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几章中，我们一起游历西方，看到了从饮食、教育、经济、医疗、媒体到官僚体系的西方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这次旅程揭示出，西方虽然由全球最富足最发达的国家构成，但现在正处于充满疑惑的时期，不知道未来将去向何方。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来探讨一些西方世界面临的关键问题。各领域的专家不仅将为我们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且试图找寻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也将从西方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得到启发。讽刺的是，西方国家很多问题的产生都可归因于其所拥有的财富，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因为他们对这些财富能够得到的成果产生了错误的期待所致，但这财富却又是让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嫉妒的。
最关键也最棘手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其最核心的困境便是，政府官员管理社会应使用多大的力度，他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让人民自行进行管理？
六大问题
饮食FOOD
如果你想知道一个社会的发展情况，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观察社会与食物之间的关系。毕竟，饮食是除呼吸之外，我们最重要的生理需求。饮食也是最基本的人本章插图多为在拍摄过程中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各界嘉宾，在此以插图的方式表示我们的敬意，并对没有以插图呈现的嘉宾表示衷心的感谢。
类社会活动，是家庭和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就像一句英文中的谚语所说：“人如其食。”（Youarewhatyoueat.）在西方世界，饮食已经成为了一项健康问题。廉价的高脂肪含量食品和含糖量极高的甜品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严重超重。三十年内，肥胖症的比例就增加了两倍。现在的问题是西方政府应如何解决这一危机。
菲利普·罗维利，一位食品加工专家，他认为西方食物生产方式在很早之前就应当做出相应的改变。“我们吃的大部分食品都是精加工食品，”他说，“我们食用了太多的糖，太多的细粮。越来越发达的科学证明，这样的饮食结构会给西方世界带来很多的慢性疾病问题。”
没有什么地方比美国的问题更严重了，美国超重人口的比例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高。鲍勃·奥斯瓦德是得克萨斯州泉源减肥营的行为教练，该组织致力于帮助肥胖儿童减肥。他观察到了快餐店对他治疗的人群的影响。“他们的目的就是赚钱，他们可不管人们健不健康。肥胖一部分是家庭的原因，父母喜欢的东西会对孩子造成直接的影响，就是那些父母喜欢吃的东西和他们认为健康的东西。我们训练过的大部分孩子都不知道高脂肪含量的食品是不健康的。”
肥胖危机的罪魁祸首是谁呢？罗维利相信，食品工业应承担主要责任。“食品工业的强大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他解释道，“有少数几个非常大的食品公司控制着全球市场的很大份额。这些公司将大量的钱投入到食品立法上，以保证能够贩卖他们想要贩卖的产品。”
一些西方国家政府试图和食品工业作对。2011年，丹麦对高脂肪含量食品进行了征税。但对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这种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政客无力与富有而强大的食品加工工业作对。
这一问题因为我们的饮食方式变得更加严重。而在中国，人们常常在一起吃饭，别的许多文化中也有这样的传统，吃饭的同时放松享受家人朋友的陪伴。在许多西方国家，这种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已经被蚕食得所剩无几了。
罗维利说：“家里再也不需要餐厅了，餐桌也变得多余。人们只会手里捧着食物，坐在电视机前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食物不仅给身体提供能量，还是将人们聚到一起的桥梁，从文化角度来说，食物非常重要。”
罗维利认为，另外一个造成人们肥胖的因素就是，在西方食物非常充足，而且不可思议地便宜。丰富本身就导致人们吃得过多。“我们生产的食物足够全世界人吃了，”他说，“事实上比那还要多。问题在于对食物的分配。我们都知道，世界范围内约有十亿人每天要饿着肚子睡觉，而我们有一亿人肥胖和超重。”
虽然问题非常严重，但迄今为止，西方政府还未能成功干涉市民的饮食习惯。
教育EDUCATION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西方世界教育也是通往希望的大门。欧洲大陆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学校，但对那些支付不起私立学校学费的人来说，就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了。如何教育那些无法避免国家统一教育体系的学生也成为了一个越来越棘手的问题，许多公立学校难以向学生证明他们接受的教育是有价值的。与此同时，学校本身也成为了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学校和学生面临安全威胁，需要警察来提供安保服务。
安德鲁·阿多尼斯，一位研究世界教育体系的前英国学校部长，认为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让每个年轻人离开学校时都有一种或几种从业资格，不管他们天生喜欢学术还是技术。他认为，虽然英国和美国都有很多不错的学术型院校，但这两个国家的教育体系在给学生提供职业教育方面是失败的。
“最大的问题，”阿多尼斯说，“就是在讲英语的国家中，没有建立起任何技术或专业型学校。他们有的只是精英文法学校，从这里出去的人肯定会去读大学，剩下的人就只能选择去最基础的标准教育学校，几乎学不到任何专业技能。”国家统一标准的学校教育未能满足人们各异的需求，一直都只为每个人提供同样的学术教育，不能与实际工作直接接轨。
杰基·利尔本是英格兰北部前钢铁工业城市谢菲尔德的一位教育咨询师。“如果你回顾历史，”她说，“关于教育的目标总是有着很激烈的争论。教育是要让人们成为伟大的思想家或交流者，还是为他们今后的工作做准备？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走学术路线，到大学念书，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最好的出路。”
讲英语的国家不能提供真正有效的教育不仅限制了学生的发展潜力，还对经济造成了损害。如安德鲁·阿多尼斯所述：“英国最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缺乏新鲜血液，没有拥有如工程、建筑、数字媒体等对国家经济领域有促进作用的技术能力的肄业生或毕业生参与到劳动生产中来。”
学校是否提供了正确的教育这一争论在西方世界广泛存在，但在讲英语的国家中，通常情况下，少数人能上的优秀私立学校和大多数人就读的一般来说比较穷困的公立学校之间的鸿沟十分巨大。在大学这样更加高等的教育等级中，所存在的问题也更加复杂。一方面大学教育难以提供年轻学生就业所需要的真正技能，另一方面，过去那些基于工业和技能培训的教育系统却遭到削弱和破坏。
所幸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如此。在德国这个欧洲最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国，有一个非常稳定和受推崇的学徒培训路线。汽车制造巨头戴姆勒雇用了超过7000名学徒。威尔弗里德·波斯，公司人力资源部主管，解释道：“我们有许多项目是和相应的大学、学校挂钩的。这也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有关，这样我们才能为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增加社会中有专业技能学生的数量。”
杰基·利尔本希望她自己的国家也能采取相似的办法。“我希望看到一个长期的策略，能够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将教育和技能以及经济联系在一起。”她说，“这还应该是一个不管哪个政党执政，我们都能执行的策略。”
西方学校和大学培养出越来越多不具备雇主需要的技能的毕业生。德国的教育系统是个例外，其他西方国家应以此为典范学习和改进自身的教育体系。
经济ECONOMY
今天，西方这一代人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它终止了一段时间以来的繁荣景象，此前人们还以为这种繁荣将永远持续下去。有些西方国家的经济甚至一蹶不振了。
杰拉德·莱昂斯，渣打银行的总经济师，对经济危机持一种全球性视角。“最好这样想，”他说，“经济危机之前，西方国家处在一个过剩的时代，过度消费。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必须勒紧裤腰带，而现在就是一个紧缩的时代。”他不相信这仅仅是政客们的责任。“我认为原因在于西方社会这一整体。人们借款借得太多了，公司的目光太短浅，而政客们也没有创造出能够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环境。”
拉里·艾略特，一位美国资深财经新闻记者，分析了西方国家如何走上过度依赖金融业的道路：“人们在寻求方法改造资本主义，其中一种方法就是金融变得越来越重要。西方资本家没有真正去创造实物，而是开始寻求向金融市场投资的方法。”
政府推动发展巨额的信贷业务，鼓励人们去消费，但与此同时却在放松对银行的管理和监控，换句话说，对他们保守作风和谨慎的制约消失了。布莱恩·温特华拉德，全球金融中心伦敦资历最高的银行家之一，他一开始还十分欢迎这项新的自由。但是他承认，这种实施方法必然会造成问题。“我们的管理为低干涉管理，”他回忆说，“当然不可避免地，如果有低干涉的事，人们就会去利用它。我觉得政府可能认为‘让人们继续这样吧，市场会解决问题的’。但你从近期令人沮丧的金融市场就可以看出，宽松的管理有些适得其反。”
拉里·艾略特和温特华拉德的说法产生了共鸣。“我们称其为低干涉管理，”他说，“结果却成了不干涉管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银行家承担着巨大的借款风险，他们不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结果他们破坏了这一体系，破坏了金融系统，还破坏了整个经济。
现在，政客们试图通过缩减国家的支出来减少债务。西班牙人因为过度借款而付出了代价，他们不得不花数十亿欧元来支援他们的银行。为了筹措资金，他们不得不大大缩减公共事业支出。很多人认为，债务危机的罪魁祸首是政府策略。马德里圣巴勃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佩德罗·施瓦兹也认同此观点。“从2001年起，中央银行的利息率设置就过低，所以借款非常便宜。人们借钱借得太多了，国家也是一样。所以现在他们没有能力偿还这些贷款，我们都陷入了大麻烦。”
杰拉尔德·莱昂斯解释了为什么利率如此之低。“在西方世界，政策制定者和政客们相信好光景一定会持续下去，所以政府总是赤字无结余，而中央银行一直保持利息过低。实际上西方经济已经入不敷出。”
西方政府企图用自己的方式还清债务，个人也不得不缩减开支。在大卫·贝托鲁兹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趋势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位年轻的意大利人辞去城市的工作，去做一个牧羊人。据说有三千名意大利年轻人又重拾两代人以前的生活方式，去做牧羊人，还有许多人在曾经被遗弃的农村找到了其他工作。
受债务和无约束力的财政部门驱动的西方模型，需要进行一次彻底的反思。就长期来看，西方模型并不能产生可持续的经济。正如拉里·艾略特所说：“我们可以用某种方式创造出新的信贷泡沫以解决现在的问题，但这只能在未来的两三年内起到作用，最终还是会造成更大的金融危机。”
如果依靠借贷不是能走出危机的最好选择，那是不是西方世界就只能看着发展中国家占据上风了呢？杰拉尔德·莱昂斯并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全球的经济蛋糕越来越大，”他很有信心地说，“虽然已经经历了四年半的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还是在不断增长。近年来，事实不断证明，大部分经济增长由新兴经济体带动，尤其是中国。我们看到的是经济平衡和金融力量的转移。总而言之，西方经济需要重新对自己进行定位。”
医疗HEALTHCARE
大多数西方国家发现，一个有生产力的社会需要健康的公民，但这是需要花销的。因此，如何提高必要的医疗保健服务又不致让国家破产成为西方社会不断争论的问题之一。
许多西方人认为，国家有必要提供一些医疗保健服务以作为医疗体系的根基，即使这可能造成较低的效率。科林·布莱克莫尔，英国一位在政府医疗制度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医疗研究专家便是此观点的拥护者之一。“我认为，”他说，“国家提供一些形式的医疗保健服务和国家为我们造公路、提供国防和教育一样重要。这是一个国家运行的基本要求。”
但是在美国，国家就不提供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取而代之的是，大部分的治疗费用都由保险公司支付。詹姆斯·巴塞洛缪是一位研究了全世界医疗保健体系的作家，尤其对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分析鞭辟入里。他认为，美国的模式有着严重的漏洞。“举个极端的例子，”他说，“美国有世界一流的医疗保健服务。但另一方面，有少数人因为不能支付突然需要的医疗费用而破产。所以这是一个不让人满意的体系，让人非常不满意，即便有最好的地方，也抵消不了它最差的地方。”
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几乎全部靠税收和政府债务支付。英国在1948年将医疗保健体系国有化，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免费平等的服务。而在1948年之前，医疗体系虽有着极高的服务质量，却不能保证每个人得到免费平等的服务。现在，英国拥有的中央集中的医疗服务体系，其开销十分巨大。但即便如此，一些人仍认为完全平等免费的医疗体系在经济上是可行的。
“最后，”布莱克莫尔说，“如果人们身体健康，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那些生病的人显然从中受益了，他们的病痛减轻了，身体更加健康。全体居民都从中获益，因为他们更加健康，能够更加高效地工作，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所以，卫生服务系统的建立不只是为了帮助那些生病的人。这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件好事。”
虽然英国的这一体系使许多代人受益，但它相比以往已经不那么有效了，没有过去那么集中，也并不那么全面。健康服务中有许多骇人的丑闻，救治率（survivalrates）比其他许多西方国家都要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