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来买琴，完全是为了圆自己曾经的梦想，可是往往学个3个月就坚持不下去了。还有些小孩子，对黄国瑞说自己考级的压力，他便告诉他们，学音乐要真的热爱，考级并不重要，要为快乐去学。但是太多人学琴只是为了考学加分，太多人拉琴是为了赚钱，对音乐假惺惺。他反复说，心底发出的热爱才有效。
长乐路上没有跟音乐相关的产业，也不挨着音乐学院，可黄国瑞的琴行在这里。他在自己的琴行做小提琴，越做越觉得自己是做不好了，对自己的技术有几分不够满意。琴是越做越畏惧。当年离开上海前，做了那么多琴，想想竟然有些后怕。人就是这样，无知者无畏，慢慢懂一些，就开始怕了，懂得越多就越畏惧。
黄国瑞卷头发，个子不算高，戴一副细边的树脂眼镜，手指发红、开裂，天天跟木头作伴，木屑吸走了手指上的水分。他管自己的琴行叫作坊，木门、木橱窗都挂了白色的布帘，微微透光的那种，木牌是小提琴琴身形状，写了店名。外面虽热闹，作坊的门一直紧闭，也不会有人随便来按门铃。说来也有趣，唯独他的店不会被轻易打扰。前半间会客，后半间用来制作和修理提琴。隔断的是个小型开放厨房，每天中午他自己做饭吃。一天多的时候要喝掉三四杯咖啡，自己现煮，也招待客人，配一小碟蝴蝶酥。客人都知道他的咖啡香，只是现在他的胃没有之前好了，也会煮一些红茶。
70平方米的店铺布置得紧致，满是提琴的细节。客厅正面的墙上挂着一幅斯特拉迪瓦里制琴的绘画，其他的画和相片也都跟音乐有关，有朋友在巴黎街头拍下的拉琴的艺人，也有描述女佣把主人的琴水洗的画，说的是隔行如隔山的幽默。家具用了很多年了，厚重，欧式，柜子里摆着的也都是小提琴，提琴自然是少不了，工作间吊着成排的琴，各式工具多得不得了。客厅里还有一架古董钢琴，有一对音箱，桌子上放了管弦乐的CD。那些小摆设也都是跟弦乐有关，来自世界各自的人物形象，管弦乐队、拉琴的小天使。门口堆的木头是巴西的苏木板，每块都印了年份和出处，按照行规，木头是要放个五年才能被拿来做琴的，水分和韧性都基本稳定了。
10年前他从东京回来，买下了这个70多平方米的商铺，满是激情。房子也没那么贵，用的都是在日本修琴打工的积蓄。琴行多开在音乐学院旁边，好有个依附。他当时心气儿高得很，上海做琴修琴的人不多，相信只要手艺好，客人一定会慕名而来的。
在去日本前，黄国瑞是正好一进学校就赶上“文革”的一代，学习全部停掉了。那个年代，跟老师学琴不可以大张旗鼓，老师也不要学生的学费，只要请吃顿饭就可以了。喜欢音乐的人就偷偷听美国之声，想办法听张老唱片，机会太难得了，会努力记下谱子，跟同样喜欢音乐的人交流。压抑的年代，想要喝咖啡也只好去西餐厅买些咖啡渣回来，在家二次冲泡过过瘾。“文革”结束后，乐队和学院都进入草创时期，黄国瑞被选上学拉琴。学了四年，就怕当众拉琴，很怯场。
14岁那年，黄国瑞去上海音乐学院修琴。修琴师傅毕庶东听了听他拉琴，兜头泼过一盆冷水。说他根本不是这块料。还是早点改行，学修琴吧。做音乐家的确需要天分，他也确实热爱小提琴，就跟着师傅学了两年。用从工地上捡来的木板，他也做出过两把小提琴，当然只是样子看着像，只能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
后来，黄国瑞进了上海提琴厂，在那里认识了自己的吉他老师。这位老师在“文革”期间被判了20年，罪名是弹吉他是黄色的事情。在“文革”结束时，坐了十年牢被放出来，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就提了一个，只要去跟吉他有关的单位。上海提琴厂也做吉他，于是这个老师便来了。黄国瑞跟着老师学吉他，又圆起了自己的音乐梦。厂里组织乐队，大家一起玩音乐，他认识了现在的太太，跟她一起玩琴，去上海为数不多的西餐厅喝咖啡。太太的父亲对西洋文化感兴趣，画油画，听古典乐，送女儿学小提琴。许多制琴师傅心底都压着一个音乐梦。对于黄国瑞来说，音乐是个遥远的梦，制琴、修琴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
1995年他东渡日本，在东京的琴行里工作，一呆就是十年。琴行的老板对每一个客人无比尊敬，特别是对那些小孩子，比见到有钱人更有热情。与学音乐的小孩建立信任，他们是会把琴交给你一辈子的。他从计划经济体制里出来，那时候做了许多琴，却像是在混日子，也对琴没有太多感悟，倒是打下了结实的木工基础。在这里，他努力工作，也得到相应的回报，学习各种规范，规则有时看上去死板，却牢牢地框住了精髓。这十年里，他过去的同事们改行的、下岗的，物是人非，没有人继续制琴了。他要回上海，日本老板很看重他，很不舍，但也能理解手艺人最后都想有属于自己的作坊，每把琴都要刻了自己名字出去的那种感受。
做一把白琴，也就是没有上漆的琴，至少要一个月。小提琴的制作里藏着多少难解的奥妙，琴身、低音梁、音柱，就连琴身上油漆的硬软、琴弦张力的大小，也都会影响音质。一切的最后，都是为了演奏出动人的声音，音乐才是小提琴的灵魂。
他一点点地摸索复杂的小提琴制作工艺，尤其那些直接影响音质的关键步骤。由面板、背板、侧板组成的琴身，是小提琴的主体。面板的材料必定是云杉，由两块板拼接而成。好的小提琴背板，用槭木制成，形状与面板完全相同。面板和背板的表面中央呈隆起的拱形，要用带圆弧的圆刨，一点一点刨削而成。面板和背板有弧度，可使小提琴共鸣良好，发音洪亮；当隆起较高时，声音明亮而柔和。
做琴的最好是会拉琴的、懂琴的，这样才能调试好每个细节。制作低音梁，是一道关键步骤。通常用精选的云杉制作的低音梁，长度为琴身长的7/9，装在面板左侧，略斜。装上了低音梁，面板就能整体均衡地振动了。而小提琴音质的好坏，音柱才是关键。音柱是用云杉制成的小圆棒，装在面板和背板之间。法国人称它为“灵魂”，日本人则称为“魂柱”。一把小提琴，只有装上音柱才能发出有灵性光辉的声音。没有音柱的小提琴也能发声，但声音如同敲击一个壶时听到的，空虚而缺乏穿透力。制作并安放音柱的过程，充满玄机：音柱的长短，全凭制琴师目测，却容不得有半毫米误差；安放的位置稍有改动，小提琴的音色竟会有天壤之别。
一把琴做好放在那里，过一段时间一拉，好像又变掉了，不是最初设想的那样，他会再把琴拆了，重新做一遍，不断地调整，全靠自己把握。做琴是人为的想象，等琴做出来，这些木头不一定听话，有的琴黄国瑞做完后一直不满意，于是不断地改，反反复复，直到把琴做废掉。做琴让人陶醉，最快乐的事就是自己在某处的技艺又提高了，又有了新的感悟，比赚钱快活。
回国要面对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国内买琴的人喜欢去展览会，喜欢买琴中的名牌，职业乐手更是花大价钱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小提琴，对国产琴大多淡漠。有次客人进来，指着一把琴问哪里产的，他逗乐说：“意大利的琴。”客人拿起来试拉，边拉边赞美音质，黄国瑞说其实是他做的琴。客人放下琴就不多说了。这几年琴越做越少，做的最多的是琴弓，主要靠修琴维持生计，庆幸的是早年买下了店铺，不然早就不可能支撑到现在。作坊这点收入，远比不上租给人家收的租金。可不叫他制琴、修琴，等于抽走了生命的唯一寄托。
给客人修琴和做琴是一个需要相互了解的过程，黄国瑞需要跟客人多一些认识，才能做出最适合客人的琴。钢琴上有张贺卡，上面贴了小姑娘和自己琴的合影，那个日本小姑娘曾经来这里修琴，回国后开了自己的独奏会，托母亲送来了写了祝福的卡片。有位美国母亲，收养了两个中国小女孩，送她们去学琴，每节课的费用是一百美元，她们的琴在这里买的，在这里维护。那个母亲一直彬彬有礼，有次却在这里激动得流泪，原来那天是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日子。
给客人修琴，最大的乐趣就是探寻那些价值不菲的名琴的底，打开它们其中的奥秘：一样的云杉和槭木，制琴大师是怎么给了它们灵性的。也会遇到讨价还价的客人，希望琴修得便宜一些，不要修那么多处，这让黄国瑞很苦恼，毕竟琴是一个整体，往往动一处就要接连动另一处。还有些客人放下琴就匆匆忙忙走了，让他有点失落，在他心里修琴是要与人磨合的，修琴要了解一个人。
有些人来买琴，完全是为了圆自己曾经的梦想，可是往往学个3个月就坚持不下去了。还有些小孩子，对黄国瑞说自己考级的压力，他便告诉他们，学音乐要真的热爱，考级并不重要，要为快乐去学。但是太多人学琴只是为了考学加分，太多人拉琴是为了赚钱，对音乐假惺惺。他反复说，心底发出的热爱才有效。
做这行当，要珍惜每一个客人，要是遇到真的热爱音乐、珍惜琴的人，他开心极了，使劲给人家优惠。送他CD和音乐会门票的客人往往会被拒绝，花钱听音乐才是对音乐人最好的尊重。过去儿子在上海的时候，周末会来店里帮忙。现在儿子在纽约接受专业的制琴教育。只是他对儿子回来接班这件事充满担忧，这行投入太大，却太难了。黄国瑞说，也许做到死，很多奥秘还是不能感悟，忙不出个名堂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