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议者之意，则以为必须如此郑重，再四而后允，则彼将曰：中国于此等小事，尚不肯轻以我与，则事有大于此者，更无望矣。于是要求无己之心，自此而遂息。则我之势尊，而彼之势屈。臣愚以为，我之尊自若也，不因彼之尊之，而我始尊也。彼之不屈自若也，不因我之屈之，而彼即屈也。彼窥见吾所重在跪拜，而忌在不跪拜，所畏在用兵，则常增吾所重，益吾所忌，而示吾所畏。盖我之势一弱，彼计无施而不可。
臣闻各国往来文移并所进表章，有如妖魔鬼怪，不知何物之某皇某帝，竟与我皇上并列矣！诸臣不彼之耻而耻此乎。前岁俄夷由伊犁而入新疆，自东而南而西，包中国一万余里，创千古外夷入中国未有之局。其措置甚大，其处心积虑甚深甚毒，诸臣不彼之虑而虑此乎。诸臣以为，各国不从中国礼节，即足为中国羞，而臣以为各国若从中国礼节，更足为中国害。自古国家大局，时与势二者而已。度吾时未可与争，势未可与校，则当别求吾自强之道，而暂行吾权宜之计。
昔子贡问政，孔子告以足食、足兵、民信。迨子贡以不得已而去请，孔子曰：去兵，又曰：去食。圣贤谋人家国，动出万全，断无鲁莽从事之理，去之云者，平时必有一番经济作用，成竹早已在胸，并非直至不得已时，而始仓皇失措，出此束手无策语也。此事诸臣于初议，即应权其轻重，外审之彼，内揆之己，度其事可以一争，吾力又能争，虽小事亦不可许，争之必得而后已。若预料吾时势必不能争，而其事又不足以争，则急宜占以先者，于许其进见时，不俟彼启齿，一并慨然许以代为奏请皇上，免其行吾中国跪拜礼，并不曾轻假彼以名器，亦不致稍示我以单弱，岂不光明正大、夷夏凛然。
乃始则沾沾于一见，既无以善于其前，继则斤斤于跪拜，又无以持于其后，终于为人挟制，无一不俯首而从，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是犯四恶之所屏也，是蹈昔日津门办理夷务诸臣之覆辙也。臣，小臣也，窃为朝廷惜之。今已奉旨朝见有日，于万分无可挽回之中，求一犹为彼善于此说，惟有仰祈皇上断自宸衷，申饬诸臣争执礼节之非，本非吾国臣子，何必令行吾国礼仪，倘行不中礼，甚或失仪，则使各国既失来见之诚，中国亦未为得怀柔远人之法，且却至当堂闻笑，未必不因贻羞而变而成怒。是弭衅而反以起衅，则莫若特谕各国使臣，不必行吾中国跪拜礼节。临时或仍有失仪，概从宽免。我大小臣工，亦不得执此哓哓，复行争辩，以不屑与校之心，壹行以大度包荒之事。并请明降谕旨，宣示各国暨我中外臣民，使知此系皇上格外体恤，力却诸臣之议，特旨允准。倘各国因此而遂起要挟之心，事事琐渎面请，强中国以必不可从，则亦不能夺诸臣之公议，而再为宽假也。如此则操从之权，犹自我出，似于体制稍宽尊崇，即我中外臣民，亦不致愤激起而与该夷为难，重烦朝廷经画，而力求吾所以自强之道，此事不足校也，此时不必校也。
抑臣更有请者，彼狡诈百出，进见时难保其必不有言，此则诸王大臣谅已早为兼筹熟计，必不致临时张皇，又复一误再误，著著后人。
臣生长甘肃，边鄙愚生，不知大计，意切言狂，重封密进，自知罪当万死，臣不胜诚惶诚恐，谨奏。
此奏既上，太后批谕，说道：
所奏甚是，已有旨许各国使臣进见，并听其行本国之礼矣，朝廷怀柔远人，且严中外之办。
值得一提的是，此密折的作者正是那位刚直不阿，有勇而又敢为的监察官吴可读。为反对慈禧违背祖制立光绪为帝，他尸鉴太后，于同治墓前服毒自尽。正因此事，吴可读的大名，可谓家喻户晓。如若中国有为有敢之士都能像他如此思考问题，怎会出现荒谬之言煽动无知之民突袭外国人的情形呢？而吴可读尖刻地批判西方条约中赤裸裸的商业主义，正彰显了中国正统士大夫阶层对此的态度。
§§§第8章同治皇帝亲政及选帝闹剧
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11月，慈禧太后发布一道圣谕，详述了两宫受托垂帘的情境，称：现今幼帝已长大成人，准备将政权还交给他，并命钦天监选择黄道吉日，举行皇帝的亲政大典。钦天监称初月二十六日，天有吉兆（但就同治未来的悲剧看，此日并非黄道吉日），两宫太后即刻下达首次垂帘听政时期最后一道圣谕，在此值得摘录，内容如下：
兹于本月二十六日，躬亲大政，欣慰之余，倍深兢惕。因念我朝列圣相承，无不以敬天法祖之心，为勤政爱民之治。况数年来，东南各省虽经底定，民生尚未义安，滇陇边境及西北路军务未蒇，国用不足，时事方艰。皇帝日理万机，当敬念惟天惟祖宗所以付托一人者，至重且钜，祗承家法，夕惕朝乾，于一切用人行政，孜孜讲求，不可稍涉怠忽。视朝之暇，仍当讨论经史，深求古今治乱之源，克俭克勤，励精图治。此则垂帘听政之初心，所夙夜跂望而不能或释者也。
圣谕结尾是对军机大臣及各个地方高官的劝诫，劝诫他们恪职尽守，尽心地辅佐皇帝处理国政。
然而圣谕中的这些劝勉之言对同治皇帝而言，一点意义都没有。他从小便不顺从，更不用说尊重他的生母慈禧太后了。自他还是个孩子时，便明显表现出对东太后（慈安）的偏爱。他清楚宫中尤其是两位垂帘太后间存在着分歧，充斥着明争暗斗。如今他已经十七岁成人了，承袭了其父咸丰帝、其母慈禧太后专制刚烈的性情。慈禧为他挑选的皇后阿鲁特氏正直、端庄，皇后鼓励他要有自己的态度和想法。
阿鲁特氏拥有贵族血统，其父崇绮是同治帝的师傅。执政之初，年轻的同治帝和他的妻子丝毫不知自己身处险境，但他们很快就明白万万不能和慈禧对着干，只有完全顺从她的意愿，才能够获得宫中的平静。
一开始，皇帝拒绝慈禧太后查看奏章，之后母子间相继出现了越来越多更严重的问题和摩擦。慈禧意识到，若皇帝有了后嗣，阿鲁特氏就成了皇后，皇帝若宾天，阿鲁特氏继而升为皇太后，那个时候自己便会被弃置到一个无足轻重的地位，这对自己大为不利。这就解释了慈禧太后为何在同治皇帝宾天后，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破坏神圣的承袭祖制，选择另一位婴孩为新的皇帝了。
慈禧无法容忍他人与自己对抗，为了扫除权力之路上的一切障碍，可以不择手段。尽管此时对她的评论都非常中立，但不可否认，同治皇帝宾天没有子嗣，皇后随后殉节，这些都对慈禧有利。
时事评论者一致认为，事实上，是慈禧有意放纵同治皇帝，令其沉迷酒色，他因此染上重病后，又任其饱受病痛摧残，不为他提供任何有效医治。内务府的一位名叫桂庆？的官员谴责皇帝放荡纵欲的恶习，预见到如此一来，皇帝性命必不长久。于是他冒险上书慈禧太后，求她将那些蛊惑皇帝的可耻太监们革职查办，更甚者斩首，同时建议皇帝应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德行和健康。
注释：① 桂庆乃是端方的叔叔。端方最近当上了直隶总督，是一位广受人们尊敬的官员。
桂庆一腔忠臣热血，却招来了慈禧太后的不悦，就连同治皇帝也大为不悦，皇帝不愿意遭到身边任何人的指责也不愿意大臣辅佐国政。很不幸，桂庆被迫离职。桂庆的同僚包括文喜、桂宝等人，这些人与他截然不同，他们公开支持慈禧太后，不仅对皇帝沉迷酒色无动于衷，甚至还加以怂恿。于是，京城中人尽皆知皇帝经常出没于京城南城的龌龊之地，结交各色邪恶之人。同治帝在京城中臭名远扬。
宫中有传言说，皇帝经常在外面花天酒地，早朝的时间已过，还未归宫，经常参与醉酒斗殴，和京城中那些不三不四之徒结交往来，如此才染上重病，最终丧命。1873年，人尽皆知，同治皇帝即将不久于人世。1874年12月，同治帝染上天花。其生病期间，两宫太后再次监管朝政，垂帘听政。月末，同治皇帝下发以下圣旨：
谕内阁，朕于本月遇有天花之喜？。仰蒙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调护朕躬，无微不至，并荷慈怀曲体，俯允将内外各衙门章奏代为披览裁定，朕心实深欣感。允宜崇上两宫皇太后徽号，以冀仰答鸿慈于万一，所有一切应行典礼，著该衙门敬谨办理。
同治皇帝身体孱弱，经不起病痛折磨，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875年正月13日下午8时，同治皇帝龙驭宾天，在场的有两宫皇太后和二十多位亲王及内务大臣，包括恭亲王、醇亲王以及慈禧忠实的追随者和仰慕者荣禄。皇帝宾天后，一位较为正直敢言的监察官，参奏了文喜、桂宝两位内务府官员，称他们公开蛊惑皇帝沉迷酒色。
此时，慈禧认为两人于己而言已无用处，于是将两人撤职。
慈禧本人实际上非常欣赏那些衷心正直的大臣，事情过后，她让桂庆官复原职，称赞嘉赏他的忠心耿耿。但是桂庆婉拒了，因为此时，他已明晓了慈禧太后的意思，对仕途已经心灰意冷。
注释：①天花在中国人看来是吉祥的预兆，尤其是当其症状减轻，病情转安时。
皇帝死后无子嗣，这对慈禧顺利夺权极为有利。然而，顺利中也难免出现意外。朝中皆知，皇后阿鲁特氏怀有身孕，极有可能会诞下龙子，继承皇位。如若真的诞下皇子，阿鲁特氏顺理成章将会获得超越慈禧的更高大权。同治皇帝宾天，作为皇帝生母，慈禧的地位一落千丈。皇帝尚在时，她有权借口皇帝年幼占据要职，垂帘听政。然而，这一切即将结束。作为皇帝生母，慈禧掌握权力，如今儿子宾天，空留自己一腔无限野心、勇气和才智。眼下阿鲁特氏即将诞下龙子，若想拯救自己，维护权力和地位，慈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皇族长支中，大都嫉妒慈禧。同治皇帝驾崩后，他们极力支持立道光皇帝长子的长孙即浦伦亲王为皇帝。这一提议其实非常有说服力，因为浦伦亲王正好低于同治一辈。但复杂的是，他的父亲是从另一氏族分支过继到道光帝这一支的。支持此提议的亲王和贵族指出，浦伦是唯一符合承袭祖制的继承人选，也是唯一能参与祭拜先帝同治的人选？。
然而，慈禧决意不让任何感情、宗法及其它因素成为自己的羁绊，不择手段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若为达成目的，必要违背祖制和家法，她也会毫不犹豫，果断行事，她相信凭借自己的才智手段和监察院众官员对自己的忠心耿耿，一定能够克服所有的障碍，让事情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
此时，她和慈安太后以及恭亲王之间并不和睦，对两人瞒着自己杀死心腹太监安德海一事，慈禧太后依然耿耿于怀。而阿鲁特氏显然已成为慈禧的心头大患，她决意在其诞下龙子前将其除掉。
当时，皇族中与慈禧太后关系不错的只有醇亲王，也就是道光皇帝第七子，慈禧的妹夫。这位醇亲王，虽惯于放荡生活，却依然称得上是一位颇有能耐的人物。他娶了慈禧最疼爱的妹妹，这也解释了慈禧如此强烈地想要将按照中国礼节，皇帝不能向同辈逝者行叩首礼。这位亲王的幼子立为皇帝的意图。立其幼子为帝，她便可以借口新帝年幼，尚在冲龄，接着垂帘听政，把持朝政。待皇帝成年亲政，皇帝生母，也就是太后的妹妹，会规劝他顺从太后旨意。
注释：①每年每季皇族都要在太庙和皇陵举行祭奠仪式，皇帝要向先皇及其牌位行叩首礼。
慈禧反对立恭亲王的儿子为帝，一方面因为她没有原谅恭亲王将安德海斩首一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儿子已经十七岁了，即位后会立即实行亲政。如果他得以即位亲政，按照传统，再加上紫禁城中强势势力立即将敌人以及持分歧意见的官员除掉这一贯作风，慈禧要么被彻底挤出局，要么被逼自刎。为避免自己陷入不幸境地，她雷厉风行，计划周详，很快便将毫无组织的对手制服。她派自己的心腹太监行事，成功阻止了浦伦一派和恭亲王一派的联合，同时，在荣禄的辅助下，她还调了李鸿章的淮军进京，将自己通向成功的道路铺平。待一切准备妥当周详，慈禧随即传王公高官召开军级会议，商议选立新帝之事。
会议在养心殿举行。养心殿位于紫禁城西侧，距离同治皇帝宾天之地约0.25英里远。在场的除了两宫皇太后外，还有二十五人，包括几位亲王、皇族、军机大臣和地方高官。所有人中，汉人仅有五位。浦伦的父亲载治以及恭亲王也在场，代表合法皇位继承人出席会议。众太监林立于通向养心殿的路上，慈禧已令荣禄安置好了一切，紫禁城内一切战略要点都由自己信任的军队控制把守。其中许多是荣禄自己的八旗军，还有部分是附属于叶赫那拉家族的军兵。慈禧命令，新近守寡的皇后阿鲁特氏不得参与此次军机会议，阿鲁特氏不得已只能在已丧袍加身的同治先帝身边痛哭。
会议上，慈禧与慈安两太后在龙椅上相向而坐，所有在场官员皆跪于地。慈禧坚持其一贯作风，说道：事不宜迟，应该立即选定新帝。不能因等待皇后诞下龙子而让皇位空缺着，实为不妥当。恭亲王则站出反对，称阿鲁特氏不用多久便能够诞下龙种，若要暂时隐瞒先帝驾崩一事，将此消息秘而不发，并非什么难事。若皇后产下龙子，他便可以名正言顺登基，若诞下公主，待时再选皇位继承人仍为时未晚。众亲王及皇族上下显然非常赞同这种说法。但慈禧却将这一建议丢到一边，称南方叛乱四起，尚未平定，若先帝已逝，而新帝未定的消息走漏出去，大清王朝很有可能会被推翻。她问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军机大臣及几位高官，包括来自南方的三位汉官代表，赞同慈禧的说法。他们意识到，若是大清局势不稳，南方正活跃着的叛军可能会轻而易举发展成当年太平天国运动之势。
东太后慈安称恭亲王的儿子应该继承皇位。听闻，恭亲王按照传统礼节，叩头并礼节性地婉拒，称其子何德何能获得如此殊荣，并建议选年轻的浦伦亲王为新帝。浦伦的父亲接着也婉言称不敢。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担心自己的儿子无德无能，然习俗要求，这样的时刻当事人应当采取自我否定的谦虚态度。
慈禧对载治说道：“这倒无所谓，但是你乃道光皇帝长子奕纬过继之子。”慈禧转而问恭亲王：“你们中有谁能够举出这样将皇位传递给过继之子后代的先例吗？”恭亲王迟疑了一下，指出15世纪大明朝的英宗皇帝即是如此。“这个例子不好，”慈禧说道。她自幼熟读经史，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非常清楚。她接着说道：“英宗皇帝并非先帝龙子，而是皇帝的一位妃嫔拿来冒充的，他的统治简直是一场灾难。他一度被蒙古人掳去，回到北京，皇位已经由其弟继承，他则被软禁在北京长达八年之久。”
慈禧转向慈安，说道：“依我之见，应选定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恬为新帝，无须浪费时间。”闻此言，恭亲王转向弟弟醇亲王，愤言：“难道就完全不顾祖上立长的规定了吗？”“那我们投票解决此事吧，”慈禧说道，而慈安太后对此并无异议。投票结果是以醇亲王为首的七位亲王投票给了浦伦，三位投给了恭亲王的儿子，其余都毫不迟疑地投给了慈禧选定的候选人载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