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不要着急……慢慢走……”
匆匆跑进校园，一抬头，就望见教室窗台上露出的若干笑脸。只好挥一挥手，一鼓作气攀上四楼，然后冲进教室，向满屋久等的学生说句“对不起，今天我迟到了”。
上研之后，勤工俭学、自力更生便成了“常理”，当时同屋四人，除一人总替导师打工外，另三人都曾在其他学校教外语教管理或教经济。而我，则在研二时，去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教了半年英语。
学院与北航相邻，离燕园并不很远。整个校区面积不大，建筑相对集中。学生多数是北京人，住校少，走读多，所以校园氛围显然不同于北大东大，有时拥挤吵嚷起来，就像是一所满眼“花样少男少女”的高级中学。
北京学生见多识广能说会道，课堂上亦爱问爱答相当活跃；只是依赖小聪明的多，埋头苦读的少。所以全国统一的英语四级考试就成了他们的普遍难题，所以帮助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顺利通过CET4就成了我的重大课题。
那一学期，我负责辅导中文、历史、档案、广告、新闻等专业所有考过一次、两次、三次“四级”却不幸尚未通过的文科学生——所有学生被编成三个“四级冲刺”班，每班一周两次课，每次两课时。所以那一学期，我也异常忙碌——平时在燕园听课，周二、周四、周五三天上午则去应用文理学院教书，而每次教课之前，都得花大力气准备。
说起来，当时我除了自己大一时考过的那份试题，对CET4知之甚少。于是开课之前，先去北大书店买了套“历年真题”从头至尾“考”了一遍。再将所有试题横向纵向分类比对，归纳出常见考点，总结出应试经验——考试，既讲功底讲窍门，又讲运气讲感觉。例如，提升听力要靠“听力预期”，加快阅读要靠“看题猜题”……所以整一学期的课程安排虽仍以历年真题为“材料”，却实以常见考点为“经纬”，而最终“编织”成形的作品，就是我综合了自己多年考试心得以及“新东方”答题秘籍的一件考场“战衣”。如此一来，“题山题海”为我所用，课上讲至兴起，还真有点“我注六经”的如鱼得水、畅快淋漓。
另一方面，去应用文理学院教书，也并非我第一次站上大学讲台。在东京大学时，我就曾接替师兄，去专修大学给学习中文的日本学生开过半年口语课。但是，以捉襟见肘的日语教授博大精深的汉语总归勉强，并且，说到使命感和成就感，底气不足的“对外汉语教学”又哪比得上后来近乎临危受命的“战前鼓动”叫人热血沸腾激情澎湃？
讲课眉飞色舞，板书亦是龙飞凤舞。教室前边的六块活动黑板，我往往是上下推拉、“先中间后两边”地逐一书写。如果写完六块还未下课，就得踱来踱去“见缝插针”，把能用的“空地”再用一遍。如果到时还不够写，便胡乱一擦——虽满手满袖粉笔灰而浑然不觉。讲的人投入，听的人也专注。有时台下学生会“太快，太快”地抗议，我便微微一笑，从讲台一边慢慢走到另一边。
当然也有令人恹恹欲睡的时候。比如大清早做听力练习，总有学生哈欠连天。那时，我就会关掉录音机，讲一两个笑话，引得全班哄堂大笑，再让大家继续做题。
当然也有遭遇多人逃课的时候。比如那年圣诞，为了筹办庆祝活动，全班二三十人就只剩下不到十人。于是干脆放慢进度，讲讲自己的教学感悟。
当然也有教课迟到的时候。比如下雪天车行异常缓慢。比如因某种原因学院附近被临时封路。那时，一下车，我就会从北航东门的公车站一路狂奔，穿过奇长无比的天桥，从侧门钻入校园。那时，就会听到有人在头顶乱喊“老师，不要着急，慢慢走”。而冲进教室，不知哪位学生已帮我搬来录音机，从文印室领来的试卷也已分发下去。望着那一张张笑脸，我只能微一鞠躬，说句“今天我迟到了，非常对不起”。
每次去教课，都整一上午连上四节。其间，总要抱着厚厚的备课笔记，从一间教室换到另一间，从第一个班级换到第二个。走廊上，不时遇到当日没课的第三个班的学生，听他们热情招呼，总是欣喜且心暖。
下了课，常有学生特意骑车载我去车站。我忘乎所以地讲了半天，往往嗓音透支，在车站与他们分别，竟说不清一句感谢。
车站附近有家小面包店，仅一个门面，却浓香四溢。我常去那里买红豆面包，吞半个下肚再上车，否则，便真像没有足够的力气晃晃悠悠返回燕园。
考四级的前一天，那个周五，课程全部结束。
过年，收到很多学生发来的电子贺卡。
后来，不少通过四级的学生向我报喜致谢。
再后来，每每经过学知桥，望见那片高高低低的浅灰建筑，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家面包店——不知那好吃的红豆面包，现在还有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