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末，去寄贺卡——送给小学老师、初中老师、高中老师的新年祝福。
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在母亲的指导下，送出了平生第一张贺卡。此后，年年写卡，读书越久，送卡越多。
入北大后，除了教师节，元旦也开始寄卡。最初是为了谢师恩，后来是为了送祝福，现在却是为了报平安。
以前寄卡，总是去楼长室买邮票——站在窗口，看楼长用钥匙打开抽屉，将一大版二十分面值的邮票取出来，然后一枚枚仔细地数给我。
后来，邮资翻倍，楼长室却一直没有新面值的邮票。有一年，楼长告诉我，她那里将不再代售邮票。“现在写信的人很少了。”那一次，我“接手”了老太太所有的二十分邮票，给每张贺卡都贴上了“四方联”。
有一段时间，寄卡也要排队。倘若队伍里男生多，等候的时间就不会太长，如果女生多，就得耐心一些。男生寄卡大多干脆，从书包里掏出来，无论多少，全一次性塞入邮筒。女生寄卡大多仔细，一张张点数，一封封确认，再一丝不苟地逐一投入邮筒。临走，有的女生还会不自觉地四下张望，仿佛担心真会有一两封信从她们的指尖悄悄溜掉。
那时一到年末，邮筒就经常处于“饱和”状态，只好赶着开箱时间寄信——如果邮车刚走，邮筒自然有片刻的宽松。如果邮车刚来，就可以直接将信投入邮递员的大麻袋里。
真正临近圣诞，寄信倒又方便——邮局门口会像墙壁似的竖起一大排邮筒，一个省一大格。虽然从早到晚都有好多学生挤在一起，往高高低低的三十多个木格里塞信，那个“临危受命”的特制邮筒却总能一封不落、“照单全收”。
然而，英雄终有迟暮，近几年大邮筒的风光渐退，今天找了一圈，竟不见它的踪迹。邮局门前，只有无数个漠然的眼神，匆匆交错。新年将至，燕园的欢腾却似怎么点也点不着了。
寄了十几年贺卡，执笔的心情虽年年不同，落笔的文字却岁岁无差。
那年教师节后，我收到了一封长信，是初中语文老师的爱人写来的。他说很感谢这些年我寄的贺卡，那是徐老师在病床上最大的安慰，但如今老师已过世，以后就不必再寄了。读信的时候，我一阵心虚——这么多年，竟一直没有打听老师的消息。寄卡又有何用？无非是自我粉饰。
此后，开始给老师们打电话，假期也跑去探望。渐渐地，我获得了很多老师的新地址，不再一相情愿地将贺卡寄到学校。而在此之前，好几位已经退休的老师，都会为了我的一张贺卡，专程回学校去。
小学语文老师告诉我，她有次出门半年，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学校收发室找我的贺卡。管信的老头说没有，她不信。“肯定有，她每年都给我寄。”张老师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有掩不住的得意。结果，在一大堆无人认领的信件底下，她终于找到了那一张贺卡。
小学数学老师与我父母住得近，最近几年，我很少去拜访她，她倒经常去看望我父母。她告诉我母亲，我寄的三十多张贺卡，她都仔细收在一个大铁盒里。“哎哟，哎哟。”母亲也替我困窘，“应该的，这是她应该做的。”
初中数学老师一收到信，就会给我打电话。她告诉我自己已搬去另一个城市和女儿同住。电话里她总是嘘寒问暖，千叮万嘱，一再邀请我去做客。那年暑假，我去看她。大雨天，她带我四处逛，像孩子一样兴奋。
高中语文老师还在指导文学社的创作。每次社刊出版，他都会寄一本给我。那些青春稚气的文字，夹杂着昔日校园甜美馥郁的桂香，总是令人迷醉。
有次参加同学婚礼，遇见了高中英语老师。酒后，他冲我嚷：“这些年只有你一直给我写信。”我一抬头，猛然发现，当年意气风发的陆老师也老了——两鬓霜白，笑脸如菊。
从邮局回来，打开楼下的信箱，发现好几位老师已给我寄来了新年问候。王老师说给我寄了一包土特产，让我注意查收。
世上很多事，付出与收获都不成正比。而得到这么多，无非是写了一张贺卡。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贺卡的时候，总会想起高中数学老师最喜欢的句子。
默默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的眼神。
一成不变的，也不只是那个落款——
您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