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莎士比亚悲剧的主人公来说，他们必须考虑“活着还是死，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是生活在特殊社会环境里的人，他们各自都有着无比深刻的生存价值观念，他们本身具有的崇高的精神、先进的思想和高度发展的个性与社会现实处于激烈的冲突状态，使他们一开始就陷入悲剧性的困境，他们越是奋斗，越是被推向生存的极限。当他们身心双方真正面临毁灭的选择时，这些高大而情怀激烈的悲剧英雄总是毫不犹豫地把肉体献给死神，将精神留在永存的人世。哈姆莱特身不由己地担起“重整乾坤”的重任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只有霍拉旭一个人站在同情的立场上，还只是一个旁观者，更让他失望的是两位老同学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成了敌人的帮凶，他心中爱恋的姑娘奥菲丽娅也在无意中充当了克劳狄斯的工具。生存环境的险恶，使哈姆莱特意识到自己的必然死亡。因而他时时思考着死亡的价值。他深知，死亡尽管能使“心头的创痛、以及其它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三幕一场）。但是“如果我不去剪除这一个戕害天性的蟊贼，让他继续为非作恶，岂不是该受天谴吗？”（五幕二场）一定要生存下去，用有限的生命去惩恶扬善，虽然“一个人的生命可以在说一个字的刹那间了结”，“时刻准备就是了”。于是哈姆莱特义无返顾地走进了生死场的决斗中。哈姆莱特从本性上来说是个善良的人，他对一切凶残的行为都深恶痛绝，但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要用“暴行”来对付“暴行”，为了坚定自己的复仇的信念，他不断地用残酷的词语鞭策自己：“啊！从这一刻起，让我屏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把流血思想充满在我的脑际！”（四幕四场）身陷死亡陷阱的哈姆莱特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个悲剧的结局是必然的，哈姆莱特虽然未能完成“重整乾坤”的使命，但他已尽力了。他在死之前对死亡就有超然的认识，他的“延宕”只是由于他所在环境的限制，他一直顽强地承担着他不堪承受的使命，因此他的肉体虽然死去，但伟大的精神却使他永生。与哈姆莱特相比，奥瑟罗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英雄，他高贵的品德中因有了妒忌、憎恨、自私等卑劣的情感而在近乎迷狂的状态下亲手扼死自己的妻子苔丝狄蒙娜，但在真相大白后，以自己英勇的死保全了他的荣誉，表现了超越死亡的、不可征服的精神上的胜利。李尔王则是一个具有寓言意义的悲剧人物，他虽然活了80多岁，度过了荣华富贵的一生，但事实上却仿佛根本没有生活过似的，甚至弄不清自己是谁。当他从帝王的宝座上自愿退位，双脚踩在人间的土地上时，他在心理上依然是抗拒的，他对考狄利娅埋怨道：“你们不该把我从坟墓中间拖出来。”因为是考狄利娅使他“再生”，从“死”的安详中回到人世的痛苦中来。李尔在位时，是在皇宫这座“坟墓”里过着死气沉沉而又安然无恙的生活，但一旦被无情地推到世俗生活里，成为一个真正活生生的人时，心灵所感受到的痛苦却逼得他几乎疯狂：普通老百姓的不幸遭遇；战争的创伤；邪恶与美德的殊死角斗面对这些重压，李尔宁愿依然躺在他的“坟墓”里，但他的“坟墓”已被暴风雨摧毁。李尔必须“复活”，“复活”的李尔终于开始了新生，他“从个人哀伤过渡到挑起全世界悲哀的假想的担子”。他对女儿考狄利娅也产生了超越自然的神圣的爱，考狄利娅成为他心中的一盏明灯，是人类的希望，当最后他们一同被关进监牢时，李尔的思想达到了最高境界，他相信此时已了解了“各种事情的奥秘”（五幕三场），明白了怎样活着才有价值。人总要死，但问题不在于我们什么时候死，而在于我们怎样去生存。“对于尘世的虚幻而有的感觉激发了我们内心的爱，而唯有爱才能克服虚幻与短暂，并且使生命再度充满生机而得以永恒”。1这正是李尔死得那么自然又那么神秘的原因，一个不幸的国王的悲剧结束了，他永恒的希望却得以诞生。
面临生死抉择，莎士比亚的悲剧人物宁愿选择死，也不愿放弃他生存的至高无上的标准，他们以无畏决绝的精神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实现了自我价值，超越了只能毁灭肉体的死亡，显现了死亡的精神之美的至高境界。因而，我们才没有对主人公的死亡感到悲哀，而是对他的生存感到振奋和骄傲，我们的精神也没有随着主人公悲剧的完结而消沉，而是随着主人公对死亡的超越而升华。这样的死之美，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特别是诗人所向往的吗？
3．平凡之死的本色
莎士比亚的悲剧人物对待死亡的态度不无浪漫主义的色彩，况且不是平凡的人，他们的死也往往非同寻常，因而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通常人们不喜欢议论普通人的死亡，因为人们崇尚的是壮丽的死，轰轰烈烈的死，贞节的死，苦难的死，而蔑视平平常常的死，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恰恰进行的是平平常常的死。诗人丰富而敏感的心灵使他们能在人们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平凡之死的本色，在平平常常的死亡面前淋漓酣畅地剥现人的本色。
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便给我们出色地展示了一个平凡的成年人遭遇死亡时的窘境。小说主人公伊凡·伊里奇·戈洛文是高等法院法官，有一个还算不错的家庭，他除了忙公务外便是与同事们玩时髦的娱乐，没有什么不称心如意的，因为他的生活是令人羡慕的。可偏偏此时他却得了一种病，经过认真医治也没有好转，开始他只是想弄清楚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渐渐地，他明白了，不是病，而是死。尽管在他人眼里他只存在病或健康与否的问题，而不存在死的问题，在此之前死亡对他本人也不是个问题。可现在，死神就在眼前，牢牢地盯着他，使他不寒而栗。于是他竭力地驱除死亡的念头，把自己置身于繁忙的公文中和时髦的娱乐中，以便忘却死亡。可死亡太强大了，无论他怎么努力不去想“它”，“它”总是不可阻挡地出现，虎视眈眈地停留在他面前，使他吓坏了。他想在“它”
面前竖起阻挡的屏障却无济与事，“它”似乎能穿透一切，任何力量也挡不住“它”。
伊凡其实早就知道死亡是什么和人人终有一死，只是从没有考虑过死亡与自己的关系。在他的日常意识里，死亡总是别人的，与他无关，他永远是一个区别于他人的幸运者。这种幸运意识从根本说是一种虚幻的意识，因为伊凡有这样一个矛盾的似是而非的逻辑：人总是要死的，卡伊是人，所以卡伊也是要死的；人总是要死的，卡伊也是要死的，但我不是卡伊，所以，我不死。伊凡长期把自己处于这样一个虚拟的永恒中，他的生存呈现着病态的自欺性。作为“幸运者”，伊凡将死亡逐出了意识，以此回避不该回避的死亡，这只能是掩耳盗铃，他遭遇死亡时的地狱般的恐怖，付出的代价自然是惨痛的。其实人类先祖在构思地狱时，压根儿就不是指地层之下的空间所在，而是指人内心受役于死亡时的心理状态。伊凡以成年人所应有的理性、意志和力量，拒绝承担人人必有的命运，必然要遭受不堪忍受的痛苦和折磨。可怜的伊凡发现他已成了人们不需要、也无从获取快乐的负担，他整个地被逐出了人群，逐出了他赖以安身立命的所在。甚至“在他临死前，人们还在编造他的谎言，而且把他要死的这一极为严肃的问题，降低到同他们访客、窗帘、午饭吃的鲟鱼同一水平”。他在心底愤怒地呼喊：“可是他们也要死的。这群蠢货。不过我早一点，他们迟一些。他们反正也会如此，别看他们现在兴致勃勃。这群畜牲！”伊凡在获得这一发现后也惊喜地发现了自己，他想起自己的少年时代，那种真挚的欢乐，纯洁的友谊，种种的希望，可是后来欢乐的时刻少了，美好的东西也越来越少，再往后更少了。“在我的想象中，我是不停地向上爬，其实我是一步步地走下坡路，这就是过去的生活。社会舆论认为我是步步高升，其实我每向上一升，生命就远离我一步。现在一切都完了，那就死吧。”正是在死神的烛照下，伊凡以往富有色彩的生活变得黯然失色，但最可怕的东西却促使他进入最深刻的思考，他在走向人生的尽头时终于回归于自己，并在弥留之际写下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一页，他向人们说道，“他们可怜”，并努力地尽快死去，“使他们摆脱痛苦，也使自己摆脱痛苦”。虽然这一切都姗姗来迟，也微不足道，但却是伊凡向生命献出的最后一份祝福，正是这一份祝福使他突然感到，自己以往经常出现的对死亡的恐惧消失了，一直盯住他的死神也了无踪影，原来“死亡根本就不存在，代替死亡的是光明”。他兴奋地叫道：“原来这样，多么高兴啊！”这是伊凡生命中的最后一点诗意，也是最动人的诗意。托尔斯泰将平凡之死的本色豪无遮掩地揭示给了人们，近乎残酷中又带着一丝宗教说教的柔意。
托尔斯泰让伊凡对死亡的体验，实际是他本人对死亡的体验，表现了他对生命的极度关怀，是对平凡之死的本色的逼近，他的死亡情结也得到了本真的凸现。
这一点在我国新时期被称为大器晚成的女作家毕淑敏的作品里似乎对人们的心灵更有一种震撼感，那种对生命灵魂的关注和拷问，那种对生命个体生存环境的观照和体验，那种对生命的终极关注和思索，无不体现在她用激情灌注的一个个平凡的主人公遭遇死亡的故事里。
做过多年儿科、妇产科医生的毕淑敏，深深感受到人们在生死抉择之际死亡意识的显现，医生的职业使她看惯了生命的更迭，在心灵一次次被触动的过程中，她一次次思考着生命的价值，思考着死亡的本色，特别把目光投向遭遇死亡的普通人，在他们身上寄寓自己对人类生命的深度关怀。她直言不讳地宣称：“我决定探索普通人的死。”于是她所写的都是小人物的死，那种看似平常、没有任何之处值得讴歌的死，但正是这种平凡之死，甚至是委琐之死，升华出大写的“人”，升华出永远飘扬的“人”的旗帜。
《女人之约》中的郁容秋是某国营大厂的一名普通女工，在工厂由于三角债陷入即将停产的境地，女厂长不得不张榜召贤索讨三角债时，她挺身而出揭了榜，她动情地说，“我是个普通人家的女儿，偏巧又生得心比天高，我想做个出类拔萃的女人，可我没有机会。”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她千方百计（包括美人计）讨回了债务，可自身却因劳累而死亡。郁容秋死于肝病，她的肝纯粹是让酒给腌坏的。郁容秋生前曾与厂长有约，她如果完成任务，厂长必须当着众人之面向她“鞠一个躬”。然而，事成之后厂长却不肯向这个病入膏肓、被人鄙为“大蓬车”而似乎谁都可以乘坐的、为工厂立下汗马功劳的“破鞋”鞠一个躬，因为“厂长向这样一个卑贱的女人屈膝，会成为厂里经久不息的新闻。”濒死的郁容秋只得“对着空洞的天花板：说：‘我等着您’”这是何等让人揪心的话语！又是怎样的一种辛酸的情结！郁容秋这个小人物失去的是生命的肉体，赢得的却是生命的尊严！
《阿里》中的漂亮女兵游星也是为尊严而殇，作为军分区司令员的女儿，带给她的不是荣誉而是被妒忌；作为一个女人，她不能享受常人的爱情欢乐；作为一个军人，她无权参加即将举行的一次军事行动。面对情人的背叛和战友的密告，面对可能带给父亲的耻辱，面对管理员的不信任，面对党籍被开除，她只有选择死亡来洗刷自己，显示自身的清白。漂亮女兵采用了一种传统的赴死方式——投井，她“很仔细地洗脸洗手，然后换上了一套新军装，飒爽英姿，很是精神”，最终“在一团明亮的光明之中，走向那片幽静的水域”。因为“那里面有星星，有月亮，有云彩，有雪花，有世界上最高的峰峦和一股股奔涌而出自地心的泉水是热的”。漂亮女兵伤感而优雅的死甚至感动了作者，作者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那株由游星亲手所栽、世界上最高、经受风雪最大最多的向日葵，在为游星所下的漫天的飞雪中“叮当作响”，“剑一样指向苍穹”，像在向无边的天穹书写着人的尊严！
假如《女人之约》、《阿里》只是作者对普通人死的尊严的赞美和肯定，表现的是人与社会，人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冲突，那在《生生不已》、《预约死亡》中，则是作者对普通人超越自身死亡的歌颂和凸现，展示的是人自身的搏杀。《生生不已》的故事极其简单：普通女工乔先竹在女儿小甜突然得了不治之症而终于死亡这一重大灾厄降临时，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她取环，光腚追着丈夫想怀孕，终于再次怀孕，最后在新生儿问世时死在如水的血中。乔先竹这个苦命的女人在和自己的搏杀中虽然死了，却生下了“在辉煌的血光中”的那个“强健的男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者极其耐人寻味地强调新生儿的“目光太熟悉了！这就是血铺上的那个女人刚刚合上的眼睛里的光辉”！这种令人刻骨铭心的自觉体验，揭示的是人类的生命现象，人类正是在生与死、死与生、生——死——生的交替嬗变中得以延续进化，乔先竹就是火中的凤凰，在浴血中用自身的消失迎来了新生，这不就是人类生命得以存在、得以永恒的奥秘所在吗？《预约死亡》可以说是一本研究人类平平常常死亡异常深刻的一部小说，作者在谈生论死、出生入死、生生死死的指证中，让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真谛和人之为人的意义。当作者用极富张力而又细腻的笔触为我们展现“临终翔”医院的真实图景时，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幅幅濒临死亡的画面，而是死亡现象的背后所蕴含的人道精神和人性之美，作者以一个医生严谨客观的态度为读者描述了真实的死亡过程，更以一个女作家的身份，为我们塑造了充满爱心、为维护人的尊严而尽心竭力的人物形象，富有事业心的院长，后悔选错职业却又尽心尽责的齐大夫，在肮脏与死亡的映衬下越发现出生命的美丽与优雅的护理员小白正是他们精心护卫着垂死者，把博爱的精神铺到个体生命的临终舞台。小说一开篇就用一张病危通知单预演着死亡，传达那份对死亡的积极体验。“你可以拒绝一切，但不可以拒绝死亡。拒绝可以把世俗的一切圈在外面，好像一座荒凉的古堡。但死亡会大踏步地越过藩篱，镇定地挡住你的去路。”作者如是说。最后，作者真的像临终病人一样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亲身感受着生命的律动，生命的消失与挣扎，以及对人生的最深刻的顿悟。小说的结尾作者与同室病友盲人老婆婆关于死亡的对话将作者对平凡之死本色的揭示推到了一个极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