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了，今天终于让我走近了普希金。走进咖啡馆，我们坐下来，可以用目光触摸这里的一桌一椅，可以用手轻轻抚摸诗人曾经用过的杯子。艾略特在《荒原》中曾说：“喝咖啡，闲谈了一小时。”我们不禁要问：同样作为诗人的普希金，有多少时间曾经在这间咖啡馆里度过？咖啡馆里的蜡像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静静地坐于一隅，一边喝有点苦味的黑色饮料，一边让思想与诗请的野马驰骋在俄罗斯的大地上。我们打开咖啡馆明亮的窗户，美丽的莫伊卡运河就在窗外，河水泛着轻波。随着气流的每一次吹拂，或者说，随着空气的每一次呼吸，我们听见了自由喧腾的大海、雄奇的高加索群山的呼啸，北方飞雪中雪橇奔来的声音，还有他给西伯利亚的友人送去的深情祝愿：“爱情和友谊一定会穿过/阴暗的闸门找到你们/就像我的自由的声音/来到你们服苦役的黑窝。”一个小小的咖啡杯，不仅盛着他的欢乐、他的痛苦，也盛着他的心愿、他的不幸。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之重的东西，他都把它交给了这杯咖啡。
那一天，严寒给枯萎的田野蒙上一层银霜，天气很冷、很冷。他独自一人坐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从黑夜一直坐到拂晓，等着黎明。他好像是在消磨一个不太好消磨的夜晚，构思着那惊心动魄的，不能预知的明天。长夜漫漫，而又寂寂，涅瓦大街、圣彼得保、莫斯科乃至整个人间都在安睡中。
当天光大亮的时候，他放下了手中的咖啡杯，把匣里的手枪又查看了一遍，然后走出了咖啡馆。一走，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像折断翅膀的飞鸟，没法回来。
那一天，是公元1837年3月8日，过了两天，他告别了人生。
当年，在中国江南小镇的小阁楼上，格洛巴的诗体悲剧《普希金》声泪俱下，曾经让我不忍卒读。现在，当我坐在涅瓦大街的咖啡馆里，想象着在不远处的黑河的河岸发生的这可怕的一幕，连那加了白糖的咖啡反而觉得更难入口。苦味里让我体会了俄罗斯冬季的寒冷与无法逆转的一个巨大的悲剧。诗人之死，是命运使然还是设计谋害？当丹特士射出的子弹击中了诗人之时，这个直接原因却转移和掩盖了最主要的原因——沙皇尼古拉一世对普希金的仇恨。
诗人走了。咖啡馆空留着他的座位。
面对窗外嘈杂的市声，那些匆匆走过大街的人，那些站在桥上看风景的人，那些准备远走他乡的人，我不知道，普希金的存在与失去，对他们会意味着什么？
转而又想，当年少长成集高朋满座的时候，人们又在议论些什么？如果说人生就是一个家，咖啡馆也是住着人生的家，从这家到那家，要走或长或短的路，或者说人们追求的终极关怀的又是什么？可是，我只想说：没有普希金，咖啡馆显然缺失了一个灵魂。
普希金留下了这样的诗：“我们的生命是为了什么？”（引自《叶甫盖尼·奥涅金》）“但是，我的朋友啊，我不想离开人世；我愿意活着，思考和经受苦难。”（引自《哀歌》）读着这样的诗，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放他不安的灵魂，他的人生履历里没有屈服，哪怕面对流言蜚语面对死亡的挑战，想起这一切，让人至今思潮难平。
整个下午涅瓦大街都罩在太阳温和的光线下，没有心情光临咖啡馆的顾客，使这里的生活节奏突然变得缓慢了。夕阳西下，我们走出了咖啡馆，莫伊卡运河还在眼前缓缓流淌，而风却隐隐加大，水波拍向河岸，平静中带着几分激动。有一种声音，似乎还在诉说，诉说诗人之死，以及关于咖啡馆过去的一幕、又一幕……
2002年10月1日夜深
台州中学的“佩弦楼”
朱自清的背影融入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早已离我们而远去。若说人海茫茫，他是大海中闪亮耀眼的一朵浪花，澎湃与开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册页间。若说他也沾染了“台州式的硬气与迂”，（鲁迅语）“一身病重，宁愿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和闻一多一样，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语）若说……可是，我们还能从哪里找到他的踪迹呢？
都说“睹物思人”，人安在？物又安在呢？
暮色苍茫里，山城台州渐渐沉寂下来，街上偶尔透出几处灯光，还有打着火把从大街上走过的几个人，北固山的风掠过湖面、树梢、屋顶，呼呼作响。一位斯文而又有点清瘦的文人，找到了朋友指引的“一条路”，手提着简单的行囊，挈妇将雏，风尘仆仆地来到“我的南方”——在上海、杭州、宁波之南的台州，于薄暮中住进了浙江第六师范的洋房，时间是1932年的夏末初秋。
这是一座土木结构的二层楼，坐北而朝南。从楼梯上来，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边上一长溜地分割了十多问住房，楼上是卧室，楼下是杂用房。北面开门，南面开窗，窗外是一堵泥墙。墙外，庭院中，有一棵雄伟而又繁华的紫藤花。虽曰“洋房”，其实已经很破败了，“柱子如鸡骨，地板如鸡皮”。用朱自清的话说，那不叫破败，而是“朴陋”。室内陈设当然也是再简单不过的，简单得有如梭罗的小木屋，唯有一床，一椅，一桌而已。不过，那张桌却很大，一丈光景长而狭的画桌，却几乎占据了卧室的一半。它伴随着主人，在上面读书、和人谈话，过了半年的生活。
二十年前，我去看望在这所学校“洋房”里住着的一位文友。他曾经告诉我说：这座“洋房”叫做“佩弦楼”，东首第一间当年就住着朱自清，那首诗，叫作《毁灭》吧，就在这里写就的。从咿咿哑哑的木楼梯走上来，一种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仿佛朱先生刚刚从课堂上回来，抖一抖身上的粉尘与泥土，然后脱下他的长褂，就上楼歇息去了。他家的房门总是关着的，主人喜欢独处、用功。也许，他还沉浸在诗的意境中，在“流离迁徙”中走着一条回故乡的路，“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打上深深的脚印！”……夏末到台州，春初便走的朱先生，感觉中好像老在过着冬天似的；可是即便真的冬天来了又并不觉得冷，因为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带着天真的微笑等着他，他深情地说：“外边虽老是冬天，家里却老是春天。”这份亲情有如春阳是这样温暖着他的心！
住房是狭窄的、朴陋的，然而他的情思却是开阔的、壮丽的。就连窗外那株古藤，也生气勃勃的，用它的雄伟与繁华遮住了朴陋，使人有了一个很好的对照，反而觉得这朴陋显得不可少似的，“使人幻想美好的昔日！”他赞美这紫藤，也几度在花下徘徊，离开以后还惦记着它，说是“我离开台州以后，永远没见过那样好的紫藤花”！在《一封信》里他还这样写着：
暖和的晴日，鲜艳的花色，嗡嗡的蜜蜂，酝酿着一庭的春意。我自己如游在茫茫的春之海里，不知怎么是好！那花真好看：苍老虬劲的枝干，那么粗那么粗的枝干，宛转腾挪而上；谁知她的纤指会那样嫩，那样艳丽呢？那么好看：一缕缕垂垂的细丝，将她们悬在那皴裂的臂上，临风婀娜，真像嘻嘻哈哈的小姑娘，真像凝妆的少妇，像两颊又像又臂，像胭脂又像粉……
写得真好，体物入微。只不过朱先生身后的几个文人，也许没有读到他的《一封信》，以后的回忆文章里总是说这株紫藤曾经是朱先生手植的。现在，在这里作个订正。
浙江第六师范先后改名为临海一中、台州中学。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来有限的场地已经没法容纳更多的莘莘学子，台州中学的拆建与扩大成为一项议事日程。“佩弦楼”拆不拆？紫藤花砍不砍？当时也曾有过一些争论。可是，“佩弦楼”到底还是拆了，紫藤花终归也是砍了。这当然是“两难选择”中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现在，虽然有人依然主张将原地重建的现代化教学楼叫做“佩弦楼”，但早已不是原来的面目。读着朱先生的《一封信》，他曾经那样深情地跟朋友说：“我对于台州，永远不能忘记！”让他难忘的，除了台州人的朴实，平野的绿畴，望江楼外的浮桥，东湖水阁上的柳色与水光，北固山上的冬雪，还有，就是早已被人砍去的那株紫藤花。他说：“我真惦记她，我真妒羡你们！”——让人无法消受的便是这份遗憾……
因为，“佩弦楼”到底拆了，紫藤花终归砍了。
2002年11月24日晚
陆蠡故居
我在天台县长任上的时候，曾经瞻仰过陆蠡的故居。
那一天我到平桥镇检查工作，时间很充裕，便想起这儿曾是陆蠡的血地，他奇特的人生秉赋应该是来自周围的这片山水——这是我读黑格尔《历史地理》的一个启示。于是，我和陪同的一位朋友直奔岩下村而去。
说陆蠡奇特，有一点儿根据。十岁时，他被人目为“神童”；上大学时读的是机械工程专业，身后却留下了“绝代散文家”的美名；同时，翻译了法国诗人兼小说家拉玛尔丁的长篇小说《葛莱齐拉》与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罗亭》和《烟》等名著。第一次读他的《竹刀》，那位无名的年轻人为了山民的利益将竹刀深插进奸商的肚子里，在公堂上又将竹刀同样插入自己手臂的勇敢与坦然，就曾经让我十分惊异。扳指计算着陆蠡的年龄，感受的却是一个青年的强烈爱憎与勇于承担的刚烈。那时我就觉得如此写实的人生场景只能来自于生活，而无须什么深奥的技巧。一篇激动人心的散文，究竟需要多少技巧？我说不明白，然而我知道它来源于作家的那一颗心灵。陆蠡曾说：“世界上，应有更高贵的东西。”高贵的是心灵的性质。难怪李健吾先生作出这样的评价：“陆蠡的成就得力于他的璞玉般的心灵。”
今天我终于走近了陆蠡，走进了这位作家生活过的实实在在的空间。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让人觉得那样地亲切、熟稔而又充满神秘。
这座始建于民国初期的三合院，属于典型的江南民居的建筑构架。推开大门，没有听到读书声，也没有听到孩子奔跑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与铜铃一样的笑声，昔日的喧闹在时间的河床里沉寂了，就像流水淹没了礁石。我忽而想起，陆蠡离开家门都已经数十年了，这里曾经有过的悲欢离合，如秋风掠过树梢的一阵叹息消失得无影无踪。走过杂草丛生瓦砾满地的天井，我忽然发现一株生长于石缝中的藤萝，它舒展开折叠的绿叶，有如倾泻的一道绿色瀑布，从东侧屋外的墙头飞流直下。我记得陆蠡是喜欢而且留恋于绿色的，他曾经写下的《囚绿记》，也就是为了在孤独中留住那片绿色和它对语，于是孤独随之消失在绿色生命的伸展里。由是，我也就了解了他的希望与快乐。一个内向与深沉的人，整日耽于思索，是不希望有更多的人惊扰他的。轻轻地，我把脚步放轻，然后走进厅堂、登上楼阁，一眼就能瞥见窗外挺立的山岗与终年不断的溪流。当年，陆蠡就经常站在这里，眺望这山这水，相对无言，除了陶醉，还有在宁静中生长的憧憬。在杭州读书，在厦门教书，在上海编书、写作，多年在外漂泊。他总是“如怀恋母亲似的惦记起故乡的山水”，在它面前“总是可以照见我自己。”——因为故乡的山水是进入他的灵魂与血液的东西。
我在这空落与破败的院子里徘徊，墙外绿黄斑驳的枫树在风中摇曳，夕阳的余晖映着一角青苔暗长的高墙，又把它的影子投射于庭前。我不知道，七八十年来，也是在这条长长的围廊上，曾经走过谁？曾经有谁邂逅？曾经有什么样的抚今追昔？我进来时，大门早已紧闭，不，是虚掩着，人去院空。一切都留在了昨天，而昨天已经古老。走出陆蠡故居，我对身边的朋友说：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陆蠡？
陆蠡是1919年初秋走出故居的，从此他就永远没有回来。
有家不归的人，一定有他自己的追求。
……那是1941年的夏天，丧偶五年多的陆蠡在上海“孤岛”再婚。婚宴上，人们第一次看见他穿了新袍子，手里提着酒壶不怎么娴熟地为客斟酒。他本来是不喝酒的，可是他却丢下一句使人一想起来便不禁要流泪的话：“等抗战胜利了，我们要买大缸大缸的酒，排在门口，任过路的人随便痛饮！”八年抗战，终于如他瞻望的那样迎来了胜利，可是陆蠡却在他婚后的两个月后突然地失踪了。
陆蠡的朋友巴金、唐瞍、黄源、柯灵、许杰等四处打听他的下落，登了广告寻人。听说他进了南京的监狱，天气冷了，怕他受冻，唐口又把棉袍子寄去，结果退了回来，退件的理由是：查无此人。
有家不归的人，他到哪里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他负责的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遭到了日本宪兵的大搜查并被抓去了两名员工，为了讨回一个“公道”，他竟上门说理去了。一去从此不返。他的朋友吴朗西说过这样一句话：“他的个性是死硬的，在任何强暴的前面是不会低头的。”陆蠡的死，想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忽而，我又想起《竹刀》里的那个无名的年轻人，因为官府不相信竹刀能刺人，“他拿了这竹刀捏在右手里，伸出左臂，用力向臂上刺去，入肉有两寸深了，差一点不曾透过对面，复抽出这竹刀，掷在地上，鄙夷地望着臂上涔涔的血，说：‘便是这样’。”——表里如一，简白传神，一个反抗压迫者的形象，铁骨铮铮地站到我的眼前。
陆蠡之文，一如陆蠡之人；陆蠡之人，亦如陆蠡之文。
从陆蠡的故居走出，往事如水沿着记忆的裂缝流动起来……一抬头，眼前又见一条蜿蜒的清流，一条清澈的非常非常纯粹可以照见人面与眉目的流水，那是始丰溪——天台的母亲河。它从大山发源，曲曲折折，奔奔波波，流到了陆蠡故居的门前，然后又在这屹立了亿万年的岩岗峭壁下，绕了一个小弯，挟带着风声与豪笑，直奔东海而去。
一晃八年，我没有再见陆蠡故居。难忘它，写信给天台的朋友让他给我拍张照片，以慰思念。照片里的陆蠡故居更加颓败了。它让我长留一个遗感：我在县长任上时应该拨点款整修一下，派个人管理它，现在却难以办到了。在时间的风吹雨打下，在满地落叶无人扫的时候，陆蠡烈士的故居还能坚持多久？
2003年元月12日
原载《作家》200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