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已经是四十年前的往事了。
那时我在一家地方小报当责任编辑。按照当时的解释责任编辑”者，即虽为一般编辑却要担负很大责任也。那么，难道上面再没有负责人吗？有的，我的上面有编辑室主任，编辑室主任上面还有总编辑。
我是从中学教师岗位调来编报的。到任那天，总编辑——一个矮胖的肤色黝黑的中年干部——找我谈话。
他亲切地拉着我的手，执意让我坐在靠近他的凳子上，显得蔼然可亲，平易近人。谈话十分直爽，又非常客气。他说你知道，我是个大老粗，说说、干干还行，动笔头子就玩不转了。咳，硬把一个渔场的场长调来办报实在是“赶鸭子上架”他慢慢地点上一支烟，猛劲地吸了一口，接着说下去：“你呢，念过大书，满腹经文(他不说“满腹经纶”)，是个笔杆子。一我点名要的你，当然了解你的情况。咱们把话挑开来说，因为你还不是党员，在党的机关报社当不了主任，更不用说副总编了。但是，还要重用你，一我是爱才如命啊，叫你当“责任编辑’，报纸的文字、版面由你全权处理。”
一席话，说得我情怀似火，热血奔腾，对如此知遇之恩，真的要感激涕零了。
我原以为，“全权处理”云云，不过是总编辑的客套话，没想到，他竟真的大甩手了。主任审过的稿子，他也要我进行文字加工，然后再送给他。他呢，总是坐不安站不稳的，不是一味地晃荡着坐椅就是躺在床上，两脚搭着床头，根本不看稿子，只问一句：“你不是认真看过了吗？”看我点头默认，便马上坐起来签字，然后，由我送往印刷厂发排。晚上，也由我先看版样，再径送宣传部长审查。熟悉了以后，部长便一边看着报样，一边与我唠嗑儿，有时还故意提出一些问题，听我讲述个人的看法。
就这样，一天到晚忙个不停，编辑室一印刷厂一宣传部，奔驰在这个“等边三角形”上，转眼一个季度过去了。我试探着询问总编辑，对我有什么意见、要求，他一迭连声地说：“好，好，你表现得很好嘛！”心想，既然我表现得很好，你怎么不提我入党的事呢？但我马上就反驳了自己：听说，入党都得自己主动申请，这标志着个人的觉悟与决心，组织上怎好动员呢？于是，我花上一个整个的星期天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入党申请书，郑重其事地上呈报社的党支部书记，也就是总编辑。
我的心上，开始织起了入党、提拔、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绮梦。
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杳无信息，也没有人找我谈话。有时看见党员开会，心想，大概是讨论我的组织问题了；可是，等了两天还不见动静才知道猜错了。
一天路上碰见了母校的中学校长，他先是夸奖我聪明能干又讲了两件闲事，最后，诚恳地告诫我，要学会“夹紧尾巴做人”，不要逞才触忌。我忙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没什么，没什么”，就分手了。
我心里放不下，就去找师母透底。原来，是在宣传文教系统的领导联席会上，宣传部长问起了我的入党的事，说“这是一个人才加入组织之后，可以进一步发挥作用”当场总编辑就说，这个人小资产阶级意识很浓，锋芒外露，修养不足。现在，支部主要是帮助他改造思想，入党问题还谈不上。听了师母转述的这番话，有如兜头浇了一瓢凉水，心里很不是滋味，但除了自省自责，也没有往别处想。
恰好，那些天读了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觉得知识分子确是应该像书里说的在血水里泡三次，碱水里洗三次再在清水里涮三次。
转眼到了中秋节，我去朝鲜族与汉族聚居的中央村采访，正赶上他们举办歌舞盛会。优美的舞姿，悠扬的旋律，衬托出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谐的时代气氛，令人心旷神怡。特别是荡秋千，两个靓妆女郎，真像黄庭坚诗中写的，“飘扬血色裙拖地，断送玉容人上天”，上下往还，翩然若仙。回来后，写成一篇反映民族团结、进步的文艺通讯，见报后又被省报转载了。不少人看后都称赞它有思想、有文采。
两天后，总编辑找我谈话，一反那次蔼然可亲的神态，冷冷地说，下去写东西可以，但注意不要署个人名字。劳动人民创造了世界，也没见哪个到处署名。写篇小稿算得了什么？落上个“本报记者”就蛮好了。荣誉应该归于集体，不要突出个人。
按说，记者下去就该写东西，为什么只是“可以”呢？文艺通讯为什么不能署个人名字？我想不通，却不敢问。
不久，省报决定各地记者站充实一批年轻记者，点名调我。我们报社却以“不是党员”为由挡了驾。几天过去，省报又来人商谈，说虽未入党但具备近期发展条件的也可以。这次由总编辑直接出面，告诉来人该同志三年内入党没有希望。”同时，推荐我们的编辑室主任为省报驻县记者，几天后，调令就到了。
这位主任是忠厚长者，人品很好，而且，具有实践经验，熟悉农村情况，但平时很少动笔，对新闻工作缺乏兴趣。其时，工作调动是不好讲价钱的，自然唯有从命。转到记者站之后，每逢遇有重大釆访任务，他总要拉上我，由我执笔，然后，两级报纸分别采用。因为总编辑有话，我们自己报纸刊发时，便署名“本报记者”，而登在省报上则由他单独署名。
一次，我们去高家湾采访，见到渔人驾着舢板在河中撒网，同时带上两只鸬鹚捕鱼。它们不时地在水中钻进钻出，每次必叼出一条大鱼放进舱里。我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便好奇地问这问那。老主任告诉我，不能放任鸬鹚随意吞食，否则，吃饱了就不再干活了，所以必须带上脖套。但隔一会，也要喂它一点小鱼，以示奖赏。又要它叼鱼，又不让吃饱，这就是驾驭鸬鹚的学问。
接着，他说，我们的总编辑从小就玩这个鸟儿，处事也深得此中奥秘，但他只做不说，只有一次喝得醺醺大醉，才志得意满地泄露了天机。听到这里，我当即打了个寒噤，原来，我正处于鸬鹚的苦境啊。看来，只要他老兄当政，我大概是没有希望脱颖而出了。
我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学写散文。发表欲虽然很强，却不敢公开往外投稿，只是悄悄地寄给《中国青年报》《大公报》和《光明日报》，全部使用笔名，而且再三叮嘱编辑部：“毋须退稿，如不刊用，置之纸簏可也。有事确需联系，请寄信某街某号。”——这是本城内我姨娘家的住址。
但“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稿件确不曾直接退还到本单位，但是，报纸发表作品总需要了解作者情况，那时，“阶级斗争”这根弦还是綳得很紧的。结果，一星期之内，单位连续接到两封中央报刊询问作者情况的信件。因为我毕竟没有什么政治问题，所以，单位也只好盖章“同意”，这样，两篇散文先后都见报了。
但是，从此便惹下了麻烦，迄无宁日。总编辑几次在会上不点名地批评，说有的人提出了入党申请，却不注意改造思想，整天“不务正业”，“名利思想冒尖个人主义十分严重”。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在业余时间打扑克、下象棋，可以理直气壮；而我在业余时间搞创作，就叫不务正业？但没有勇气“较真”，只是蒙着大被痛哭一场。
那时，我单身在外工作，父母住在五十华里之外的乡下，两个多月骑自行车回家一次，路面凸四不平，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这天，幸而遇上了顺风，只花一半时间就进了家门。高兴得又唱又跳，剩余的精力用不完，我就坐下来写文章。想起这两年一直都是背时憋气，劲没少使，汗没少出，到头来撞了满脑袋大包，真是“文章误我，我误青春”。唯有这次算是遇到了好风，只是太稀少了。于是，以清人潘耒的诗句“好风肯与王郎便”为题，顺手写了一篇随笔。
回到机关以后，重看一遍，觉得有的地方失当，便删除一些牢骚语句，换成正面表述。只是由于实在偏爱这首清诗，把“好风肯与王郎便，世上唯君不妒才”保留了。结果，见报后又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本来，文中已经说明了诗中讲的是唐代文学家王勃的故实。那年他去交趾省亲，船过马当，幸得一夜好风相送，使他赶上了南昌的盛会，写下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但是，我们这位总编辑，虽然心思并不放在报纸上，文才也不高，嗔觉却异常灵敏。他一眼就看出了，这是借古讽今，发泄不满情绪。他说，必须抓住这个典型，深入进行剖析。文章的核心在于“指控妒才”，要害却在“唯”字上。试想，如果唯有风不妒才，那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岂不漆黑一片！
真不愧是总编辑，端的厉害！好在其时正处于三年困难阶段，政治环境较为宽松；又兼宣传部长亲自出面，说了“通篇还是正面文章，只是引诗不当，终究未脱知识分子习气”等解围的话，才算不了了之。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报社房子漏雨，临时搬到印刷厂办公，编辑们除了携带一些必需的材料，其余资料都集中放在会计室里。会计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女青年，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背诵古诗。那天，她闲翻大家寄存的文稿、剪报，从我的资料袋里看到一首七言绝句，便抄录在笔记本上：
技痒心烦结祸胎，几番封笔又重开。
临文底事逃名姓？“秀士”当门莫展才！
这是我在投稿遭到批判后顺手写的，过后忘记销毁了。若是其他人碰上了，因为了解诗中的含蕴，估计不致公开议论；而女会计新来乍到不知避忌且又天真浪漫渴求知识便当面问我：“秀士”是不是指《水将传》中的白衣秀士王伦？直吓得我恨不用手堵住她的嘴，但一切都晚了，总编辑恰好在场而且听得一清二楚脸子刷拉一下撂下来，比哭丧还难看。我知道，这一关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躲过了只有硬着头皮等着挨整吧。
幸好“绝处逢生”县里连着开了几天会总编辑没有破出功夫来追查此事；等他开会回来，宣传部又转来了中央关于整顿全国地方报刊的通知。我们这张小报定在撤消之列，“老总”面临的首要课题是他的未来去向，少不得要观察风色，奔走权门，已经没有精力过问这场“文字官司”了。
当时已是市带县的体制，在这“兵荒马乱”之时，市报“趁火打劫”，调我去办文艺副刊，总编辑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许多问题还没有交待清楚，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实在是便宜了他！”
其时，正当1962年春节后的雪消冰泮时节。因为相隔一条大河，报社准予解冻通航后再去报到，但我硬是等不得，恨不一步就跨出这个门槛儿。于是，简单地把工作交接一下，便带上行李，搭乘火车，绕经省城去履新了。
进入新的单位，我感触最深的是那里有一种鼓励青年成材、上进的氛围。总编辑在大会上公开地号召，要立志当名家，要勤于动笔，敢于冒尖。他说，有人讲，不想当元帅的不是一个好士兵；同样不想当名记者、名编辑的，也肯定算不上一个合格的报人。这番话在我听来，不啻是空谷足音，晴天炸雷，旱地甘霖。
在编辑副刊的四年间，我写了许多散文，是青年时期心境豁朗，收获甚丰的一段。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总编辑以“邓拓的徒子徒孙”的罪名受到无情的批判，作为他的“黑干将”，自然我也在劫难逃，随之也就结束了新闻生涯。每当忆起这段经历，我就想到清人赵翼的诗：
舟行连日上滩迟，稍喜扬帆疾若驰。
才得顺风河又转，世间那得称心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