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我国同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愈演愈烈，但经济上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农村经济环境相对宽松，经济复苏很快，农民的日子也好过了许多。
****年，农村开始“四清”，城市也陆续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学校也成立了政治处，董艳老师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她找我了解杨山迫害我的事，我想：“人主要是向前看，杨春山那样对待我，也没能把我怎没样，我依然是我，何必和那种人计较？”于是我保持了沉默。由是董老师对我印象很好。
那时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校党支部书记蒋琨常在学校广播里做时事政治报告，他虽在文化界当领导，却出身于煤矿工人，文化程度不高，讲话很困难。他鼻子很大而且有一个长长的尖，学生们送他一个外号——“蒋大鼻子”。他讲话有浓重的鼻音：“这个???这个???啊，苏联修正主义啊，说我们???这个???这个???啊，四五个人一条裤子，啊???这个???这个???啊，我们说，啊???我们一个人有四五条裤子，啊???”
那个时期把阶级斗争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提法，虽然不很突出，但已见诸广播、报端。
六五年十一月份，文汇报发表了******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BJ市副市长、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吴晗，说《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一伙翻案。紧接着，国歌词作者、戏剧文学家田汉的《谢瑶环》被作为同一类作品推上了大批判的断头台。一时间，戏剧界、电影界、历史界、哲学界，凡社会意识形态涉及的领域掀起了大批判的狂潮。大批的作品被作为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我在作文课中，随着潮流写了一篇《谈歌曲及其它》的文章，洋洋几千言，批判了歌曲及其它文艺作品中的封资修毒素，获得了杨明老师的赞扬，挂在班级的语文学习园地里展出，后不知被何人“收藏”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