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高中同窗G结婚。
前一夜，G给我打电话。
“就在家里摆酒，连着三天，你哪天来都行。”实际上，G并不指望我能回去，“如果你有空的话……”
“好。”
“真的？”G以为我在一千五百公里以外和他开玩笑。
“当然，老同学一生一次的大事……”
电话里，我们的乡音都有些变调，讲到词穷处，只能笑笑。
六点半，披星戴月，赶去机场。
八点一刻，“空中客车”准时出发。
十点二十分，至浙江。
十一点半，从机场回家。
下午两点半，M开车来接。
M从另一城市赶来，沿途接了D、X与我三人。
“这么早？”我上车的时候，手里还握着梳子。
“怕找不到。”
“只在高中时去过一次。”
“当时骑车去，花了两个多小时。”
高中的班级，除了我和另几个走读生，其余四十多人，包括G、M、D、X都是来自乡村的住校生。
G高中时与我是“四人小组”——这个名词我用方言已不能正确发音。
大学，G与我同在北京。
本科毕业，G去厦门教书。
一别经年。
M、D、X一路争论——只有村边的河、屋前的桥，是他们的共同记忆。所以，当车走到河边时，他们一阵欢呼。“真的一点儿都没有变。”这些年，似乎没变的东西都十分稀罕。
在G家门口，我们有片刻的迟疑。并没有想象中的宾客盈门。仅有几位老人在屋前的晒谷场上喝茶聊天。还有几个中年人在屋里玩麻将。
“是不是这儿？”
“窗上贴着‘喜’字，总不会错的。”
好在G的父亲认出了我们，招呼大家上楼。“新郎新娘在拍外景，等会儿回来。”
“这么冷的天。”想象着寒风中穿礼服的新人，忍不住感叹。
“农村都是这样，早上化妆，下午拍照，晚上酒宴。”M向我解释。
在二楼客厅，我们喝到了“糖茶”——这是因为初次做客，还是因为参加婚礼，我与X争论了许久。
“初次做客，我外婆会招待‘爆米花泡糖茶’。”记忆中，外婆家的规矩总是和各种“神鬼”节日一样多。
四点半，终于见到了G和他的新娘。
G比以前魁梧一些。新娘是河北人，小巧娇媚。
“没想到你真的来了。”G重复了很多次，倒令我有些过意不去。
宾客陆续抵达，大多是亲戚、同学、邻居。
“你还记不记得我？”
“记得。”当她走向我的时候，记忆的盒子突然打开，“你是三班的小包，老戴着一个咖啡色的木发卡。”女生的关注点总是有些可笑。
“是的，是的。”我的回答显然令她十分激动。
六点，喜宴开始。
与城市里三四十桌的阵仗相比，一楼厅堂五六张圆桌的排场真不算大。
按乡里风俗，新郎新娘分坐两桌。我与新娘、新娘父母、G的妹妹妹夫、小包等坐在一起。
新娘父母是养蜂人，据说每年都要从河北到四川放蜂半年。酒席中，每上一菜，新娘都会用家乡话向父母解释。父亲对蛋类过敏，因此一见他夹鹌鹑蛋，新娘就站起来连声阻止。
一场喜宴，就像是乡里乡亲的聚会，没有口若悬河的司仪，没有冗长沉闷的开场，也没有四下走动“强行”敬酒的宾客。只有几位邻居帮忙上菜，在桌间穿梭不停。
菜上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堆满一桌。
“昨天是‘谢媒人’，明天是‘谢帮佣’，今天是‘正日’。”G的妹妹告诉我，“‘正日’的晚餐最正式。”
“有些菜我十几年没吃了。”我对小包说，“真亲切。”
“有的菜是从两天前开始炖的。”小包告诉我，在这里，如果有哪家办喜事，邻居就会买些菜放进锅里“搭便车”。
“吃不完的菜，统统盛到脸盆里，挨家挨户送。”说来奇怪，小包形容的景象，竟让我十分心动。
“走到谁家，谁家就端碗来舀。”她还特别强调，“这里的人都特别喜欢婚宴的菜。”
喜宴中途，厨师们向主人家告别——那是乡里自组的宴会厨师团队，平日里分散务农，有红白喜事则集中“上岗”。新郎父母闻讯追到门口，将一袋袋自制喜饼塞到他们手中。
我也分到了一袋喜饼——虽然有大大小小七八个品种，我却只能将其统称为“糯米糕”。
“剩下的那些要送给借我们桌椅板凳的邻居。”G的妹妹很热情，还不忘向我解释余下几十袋喜饼的用途。
入夜，气温又降，坐在“开轩面场圃”的厅堂，脚已冻得发麻。
亲友们陆续散去。
我与M等人也起身告别。
车子离开村口的时候，G与新娘还站在原地，向我们挥手。
近几年，参加了无数次喧嚣华丽的婚宴，从没有像这样坐在长凳上喝酒，披着大衣吃菜，提着“糯米糕”回家——虽然脸冻、手冻、脚冻，心里却十分温暖。“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