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年夏天，又刮起了割资本主义尾巴风，我父亲偷偷利用午休时间，在一0二铁道下的乱石窖抠了两个窝子，喂窝打鱼，几乎天天都能打着大鱼。我家有一张八仙桌，和桌子一样长的鲤鱼不用秤就是八斤，同样重量的鳌花，团团着身子，肚子很大，身量要短半尺。那时候不敢卖鱼，我母亲就把鱼肉剔下来包饺子。次数多了，我们就体会出来了五斤以上的鱼香而不鲜，三斤到五斤的鱼才鲜香兼有。
一天，我父亲发生了工伤，他去磨房帮刘师傅干活，带动机器的皮带接头挣开了，皮带断头带着螺丝抽在我父亲的大腿上，抠去了小儿拳头那么大一块肉，养了两多月才好。
冬天，我父亲跟着生产队上山清林去了。这时传出来一股谣言，说从明年一月一日起，个人杀猪收半拉猪的屠宰税。农家辛辛苦苦养头猪，把肥肉焅油，瘦肉烀熟了，浸在猪油里，是一年的吃食，谁舍得贡献半拉猪交税？我母亲天天盼着我父亲回来杀猪。直到三十一号晚，我父亲才回来，他一听母亲的话就决定当晚动手——“暗杀”猪。
半夜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把我叫了起来帮忙，来帮忙的还有隔壁赵河东家的房客孙叔。孙叔说：“要想不发出声音，最好用大斧子敲击猪的耳台子，一下就把它打昏了，然后再杀。”我父亲让我动手，我也没客气，摸起我家的长柄斧子就进了猪圈。母亲给我打着手电，猪正在熟睡，我比划比划猪的耳台子，高高抡起斧子，照着猪的耳朵下方就砸了下去。猪不但没有昏过去，惨嚎一声窜起身来就在圈里跑起圈来，我急忙追上去，抡着斧子不断击打在猪的头上、身上。猪被打急眼了，不管疯狂下落的斧头，爬出圈去在院子里四处乱串，寻找突破口。院杖子都很结实，它没有拱出去，就疯狂四窜，躲避我的打击。二百多斤的猪已经长肥了，跑一段就偎在一个角落里喘息，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哼哧、哼哧”声，脑袋畏惧地低垂着，眼睛使劲往上翻瞪着靠近的我，眼光里充满恐惧和仇恨。猪一直是我母亲喂的，看着猪的可怜样，我母亲满心不忍，叫我住手，舀了一瓢苞米，到猪跟前抚慰它。看到猪安静下来，我父亲悄悄靠上去，给猪套上绳子，我和孙叔扑上去，帮忙把猪摁倒、绑紧，抬到准备好的炕桌上，把猪杀死。退了毛一看，猪身上满是红红的方顶斧头印，脑袋上好几个痕迹都是把颅骨砸塌了的。这猪多冤，死之前额外受了一顿爆虐，这不怪我手狠，那不是要躲避传说的税，不想让人知道而“悄悄地干活”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