹动她的头发，看到水中浮游的小鱼儿，看到一片不知从哪飞来的枯叶，从水面上飘过。不禁又问自己“我是水——是鱼？——是树叶？——还是风？——我是什么？我是什么人？”这是多么令人心酸呀！她的自杀是必然的了。她没有像爱玛那样去吞砒霜，而是咽下安眠药穿着她最心爱的一身雪白的衣裙，身边满是撕碎的玫瑰花瓣，拿着那本《日出》，在沙发上睡下。在路边传来的砸夯人的歌声中她想起自己的少女时代：
她还是那个少女的模样，清秀、纯真，刚刚进城，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四面看着。
陈白露躺在沙发上，手里的书已经掉在地上。她闭着眼睛，生命渐渐地从她的身体离去了。
窗帘的缝隙间，射进一道淡红色的曙光，照着她雪白的衣裙隐隐的夯声。
一望无际的田野，无边云峰峥嵘。太阳从去隙间射出金色的长箭般的光辉。
陈白露的尸体。一缕被划破了的衣裙拖在地上。她仿佛只是睡看了，她的脸依然那样年轻，那样美。只有嘴角边流出一条细细的短短的血痕——是愤怒？是悔恨？还是忘却一切的、不可言传的神秘？
这是一颗不甘沉沦的沉沦的灵魂，作者尽量让她死得富有诗意，寄寓着自己对女主人公莫大的同情，同时也极力的想抹去死亡所带来的恐惧，使读者和观众在心灵上多少得到一些安慰。
当然，沉沦的灵魂并不都是薄命红颜，死亡的飘带不都系在“心比天高，命如纸薄”的弱女子身上，在郁达夫、白先勇笔下的海外游子中沉沦者似乎有着更为悲剧的内涵。
郁达夫的小说有着强烈的自传色彩，早期作品中有着浓郁的灰色的死亡气息。在《银灰色的死》中，一个漂泊异国、穷困潦倒。靠典当亡妻的遗物和卖掉自己心爱的书籍勉强维持生活的穷学生，在极度的孤独苦闷中用仅剩的余钱喝得酩酊大醉后倒毙于异国的街头。死后他的尸体竟无人收领而由一个地区的“区役所”代为收葬。这样的悲剧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在无边的黑暗的压迫下内心的忧愤和无助的绝望。他悲愤地说：“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的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点不是忧伤”11913年，17岁的郁达夫随其长兄郁华到日本留学，突然跻身于日本文化环境之中，显得无所适从。因为17岁以前的郁达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两种有着巨大差异的文化在郁达夫年轻的心灵中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从灵到肉，从实际生活到社会思想，从个人到民族的矛盾，从两性关系到社会生活等，都引起郁达夫内心的矛盾和痛苦。影响最直接和最强烈的是两性关系的观念。17岁以前的郁达夫接受的是中国儒家道德的“严男女之大防”、“男女授受不亲”的训诫，几乎不可能养成与异性自由进行交往的习惯，也不可能获得追求异性的起码的知识和能力。在性本能觉醒后他又突然落入了性开放程度极高的日本文化环境中，道德观念与本能欲望的冲突便大大地被强化了，性压抑带来的苦闷以及固有道德观念受到动摇时的惶恐、烦乱和焦虑，使其发生了心理变态。这种性苦闷又和社会的人生的苦闷交织在一起。郁达夫留学时的日本已不同于古代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民族原先对汉文化的仰慕之情已经转向了西方，自身的发展又增强了民族尊严感，于是对尚处在贫穷落后的中国表现了明显的歧视，郁达夫这样的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是这种歧视的直接承受者。民族的贫弱，个人的穷苦，不受尊重，在异性面前感到自卑，不能自由地追求异性对自己的爱。这样性苦闷、人生的苦闷和社会的苦闷便交织在一起。这是郁达夫所体验到的心灵的痛苦和折磨，这种痛苦和折磨引发了他死亡的念头，唯有死才能摆脱这种痛苦和折磨。于是在《沉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的零余者，一个灵魂被压榨得变了形，唯有求死的留学生：
“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了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无及，悔也无及。我就在这里死了罢。我所求的爱情，大约是求不到的了。没有爱情的生涯，岂不同死灰一样么？唉，这干燥的生涯，这干燥的生涯，世上的人又都在那里仇视我，欺侮我，连我自家的亲弟兄，自家的手足，都在那里排挤我到这世界外去。我将何以为生，我又何必生存在这多苦的世界里呢！”
想到这里，他的眼泪就连连续续的滴了下来。他那灰白的面色，竟同死人没有分别了。他也不举起手来揩揩眼泪，月光射到他的面上，两条泪线，倒变了叶上的朝露一样放起光来。他回转头来看看他自家的瘦又长的影子，就觉得心痛起来。
“可怜你这清影，跟了我二十一年，如今这大海就是你的葬身地了，我的身子，虽然被人家欺辱，我可不该累你也瘦弱到这步田地的。
影子呀影子，你饶了我罢！”
他向西面一看，那灯台的光，一霎变了红一霎变了绿的在那里尽它的本职。那绿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海面就现出一条淡青的路来。
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见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
“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我的乡土啊，我如今再也不能见你的面了。”
他一边走着，一边尽在那里自伤自悼的想这些伤心的哀话。
走了一会，再向那西方的明星看了一眼，他的眼泪便同骤雨似的落下来了。他觉得四边的景物，都模糊起来。
一颗沉沦的灵魂终于沉没在黑暗的大海里，我们是谴责他的软弱还是同情他的遭遇？也许在作者那里只有对生命的迷惘和对死亡的向往。
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也写了一个海外游子之死，那是台湾去美国的一个留学生，叫吴汉魂。吴汉魂从台湾来到美国六年，在芝加哥大学念了两年硕士，四年博士，住在空气潮湿、光线阴暗的一间地下室里，一边打工一边念书，由于工作紧凑，他对时间的利用训练得分厘不差，每天都要攻读到深夜。在他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时，他接到母亲突然去世的噩耗，而在这之前与他相恋多年的女友也已跟别人结了婚。他忍着内心巨大的悲痛苦苦搏斗了一月有余，终于完成了考试。
他舅舅在信中告诉他，他母亲因肾脏流血，不治身亡，因为他在考试，他母亲不许通知他，免他分心。他母亲临终昏迷，没有留下遗言。吴汉魂不胜悲哀，他的心已经冷却了，一顶空头的文学博士的帽子又有什么意义呢？在繁杂冗长的博士毕业典礼结束后，吴汉魂在芝加哥的大街上乱逛，最后进了一家酒吧，在那儿遇到妓女萝娜，与她鬼混了一夜。凌晨，他来到密歇根湖边徘徊，黎明前的片刻，死亡的焦虑像千万只蛾子啮噬着他的肺腑，他多么希望时间僵凝，好让他永远留在黑暗中。
可是白昼终究会降临，于是他将失去一切黑暗的掩盖，再度赤裸的暴露在烈日下，暴露在人前，暴露在他自己的眼底。不能了，他心中叫道。他不要再见日光，不要再见人；不要再见自己他突然又好像看到他母亲的尸体，嘴角颤动得厉害，他似乎听到她在呼唤：你一定要回来，你一定要回来。吴汉魂将头埋在臂弯里，两手推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