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法则如此扭曲变形，带来了灾难性的社会恶果：朝九晚五地辛勤一年，工薪所得不如一只股票几天内的炒作。殚精竭虑地办个厂子，日理万机地经营个店铺，不如一套房产两个月内的升值。长此以往，谁还愿靠辛勤种植、养殖积累财富？谁还愿制造物美价廉的产品？谁还愿提供物有所值的服务？
透过假象，我看到了真相。票子毛了背后，是人心慌了。市价大涨的背后，是市价大乱，比价大乱。海南每平方米动辄卖万儿八千的房产中介店，一打听，房产经纪的每月底薪才1000元。一份扣肉卖58元的小餐馆，一看门上贴的招聘告示，月薪才800元。市价是配置资源的指令。市价大乱，比价大乱，就是指令大乱，指令大错。指令出错的后果，就是资源错配，市场失灵。就如票子毛了的背后，是投资者、消费者的人心慌了。比如廉价“走量”的销售策略，如果不如减量涨价划算，那么，商家就会竞相涨价，哪怕销量下降。又比如种粮、种菜、种水果，如果不如炒地、炒房赚钱，那么，业者就不愿往里投钱，蔬菜瓜果就量少价涨。又比如制造业的微利，如果不如服务业的暴利，那么，到处都会关了厂子开店。还比如，安于职守不如“牵线”、“拼缝”吃回扣划算；潜心技改不如打通关节划算；苦心经营不如买通客户划算；点滴积累不如短期牟利划算；公平竞争不如垄断专营划算，等等。试想，谁还愿守职敬业地犯傻？谁不愿投机钻营，轻松赚钱？
货币是什么？货币是持有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选票，也是其趋利避害的选择按钮。人民币贬值，购买力降低，经济人会下意识地加倍索偿损失。因而，通胀会调动起将本取利的投机冲动。市价大涨，会刺激起市价大乱。比价失衡，也会刺激起攀比追偿。譬如三亚的水果摊上，原本卖6元/斤的冬枣卖成了9元/斤，原本卖8元/斤的龙眼卖成了15元/斤。摊主说他原本在广州有工作，但月薪太低，不如回家卖水果赚钱。
有一位理发师弄不懂比价失衡后必然会追偿的道理，他跟我说，市价涨了，降下来不就得了呗，哪儿来的什么追偿？我只好举剃头的例子解释给他听：你现在剃1个头10元算正常价，你也可以涨到30元1个头。别的理发店都跟着涨价，也都能剃着几个冤大头。可时间一长，客人不进来了。或在街边树下剃头，或买了推子由家人自剃，你怎么办？除非你改行按摩去。否则，你得把客人再吸引回来。怎么吸引？5元1个头。这个5元，就是你付出了当初宰客的补偿。没有追偿，没有惩罚性补偿，没有消费者的不买账，你一路涨价，可以把剃1个头涨成180元。就像房价，一路飙涨，总有冤大头上当。市价的钟摆式振荡，代表了消费者的追偿。那些远离了市值的市价，最终得乖乖就范，靠的就是比价追偿与惩罚性补偿。否则，市值还怎么能最终战胜市价？市场还能叫市场？
前边说市场交易像交响乐，投资者、消费者都像乐手。乐手们演奏时，既看乐谱也看指挥棒。看得见的市价，像是指挥棒，也像是现货。而看不见的市值，就像是总谱，也像是期货。市场会用市值去纠正市价，而经济人必须一手期货、一手现货地对冲交易，才能不蚀大本，不出大错。这就像是乐手演奏时，又看乐谱又看指挥棒，才能不出大错。
一味省钱不如学会赚钱
投资者掏钱之前想的投资回报率，消费者掏钱之前计算的资本损失率。
--佚名
比价失常，经济人就会反应失常，不由自主地收回双手，系紧身上的安全带。投资者对于滞胀的第一反应，是本能地缩回投资的手。而消费者对于滞胀的第一反应，则是本能地捂紧钱包，节衣缩食。
其实，房奴们的节衣缩食早已出现，并不新鲜。央视财经频道早在2009年9月，就以《怎样用100元过一周》为题，报道过这样一个事例：在北京按揭买了房、买了车的王昊，不得不力控每周的日常消费不超过100元，才能保证每月还上月供。他早餐只吃1元1个的面包。为了节油，他开车到地铁站，再换乘地铁出行。
谁都知道，节俭虽是理财，但一味省钱却算不上理财。迫不得已的节衣缩食，更算不上善于理财。所以，央视播出的这个案例，并不是理财。说实话，比王昊更能省钱的，是与他父辈同龄的我们。
作为穷学生，王小波当年留学时，学美国学生当背包客，囊中羞涩走世界。怎么走？唯一的走法，就是像王昊那样节省每一分钱。有人说，最省钱的午餐是走进中餐馆，只点一碗白米饭，就着桌上的酱油吃。但如果真那样省钱，长期以往，难免会营养不良。
怎么办？我给他支的招儿，也是走进餐馆，但推迟当期消费为错期消费，变单一的消费者为“消费生产者”（托夫勒语）。不要先点一碗白米饭吃，而是忍住饥饿先洗盘子、端盘子，再用打工的薪酬，美美地饱餐一顿。怎么样？短缺性催生了选择性，赚钱胜过省钱吧？所以，解决囊中羞涩的上策，不是一味省钱，而是学会赚钱。
但老实说，我当年可能比王小波更能省钱。为攒块手表钱，我能吃半年咸菜。省钱省得节衣缩食，不仅使人丢失了趋利避害的自利本能，甚至会身心俱损到染病潦倒。你知道营养不良与体弱多病是中国人的痼疾，也知道儿童的营养不良不但会降低体能的抗逆力，还会降低智能的认知力。所以，王小波说：“在趋利避害上，中国人曾经很不像样子。”缺钱就省钱的本能，在中国消费者中颇有传统，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对于通胀的容忍度。举世公认中国人最有耐受力，以致能够容忍“消费是欧美水平，工资是非洲水平”。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ECA2009年6月的调查显示，继日本东京等4个城市之后，北京、上海、香港成为亚洲生活消费最为昂贵的城市。在被调查的亚洲城市中，北京、上海、香港、深圳、广州等城市在亚洲生活消费最为昂贵的城市前10名中占了半壁江山，天津等10个城市也排进了前30名。其实，收入不敷支出，对于任何人的任何消费欲望自然会形成瓶颈约束。也就是说，虽想花钱，但你没钱，不省也得省。所以，对于缺少支付能力的人来说，省钱是个不学即会、无师自通的本能。囊中羞涩，会大大拓展你权衡损益的消费选择。例如网购、“拼客”、5元店、早市、地摊等等，都是消费的精打细算。大批白领兼蓝领的城市“漂族”、“蚁族”不想当“月光族”，就要选择替代性消费。
好在商品之间存在足够互换的替代关系：不够租房，可以合租、群租。扰邻的群租，其实质不过是租不起房的人在“团租”，跟团购、拼车也一样。不够吃肉，可以吃菜；不够吃细菜，可以吃粗菜；不够打手机，可以打小灵通；不够打车，可以打“摩的”；不够看病，可以买药；不够看电影，可以进网吧；不够携带孩子的花费，可以留孩子在老家。总之，消费底线一降再降，最廉消费变成了最少消费。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不足，可以扩散为整个社会的消费不振。
例如，2008年的肉价高涨，导致肉食消费萎缩，而2010年的菜价又涨成了蔬菜销量下滑。油价涨至各地都有的士罢运，过路过桥费则收到运菜车免收，或塞车后免收。又例如，水电费涨到有人被迫节电节水，液化气涨到有人重又烧煤烧柴；电话费高到短信风行，电话座机月租收到租户纷纷取消座机；手机费贵到小灵通有了替代性，上网费贵到网吧盛行；房价高到不得不购小户型、远郊购房、异地购房，或只能持币待购。还例如，医疗费高到重病放弃治疗，学费高到有学龄少年弃学务工。诉讼费、律师费、仲裁费，则高到民间自我了断纠纷，等等。
应对通胀的被动挨打方式，就是省吃俭用、消极消费。消费不足、内需不足加剧了产能过剩、供给过剩，进而加剧了产出下降、就业下降与实际收入下降。产出下降而物价只升不降，这种劣性互动的尺蠼效应，一步一步地把通胀变成了滞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