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质地取决于场而不取决于分子，这话思辨起来有的说了。达尔文先要站出来说，生命是适者生存的基因进化。中国公司的老板或CEO常常习惯于抱怨属下无能，公司缺乏意诚心正而又肯突破的员工。大家各说各的理，什么也说不清。还是让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人所创造的奇迹。
苍蝇也可以变劳模
只要说起苍蝇，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与肮脏为伍，与细菌相伴，不仅自己脏，还想方设法玷污人类的食物。中国人都恨不得把苍蝇赶尽杀绝。可是，这么龌龊的无赖和恶棍形象，却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澳大利亚的货币，甚至悉尼奥运会还放飞了苍蝇吉祥物。
为什么到处令人深恶痛绝的苍蝇，会在澳大利亚受到如此礼遇？原来，澳大利亚的苍蝇早已不是疾病传染的载体，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传授花粉的劳模。
200多年前，澳蝇也和其他国家的苍蝇一样食腐，而且数量多得惊人。当时，澳大利亚人也讨论如何消除苍蝇，几经辩论，有一种观点占了上风：消灭苍蝇也就破坏了生物链；苍蝇本身不是事，源头还是藏污纳垢的环境。
200多年来，为了彻底杜绝苍蝇传播疾病，每个澳大利亚人都行动起来——每个公民不但洁身自好，而且殚精竭虑地把公共场所的藏污纳垢之处彻底清扫干净，弄得苍蝇居然无处逐臭。从城市到乡村，从山谷到河畔，举目是云朵般的鲜花和地毯一样的绿草。世代生活在肮脏环境中的苍蝇，从此在这个国家再也找不到一处肮脏恶臭的地方。
最终，澳大利亚的苍蝇绝望了。苍蝇们为了活下去，只得被迫改变千百年来的生活方式，不得不痛苦地改变了饮食习惯。它们经过无数次的尝试，终于找到了新食物——植物浆汁。一开始它们当然不习惯这种食物，可为了活下去，只好边咒骂边吞下这对它们来说难以下咽的东西。
就这样，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苍蝇早已忘记它们吃腐臭食物的本性。它们的饮食习惯竟与高贵的蜜蜂一样，采食花蜜。同时，苍蝇也承担起了蜜蜂的职责——为植物传授花粉，成了传授花粉的劳模。
肮脏转化为洁净，低贱升华为高贵。澳大利亚苍蝇从肮脏的害虫摇身一变成为可爱的小天使，受到人们的青睐。改吃花蜜的苍蝇已经成为澳大利亚人的骄傲，他们让苍蝇登堂入室翩然飞落到他们国家发行的50元纸币上，甚至举办奥运盛典也用苍蝇来点缀。
劳模苍蝇是澳大利亚创造的人类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创造归根结底来自于澳大利亚人对整体环境的成功改造。
美国生物学家布鲁斯·立普顿，从7岁开始就喜欢用显微镜观察细胞。神奇的细胞告诉他的不只是生命的机制，还告诉他如何拥有丰富而圆满的人生。他始终将细胞当做一个微型的人来看。但他的这一想法与经院医学理论大相径庭，他毅然辞去美国知名学府终身教授的教职，自我放逐到加勒比海岸一个翠绿色的岛屿上，在那里的一座医学院任教。因为远离了“基因操控生命”等文明社会的制式信念，他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他看到了这个岛屿上各种植物与动物如何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一起，它们全都生活在一种与生物和环境微妙而机动的平衡关系中。这里处处体现着生命的和谐，而不是达尔文进化论所强调的生命竞争本质。
立普顿发现，启动细胞生命机制的，是单细胞对环境的觉知和启发式合作式互动，而不是它的基因！不论是在单一细胞里或是组织、脏腑的一群细胞中，或者是整个人体里，细胞生命的质地都取决于构成它的物质与能量的互动。能量就是一种气场，是已经释放了的物质，而物质是等待释放的能量。立普顿进一步发现，和单细胞一样，我们生命的质地，并非决定于基因，而是决定于我们对驱动生命环境信号所做出的反应。
1967年，当时教授立普顿培植干细胞的启蒙老师建议他，当你培养的细胞生病的时候，你首先要看的是细胞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细胞本身。当时，立普顿并没有体味到这句话所蕴含的智慧。来到加勒比海岸这个世外桃源，在与一群被美国大陆医学院淘汰的学生共鸣与共振的过程中，他才体会到启蒙老师的这个建议是理解生命本质的一个关键性洞见。
当为细胞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时，它们便能茁壮成长；当环境不那么理想时，细胞便衰败；而当环境重新好转时，这些生病的细胞便又恢复了生机。
新发现让他惊叹不已，以至于他得出结论，每一个生物学家都应该把“是环境，笨蛋！”这句标语贴在桌子上提醒自己。当我们把立普顿为生物学家树立的座右铭与澳大利亚苍蝇结合在一起时，一种发自心底的痛快油然而生：
“是场域，澳大利亚苍蝇！”
一句“你认为呢？”让问题迎刃而解
苍蝇之所以在澳大利亚没有“作孽”，是人家澳大利亚人把环境弄得洁净，苍蝇也就失去了变坏的“土壤”。而我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苍蝇是有害至极的，它追脏逐臭，传播疾病，却全然没有想过这些脏臭是从何而来的。
中国企业家喜欢探讨执行力。企业问题的解决方案多是在总经理办公会上制定下来的，剩下的就是执行问题。常听到一些企业家抱怨，问题早就指出来了，解决办法也给出了，可就是没有落到实处。另外一些企业家更是抱怨，每每视察现场，都能发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他都是马上指出问题所在，可到后来问题还是累积成堆。其实他们自以为见解独到，措施有效，实际上却脱离了现场的本真，很多时候都是在瞎指挥，自然无法解决问题。
其实，中国公司所面临的最深重的危机，就是在一个个业务岗位上，没有了负责任的高管和员工，他们不再独立地分析问题、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他们已经习惯于把问题向上反映了事。而高层管理者眼见问题没有按预期方式解决，又很少有时间详细了解情况，遇到问题就习惯于按过去做法指挥一切，由此造成上下依赖推诿的格局。下一层次不能思考上一层次的问题，一思考就会彰显“不二之心”，就会很快倒在“公司政治”的杀威棒下。层次较低的员工看到公司老板在一些小事上都事必躬亲，就会形成一种判断，任何事都要多请示为上。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就在这样的猜疑和请示中给白白浪费掉了。
心理学中有一个“归因”的概念，即当我们对自身出现的某种事实和后果进行原因解释时，总是倾向于把积极的结果归于自己的内因，把消极结果归于外因，这种倾向在心理学上称为“自我服务的偏向”。它源于人们对自我心理或自尊的下意识保护。本来对一个事情的归因应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该是外因就是外因，若是内因就不要往外因推，这样才真正有利于现场问题及时解决。
其实，当领导者看到现场问题时，只要先不说出他的判断和答案，只是问一下一线员工：“你认为呢？”问题往往就迎刃而解了。
“你认为呢？”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一句话，包含的意义却很大。它告诉员工：我尊重你，你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你可以有所贡献；这个是你分内的事情，你在这里全神贯注，你最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要有承当，我们是为你服务的，只要你提出需要我们做什么事，我们会马上做到，你不给我提出任务，是你的失职。
“你认为呢？”这四个字会形成一个强势的场，让处于业务现场的员工有一种自尊意识。他在这个岗位上，就是这个岗位的司令。所有的问题，到他这里都应该是最后一道闸门。把问题往外推，是一种耻辱。
遗憾的是，公司高管对待部下常常缺乏澳大利亚人对待苍蝇的客观。高管往往对业务非常熟悉，一下子就能看出部下的愚钝和不专业。有些资历丰厚的高管，甚至常常辱骂员工“愚蠢”或“脑残”。一个正常的小孩，上小学、中学时都聪明绝顶，并且顺利地大学毕业，算得上是人中龙凤，可是一到了公司，却沦为“脑残”，个中情由让人深思。个体还是那个个体，只要你固执地从特定角度去看待他，他就往往会被定格在那里。事物对人们的影响，并不一定完全在于事物本身。很多时候，人们怎样对待它，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凡事多往好处看的人，他的人缘就越来越好；若只想消极的方面，实际上是和周围过不去，也跟自己过不去了。
在高管鄙视的目光下，员工越来越不自信了，甚至没有了自尊。心理学研究发现，习惯于鄙视人的人，实际上是一种自卑的外显。自卑者由于不能做到尊重自我、肯定自我，不善于发现、发掘自己的长处和优点，因此他们也同样不善于发现他人的闪光点。自卑者不只这样看自己的缺点，也以此心态来贬低别人，凡事求全责备，百般挑剔，在这种全盘否定的心态下，又怎么可能去赞赏他人呢？而不会赞扬别人的人，难以和他人拉近感情，无法获取他人的帮助和友情；不会赞扬别人的人，往往也得不到别人的赞扬，因此失去了许多激励自我的机会；不会赞美别人的人，感受不到人间的真善美，心中易被一片愁云所笼罩。久而久之，一个个业务现场会展现出一种阴郁的氛围，哪里还有创造力可言！
澳大利亚人的心量真宽阔。苍蝇的烦人是有限的，而且夏天一过，苍蝇也就消失了。相对于它的积极作用，一些小麻烦大可不必太在意，宽容一下就过去了。
然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则往往缺乏这种心量。我们习惯于去放大问题的危害性，这是造成我们烦恼的主要祸根。世间一半以上的忧虑，都是由于人们心烦而产生的。
趋向快乐逃避痛苦是人的本能，谁愿意没事夸大烦恼呢？可是在生活中，我们却总是不经意地让自己陷入这个怪圈。有时候，本来只是一丁点儿小烦恼，它对我们的生活不构成什么负面影响，我们却偏偏要把它放大，以致于影响自己的生活，影响了公司积极和谐的场。
澳大利亚苍蝇告诉我们许多事。员工的贡献，往往不取决于员工先天就有的素质，而取决于公司所营造的场域。一个组织，是否有自尊、自立、独创性的员工，在多数情况下，并不取决于个人素质，而是取决于公司所形成的场域。这个场域是否能够保证一个个自尊自立的个人，与企业能量环境有一种积极的启发式、合作式互动，才是最为重要的。这种积极的启发式合作式互动，绝对不是在口号和理念、商业模式中的游弋，而是彼此心与心的碰撞所形成的场域。
这个世界最容易变化的是人心，而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最可依靠的也只有人心。一个公司的场域，也就是心与心契合所营造出来的氛围。这其中蕴含着公司所有的能量。
德胜洋楼的文化革命
许多公司老板抱怨高管和员工没有创业的激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实情。但我们需要追问：员工的懈怠是如何造成的？可能是由于人员素质不高或社会浮躁，也可能是由于没有营造出一个合适的场域。一个公司董事长或CEO最重要的责任和承当，就是要塑造一种场域，造就新人。在这方面中国一批优秀公司做出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德胜洋楼就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例子。
德胜洋楼从事木质洋楼的搭建，公司员工大多数是初中、高中毕业的农民木工。在中国当今的氛围中，把这些懵懵懂懂的农民改造成产业工人，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这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
创始人聂圣哲非常自豪地说，有些公司想拿研究生、博士生来换我的初中生木工，我可不换。在聂圣哲看来，做企业就是教育，就是育人。现在不是每个人都想干一番事业，一大批人宁肯闲着也不出去做事。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怎么样让中国农民愿意离开故土出来闯荡一番，这是需要智慧的。我命在我不在天，一鞭能着天下先。中国文化有这种“大我”的承当，德胜洋楼就是要把这种承当给挖掘出来，成就每一个人，成就公司。
聂圣哲一个人的力气活
为了探求聂圣哲改造人的秘密，我几次奔赴苏州德胜洋楼实地考察，每次都收获颇多。
2009年12月份，我应邀去参加德胜洋楼的圣诞大餐。圣诞大餐按照惯例每年在苏州金鸡湖凯宾斯基大酒店举行，这是德胜洋楼的重要节日，全体木工都要从全国各地的工地上返回苏州参加盛会。
接到邀请后，为了体验真实的德胜洋楼，我早去了两天，得以有机会与聂圣哲多几次把盏交流。聂圣哲说，他这几天太忙了，圣诞节后会轻松一点。我问忙什么？他说，他要给每一个员工算出奖金，要一张张票子装进信封封好，写上名字。这可是个力气活。我听了不由得瞠目。
全公司700多号人，年终奖要一个人算、一个人装信封？！这就是德胜洋楼。这就是聂圣哲。他要让每一个员工知道，这是他和老板之间的秘密，没有其他人插手其间。
那天下午我去参加他们的年终表彰发奖金大会。那是个大仓库，临时铺上几块木板，搭了个小台阶，再盖上红地毯。我在现场看到700多个木匠，从全国各地的工地撤回苏州德胜洋楼总部，喜气洋洋。不到现场不知道，聂圣哲到底是领着一批什么样的兵冲锋陷阵：标准的农民。在他们身上我很容易就回想起山东农村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民样子：没有被污染的笑脸。其中也有一些年轻时尚的木匠，但他们的笑脸都是同样的灿烂。可能是因为要发钱了吧。聂圣哲不会放过这个演说机会。他把一些至深的道理，都用具体人具体事简洁明快地呈现出来。我初步数了一下，在他演说中提到的人大概有80个左右。还是发钱最好玩。聂圣哲每念到一个名字，那个人就跑步上前。只要领红包的人是两只手伸出来接，聂圣哲就两只手送。接红包的人说声“谢谢”，聂圣哲就说一声“谢谢”。
那么多人等着领奖金，到后来我都盼着能快点结束，因为晚上还有大型的圣诞晚宴。可是聂圣哲就在那里慢悠悠地发红包，一字一句地说“谢谢”。
后来，聂圣哲告诉我，数钱、装信封、发红包，这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那是员工与他之间的一个神圣约定。发完红包就没他什么事了，晚宴他都没有机会上台去，员工和嘉宾就把偌大的舞台占满了。
2010年3月底，河田信老师到北京来，我给他说起这些细节，他很有兴趣。去年我陪河田信老师去德胜洋楼考察过。上午聂圣哲有会，我们一边听介绍，一边参观。中午到食堂去吃饭，员工和干部都在那里排队，每份午餐2.5元。聂圣哲也在那里排队。没有人感觉新奇或是给他让位。我们很新奇，也自然在队伍的后面跟着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