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鼻子的红鬃烈马打了个响鼻后，马大鼻子又打了个喷嚏，一股风掀起了新媳妇的盖头，盖头像一个花娜娜子，翩翩飘飞到土匪努旦马前。没有了盖头的新媳妇像地上没命奔逃的兔子，马大鼻子和土匪努旦同时一惊。马大鼻子的呼吸粗重起来，鼻孔张得像两个山洞，暗火在山洞里闪烁，一抹微笑从他的嘴角掠过。所有的土匪都知道那是马大鼻子要下手的前兆。努旦突然大喊一声，你说过不向一枪打不准的人下手！马大鼻子一怔，呼吸慢慢平稳下来，鼻孔也缩回到原来的样子。他盯着努旦看了一阵，忽然一招手，土匪努旦半拉耳朵随着爆响，在半空中飞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跌落在尘土中，在尘土中跳跃着。马大鼻子留下一句话，你的耳朵也太长了，便旋风一样刮走了。努旦看了又看一眼新媳妇，也催马奔旋风而去。努旦骑的是一匹黑马，黑马在新媳妇的眼睛里越来越小，消失在一个山弯处。
村里的人这才长吁了一口气。但每个人心中都存下了一个疑问：马大鼻子、努旦和新媳妇之间到底有什么渊源？还有一个疑问也一直存在河湾村人的心中，杨木匠是怎么认识花样子，并把她娶回来的？
娶回花样子的杨木匠整个冬天都没有出门揽活儿。这一年的冬天依然是冬天，寒流很快像一群土匪一样洗劫了暖冬，桃红、梨白一夜之间绝了踪迹，绿草芽吓得缩回了舌头，清水河再次冻了冰。只是马大鼻子的人再也没有出现，解放军追剿得很紧。这让杨木匠有时间完成了他的一件工艺品。那是一件炕柜，表面上镂刻着许多花鸟。花是木色的，鸟是木色的，但感觉他们都有生命，花有香味，鸟会鸣叫。杨木匠的炕柜雕完的时候，春天真的又到了，鸟雀们又清亮地鸣叫起来，但河湾村的果树没有再开花。没有开花便不能结果，果树只疯长叶子，像长荒了的女人。
那一年春天，发生了许多大事。据县志记载：本县村民杨某等三人报名赴朝参战。赴朝参战的杨某就是杨木匠。对杨木匠赴朝参战的事后来的说法很多。有说是杨木匠本来是报名参军想打土匪，结果被分到朝鲜去了。还有说是河湾村的人举荐杨木匠参的军，说他用过墨斗和铅锤，会吊线，能瞄准。还有说是我爷爷让杨木匠去的，我爷爷是民兵队长。每一种说法都能找到证据，又没有证据，结局只有一个，杨木匠赴朝参战去了。
杨木匠戴着大红花，骑着大马，被簇拥着离开村子的时候，是四月，柳条刚生出细细的黄叶。天上奇怪地飘着细雨，杨木匠胸前的大红花被淋坏了，软塌塌的假花和真花不一样，不经雨淋。杨木匠也疲沓沓的，可能是怕雨水迷了眼，就低了头，随着人群往前赶，他甚至没有看到靠在一棵老柳树上的花样子。
那一年发生的第一件大事在县志上边有记载：是年，县境内清剿土匪，匪首马大鼻子被枪毙，协从者判刑，余众遣散。追剿马大鼻子的战斗打了有半年，马大鼻子总能侥幸逃脱，原因是他的鼻子能嗅出火药味，嗅出敌人的味道。最后能被抓住据说是土匪努旦趁他睡熟，用两把绿草塞住了他的鼻孔。马大鼻子被抓住后，公判了枪毙，努旦被判了二十年徒刑，到省城附近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那一年以后半年，杨木匠就回来了，变成了一张照片和一个烈士证回来了。照片和烈士证，先到了县上，转到区上，又送到了村上。村上召开了大会，花样子也参加了会，会上有很多人讲了话，还喊了口号，她一句也没听进去。让她讲话，她一句也没有说，只流了一阵眼泪。烈士证是爷爷递给她的，那时候爷爷是区长。花样子接过烈士证时，手抖得很厉害，仿佛那本本很烫手。
我能记事的时候，花样子有四十多岁了，一条黑盖头把头脸遮住了大半，那种黑盖头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才搭的。面容黄亮中透出青白，像窖藏的大白菜。因为是烈属的缘故，队上没有安排她下地干活儿。
她每天除了礼拜就是绣花，或者说除了绣花就是礼拜。五彩的丝线在她手里，就成了白布上盛开的花、游动的鱼、飞翔的鸟。她最拿手的是绣鸳鸯，青的山、绿的树，各种颜色闹腾腾的花，水清得能见底，鸳鸯活得能听到她们的窃窃私语，村子里每个姑娘出嫁都能得到她的一幅绣品，要么是枕套，要么是被单，要么是一方手帕。村里每个小伙子结婚也都能得到她的一幅双喜图，有喜上梅梢图、牡丹双喜图、龙凤双喜图、莲子双喜图、鸳鸯双喜图等，红是红，绿是绿，活灵活现。但在她的屋子里却看不到一丝一线的剪纸或者是绣品。她的屋子永远那样素洁，素洁得像一活水。她自己就是一潭水，在礼拜的时候水平如镜，在绣花或剪纸的时候才有微微的涟漪。她从不串门，别人也很少到她家里去。即使找她学绣花的姑娘、媳妇，到了她的屋子，也会不由自主地静下来，不敢多动，也不敢笑闹。她也不怎么招小孩子，尽管一茬又一茬的小学生隔三差五地要到她家去学雷锋帮烈属，可到她家后，却发现几乎没有可以干的，可以动的。她就拿出政府四时八节慰问烈属的糖果，分送给孩子们。
花样子本来有可能就这样在河湾村平静地生活下去，可土匪努旦的突然回来，又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土匪努旦刑满释放后又回到了河湾村，回来后就收拾了一孔废弃的窑洞，离花样子家不远。
可能是监狱里待久了，他说话有些嗑巴，见人就低头谦恭地一笑，显得个子很矮小，全没了当年的匪气。见了小孩子也一样。回来后，其他农活儿都生疏了，他也干不下去了，就给生产队喂牲口。有多高大的牲口，他都能一纵身骑上去，而且牲口怎么跳也摔不下他来。只有这种时候，才能看出他年轻时的一些影子。
小娃娃们爱骑牲口，也就爱随着他，他的口袋里还常有炒熟的豆子，没有人的时候，他就会给小娃娃捏一小撮。豆子嚼在嘴里咯嘣咯嘣脆响。谁都知道那是从牲口饲料里匀出来的，可谁都不说，也没见他嘴里咯嘣咯嘣响过。
小娃娃们爱听打仗的故事，就缠着他讲他当土匪的事，他多不说。有一次缠得紧了，他就讲了一段解放军追他的事。他从解放军的包围圈里跑出来，穿了三层大皮袄，飞一样地往前跑，子弹就打到皮袄上噗噗直响。跑远了，他一抖皮袄，掉下一堆子弹壳……他讲的时候，小娃娃们都是一脸的神往，没有人感到他是个土匪。
可在划分四类分子的时候，他还是给划上了。我们那个穷山沟没出过地主，也没有富农，他就成了村上唯一的四类分子。上面有了批斗任务，有了大会小会，他就是批斗的对象。腰弓得虾一样在那儿，脖子上挂个牌子，老老实实地听着。村上丢了东西，找不到贼主，也把他拉去批斗一阵。天旱了，粮食不成，还拉他批斗。批斗他似乎成了一个节目。也没多少严肃的成分，谁也没下死劲地整过他，他也好像心甘情愿地受批。批过了，他见了人依然是谦恭地弯腰一笑。
一次批斗的时候，有个半大小伙子恶作剧，把他的鞋脱下来准备给挂在耳朵上取乐。往上挂的时候却发现了鞋里有一双绣花的鞋垫。拉出来后，场面上的人都看出那是二奶奶绣的。二奶奶没有给村上的任何男人绣过鞋垫。这一下，问题突然严重了。队长宣布散会，把土匪努旦带到队部单独审问了一夜。审问的过程中就又有人报告，说发现过努旦进了二奶奶的屋子，好半天才出来。第二天就召开了批斗努旦的大会，主题是侮辱烈属。这一次批斗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努旦被五花大绑了，拳打的拳打，脚踹的脚踹，吐痰的吐痰。男人们表现得异常的愤怒。批斗会进行到了正中午还没结束，那是夏天，太阳毒得很，努旦突然一头栽倒，就过去了。人们就有了些慌张。可正在这时，有人说花样子完了。有许多人又跑去看花样子。
花样子的屋子里还是像过去一样的素静。她的炕头上还摆着杨木匠当年一冬天打制成的炕柜。炕柜经年后，显出些古旧来，只是木雕的花鸟依然鲜艳如生。花样子静静地躺在炕上，她身上穿着当年来河湾村时的那套嫁衣，红衣、红裤、红鞋，云肩上的流苏顺顺地垂肩，肩头和鞋子上绣的花依然活生生的，只是当年的红盖头换成了黑盖头，一头银发，露出了一绺，显得很扎眼。花样子的面容很平静，甚至有些幸福感或终于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花样子的头边放着一幅绣品，是鸳鸯戏水图，是黑白的，有人眼细，看出那是用头发绣成的，黑处是青丝，浅处是花发，白处是银丝。
花样子和土匪努旦同一天埋进了河湾村的祖墓地里。直到此时，人们还是不清楚花样子的来历。只是审问努旦的时候，他承认曾救过花样子一命，那是马大鼻子率土匪袭击了一个大户人家，东西抢光了，马大鼻子就开始杀人，一枪一个。马大鼻子的枪法很神，他说过他一枪打不准就饶那人一命。轮到花样子时，努旦看到惊恐的花样子手里攥着一个绣弓，鸳鸯只绣了一只。努旦心里一动，在马大鼻子举枪时，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衣袖。子弹从花样子耳朵边飞过。马大鼻子回身怒视，努旦高声说，你说过一击不中就放他一条生路的。马大鼻子阴笑一声，枪又响了，努旦的一条胳膊顺下来，血顺着指尖往下流。马大鼻子飞身跨马走了。努旦对花样子说了句，找上个人家，过日子去吧，也骑上马追随马大鼻子而去……至于她到底是哪里人，又怎么嫁给杨木匠的，没有人知道。
刊于《回族文学》2005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