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开始就对殷蕾有抵触情绪,而很多时候,殷蕾还是要将就我,这说明她是要讨好我爸的。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像我担忧的那样完全控制了我爸。她知道我在我爸的心中很重要,如果她让我不高兴了,我爸也会不高兴。
晴天霹雳
1996年冬天,我12岁。有一天晚上,我和朱玲玲在家,我在我房间里,朱玲玲在客厅看电视。朱玲玲说是专门照看我的,我看派不上啥用场。因为她是矮子叔叔的妹妹,我对她还算礼貌。她成天就只会盯着电视看,好像只要看多了电视就变成城里人一样。她看电视又不安静,喜欢发表各种愚蠢言论,所以只要她看电视,我就关着门待在自己房间里。那天夜里,我听到矮子叔叔急匆匆地跑进屋来,和朱玲玲说了一阵话,声音压着,口气很急。我听不清楚。我跑出来,他不说话了,草草地搂抱了我一下就一脸焦急地走了。我喊他,他也不管我。这显然出了大事。我问朱玲玲:“朱玲玲,啥事?”朱玲玲居然扭头就往她房间跑了。我追过去问她:“快说,啥事!”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你爸被抓了!”“被抓了?”我不明白,“我爸又没有犯罪,为什么被抓?”“我咋个晓得嘛!我不晓得!我哥说你爸被抓去贵阳关起来了嘛!”我急了,要朱玲玲带我去找爸爸,她不肯,只是哭。我真搞不懂这么大的人了怎么会哭成这样。我自己去找我爸也成。我去到我的房间,把存钱罐打开,拿出里面所有的钱。真好,居然有五百多元钱。其中有三张一百元的大钞,是买存钱罐那天我跟爸爸玩剪刀石头布赢的。我输一次就被他刮一次鼻子,赢一次他就往我存钱罐里放一百元。
我没睡觉,捏着钱眼睁睁等着天亮。看到天蒙蒙亮,我就悄悄出门了。我背着书包,书包除了装钱,还习惯性地放入语文课本和作业本,我想着还能在火车上做作业。到了楼外才发现很冷。那时已经是十二月,阴雨连绵了好几天。这时雨已经停了,但到处都是湿嗒嗒的。重庆是个重工业城市,污染严重,雨一下来地上就遍是污水。天真是太早了,小区里一个人都看不到,连那些人家的厨房窗口都还没有动静。我走到解放碑广场,见到有环卫工人扫地,卖包子油条的小摊有人在燃炉子,心里才踏实了许多。拐过一个路口,便坐上随叫随停的小巴士去了火车站。
火车站的广场上空荡荡的,售票厅的门口已经排了好些人。我也挤上前去跟着排队,买上票,又在小摊上吃了两根油条。两个小时后,大约七点多我坐上了火车。从家里到车站这一路过来清晨的新奇景象,久久盘踞在我的心头。我似乎不害怕,只是担心我爸。然后,火车滑动了。我这是第一次坐火车,很兴奋呢。我盯着车厢门,看它一会儿被人打开,一会儿被人关上,开着时,显现出老长的通道。有多少道车厢门呢。我一个车厢接一个车厢地走,也没能数清楚,因为到了卧铺车厢,就不让过去了。我回到我的车厢,座位却被一个胖胖的中年人占了。
我站在他旁边说:“叔叔,这是我的座位。”他似乎没听见,正在热烈地和对面的人说话。我再说:“叔叔,你坐了我的座位。”他对面的人看了看我,没吭气,那个胖胖的中年人假装没听见。
旁边有个阿姨看不惯了,她使劲并起两腿,让出一些位置,让我与她挤着坐。我对她说了声谢谢,坐在她让出的座位上。我坐着椅面一角,没靠的,只得支好两腿,并将两肘紧紧顶住膝盖再用手掌撑住下巴才能保持稳定。但这个姿势却让我直端端地面对着那占了我的座位的胖男人,看着他那张自私自利欺负小孩的胖脸,我很心烦。
我不想看那个人了,就去车厢接头处站着。站到有人来抽烟,再回阿姨旁边坐。我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后来累极了,也不管烟味,就在车厢接头处睡着了。别说在火车上做作业了,连想我爸的时间都没有。
到贵阳时,已天黑很久。又是火车站那一番乱糟糟的拥挤,我在人缝里拼命挤,拼命挤,想挤出可怕的人群。挤出了人群我就跑,好像害怕有人把我抓回去一样。我跑出火车站那些人流,照着一条灯火较多的街道走。这里比重庆更冷,我手背上的皮肤,就像要开裂了一般。
又冷又累,我有点晕乎乎的。我看见一排低矮的房屋,屋顶的黄褐色灯罩上写着“朝阳旅馆”。旅馆的门口斜掩着,有个人一手推着门,一手拿扫帚扫地。我赶紧跑过去喊他“叔叔”。
“叔叔。叔叔。”我问,“请问看守所怎么走?”“看守所!”那人很吃惊,“你找看守所?”我“嗯”了一声,点点头。
他说:“你咋个半夜三更找看守所?”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句话,只管问:“看守所在哪里?”他说:“不知道。”我傻了,想走开,又觉得还是这里比较好。毕竟这家是个旅店,门也开着,有灯,其他地方都黑洞洞的令人担忧。
这人继续扫地,边扫边说:“有个四川口音的小姑娘找看守所,你说怪不怪?”原来屋里还有一个人,是个女的。那女的说:“这是啥时候了,看守所也要关门嘛。叫她住下,明天再问。”扫地的人说:“她太小了。”里面的女人说:“人小就不能住店啊!没这个规定。”随着话音,那女人从门口挤出来,很胖,不过看起来很面善的样子。
她看着我说:“真是小娃娃耶。你还是个学生吧。外地的?”我点点头,说:“四川的。”“四川!”她叫道,“跑这么远!没大人管啊!”扫地的人慢条斯理地说:“人家的大人说不定就在看守所哦。”“是吗?”胖阿姨吃了一惊,望着我。我羞愧难禁,低着头不敢说话。我爸爸既然进了看守所,当然就是个罪犯啊。
“你家大人被公安局抓了么?”我点点头,以细得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我来找我爸爸,他在看守所。”胖阿姨居然听明白了,她说:“这孩子的爸爸被抓到看守所了。”扫地的人说:“我就说嘛。造孽啊!”“啊呀,进来进来!”胖阿姨猛然叫道,“一个小孩子从四川来找爸爸,不得了啊老张!”我跟着她进了屋,说:“我不小了,阿姨,我12岁了。”胖阿姨说:“有志气。”我觉得她真好,随后想起我应该给矮子叔叔打电话,忙问她:“阿姨,你这里能不能打电话?”“咱们又不是美国,家家都有电话!”胖阿姨说,“啊呀!你胆子真大,现在坏人这么多。幸好你遇到我哦。老张你去问问牛二娃,他不是刚刚进了看守所么!人家一个小姑娘敢这么远跑来找爸爸,咱们得当当雷锋。”遇到这个好心的阿姨,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我拿钱出来写个房间,之后没有马上进房间,而和胖阿姨坐在一起等扫地的老张去找牛二娃过来。显然,胖阿姨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什么都问,多大岁数啊,读几年级啊,我爸爸怎么会被抓啊等等。我看她是个好人,能回答的都老老实实告诉她了。至于我爸爸为啥被抓,我是压根就不知道为什么的,也很羞愧,但我一口咬定,说我爸爸绝对不是罪犯,公安局一定搞错了,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胖阿姨说:“你爸爸有你这样的好女儿,肯定不会当罪犯的。放心,公安局的人肯定搞错了。”那个叫牛二娃的人来后,我很害怕,因为他看起来狠巴巴的。他说:“看守所啊,我常去,没啥了不起的。”胖阿姨说:“哦,常去看守所你还得意嗦。”牛二娃说:“那不是!进去一次脱一层皮,脱一层皮咱骨头硬一次。你晓不晓得警棍打在身上是什么滋味,咱什么都不怕。”胖阿姨说:“臭嘴,别吓唬小女孩。”牛二娃这才正眼看着我说:“我敢肯定你爸受不了打,啥都招了。”我没敢搭他的话。“你爸肯定被打坏了,”他说,“不然活不出来的。”我紧紧咬住嘴唇,不让眼泪流下来。
这牛二娃继续吓唬我。胖阿姨听不下去了,乒乒乓乓地用手掌拍打柜台,喊道:“你再胡说八道我掌你嘴。”牛二娃说:“你敢。我局子都住过还怕你啊!我说的是真相。真相总是残酷的,晓得这句话吧!咱先说给她,让她有个心理准备也好啊。”“你都活得出来,人家的爸爸照样活得出来。”“除非他有钱。”牛二娃说,“没钱百分之百要挨打。”我赶紧说:“我爸有钱。”牛二娃说:“也是要挨打的,不打的话你爸肯定不愿意拿钱出来。而且打得不凶,就拿得少。”胖阿姨说:“去你妈的牛二娃!”牛二娃说:“好嘛,咱不说了。反正真相总是残酷的。你有没得钱?”我一下担心起来,说:“他们要多少才不打我爸?”牛二娃说:“你的钱管不了你爸爸,你的钱只管你自己。我可以送你去看守所,不过我要钱。五十块钱你有没得?”我放心了,说:“有。”牛二娃说:“好,明早上我开车来送你去。”说完他出门就走,边走边感叹说:“有钱就是胆子大。这么小都敢跑贵阳来,还不是因为他妈的有钱!唉,有钱能使鬼推磨啊。”好心的胖阿姨送我进屋,我问她:“阿姨,牛二娃说的话是真的吗?”胖阿姨说:“唉,你不要怕。你爸爸只要拿钱给他们,就不会挨打了。”胖阿姨走后,我关上房门,将床头柜拖到门后顶住。想到胖阿姨那么好,我又移动床头柜,让它变成半顶不顶的情况。房间里阴冷,霉味浓厚。霉味里面,还有一大股死老鼠的味道,一会儿从左边来,一会儿从右边来。真是奇怪的死老鼠味道,躲都躲不开。我以又重又硬的被子捂住头,还是挡不住那味道。那味道就好像活的一样,一会儿浓,一会儿淡。我忽然感到恐惧,觉得这房间里在闹鬼。
那是身上散发着死老鼠味道的鬼。我看不见它的形状,可是能闻到死老鼠味。
第二天早晨,好心的胖阿姨让我和她一块儿吃面条,她说:“你去看守所没找到你爸的话,还回我这里住吧,我不再收你钱了。”牛二娃开着一辆破旧的小货车来,我坐进驾驶室,把五十元钱给他。胖阿姨拍着车窗说:“牛二娃你要再吓唬人家闺女,老娘不饶你。”汽车顺着街开动,快转入另一条街时,我看见一个商店门口有个字牌,上面写着“市内电话两毛,长途电话一元”。想让牛二娃停车让我打电话,却没敢马上开口,一犹豫,汽车就跑过去了。
我说:“刚才看见有家电话,我想打个电话。”牛二娃说:“打啥电话啊,贵阳只有一个看守所,跟着我熟门熟路的,一下就能找到。”我想也行。实在不行,看守所应该也有电话吧。贵阳不大,又是山区,一小会儿就出了城,走在蜿蜒的山路上了,经常连一栋房子都看不见,这让我紧张起来。我一紧张就反胃,差点把胖阿姨家的面条都吐出来。我这才想起,从前天打开存钱罐时到现在,我都没有睡过安稳觉。这样一想,我就想睡觉了。可我哪敢合眼呢。牛二娃这人狠巴巴而又动着心思的样子,咋敢放松了警惕。
差不多走了一个多小时,这里看起来完全是深山老林。
“到了。”牛二娃说。
我从他那面的窗口看出去,看到一条岔道。岔道转了个弯,末梢被树林挡住了。
“我不能进去了,狗日的公安认得我,白给我两个耳刮子我也没办法。你自己去。”“就是这里?”“没多远了,几步路就到了。”我正准备下车,他却突然伸手抓住我的手臂。我拼命挣扎,头撞在了车门上。
他松开手,盯着我看了又看,心神不定的样子,我感到心惊肉跳。好一阵后,他说:“你还得给我五十元返空费。”我连忙掏了一张一百元的扔给他,奋力拉开车门,跳下车,拼命跑。牛二娃在后面喊:“跑错了!跑错了!”我当然知道我跑错了路,可也没错,我就想离他远一点。他还在喊呢:“把我当坏人啊!我还找你钱呢!”现在网络上流行“萝莉”,是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小说《洛丽塔》及其改编电影中的角色演绎出来的,指的是性早熟的美少女。据说是不是“萝莉”,有一个检测办法。一个男人推倒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假如小女孩“啊呀”一声,说“好疼啊”,这个小女孩就是正常的不谙世事的儿童;如果小女孩一声惊叫,问“你要干什么”,说明这个小女孩就是“萝莉”。按照这样的判断,12岁的我必然是个“萝莉”了,虽然我不一定是个“美少女”。
之前完全没有这个意识,很突然就来了。牛二娃抓我手臂的那个动作,明显是粗鲁的,但在粗鲁底下更有一种贪婪。我觉察到那贪婪,又惊又怕。他对我表现贪婪,证明我拥有某物激发了他的贪婪。是我的钱么?明显不是。那天,我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一个男人对我耍了流氓。幸好我反应快,迅速逃脱了,不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呢。
我怀着一种新生的、尚不清晰的恐惧坐在树林里,挑了一株很茂密的树躲在树身后,监听着大约两百米外的牛二娃的汽车。等听到他发动汽车,去远了,完全听不到了,我才走出树林,回到马路上。我往回走,上了岔路,这是一条泥巴路,就是云贵高原特有的红土那种颜色。四周静悄悄的,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现在想起来,那其实是一片纯净无瑕的大自然景色,一个12岁的小姑娘身处其间,一心找自己的爸爸。回忆至此,我觉得这一幕很具有象征意义。爸爸。爸爸。我那会儿在寂静中轻声地呼喊。爸爸。我顺着泥巴路使劲地走。黑沉沉的马尾松林林巅,忽然出现了一道巨大、笔直,犹如大坝那样的金色朝霞。爸爸。我近似狂热地喊出了声。我觉得我的呼喊有了回应,立刻精神振奋,大脑清醒得发亮,而小腹有些发胀而显得硬邦邦的。
顺着泥巴路走了大约二十分钟,我看见一个由很高水泥墙围得像城堡一样的建筑。水泥墙顶上有铁丝网和碎玻璃,我想就是这里了。
那里有一道铁门,门一侧竖着一条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贵阳第一看守所。我一步步走近,心怦怦地跳着。既然有第一,那应该也有第二,牛二娃显然骗了我。我爸爸万一不在这里我该怎么办!
我正心慌意乱呢,一个狱警已经朝我走来了。“你来这儿干什么?”“我--我,我找人。”我被他镇住了。
“这里没你找的人,回去吧。”“我找我爸爸。宁珏是我爸爸。”“不知道。没这个人。”“怎么会呢?我独个儿从四川来找我爸爸的。”我快要哭了。“独个儿从四川来的!”他有点不相信的样子。
我说:“我都两天没睡觉了,也没怎么吃饭。我要找我爸爸宁珏。”之前我已经体会到了,说自己独个儿从四川来贵阳找爸爸能打动好多人,所以学会了利用这个说法。
“我帮你查查吧。”他语气缓和了下来。
他走到值班室窗口,翻看一本黄皮记录本。随后他说:“我看了,没有这个人。你大概走错地方了。”“送我来那人说贵阳只有一个看守所的。”我想起牛二娃说他进过这个看守所,便说出了他的名字,“他叫牛二娃。”“嗬,你被这个小杂种骗了,咱们有三个看守所呢。”狱警问,“他没对你干啥坏事吧?”“他--他骗了我的钱。”“我就说嘛。”看来我的遭遇激发了狱警的同情心,他拿起电话,打通另一个看守所,要那边人帮忙查查看有没有一个叫宁珏的囚犯。才一个电话就查到了,我爸爸被关在第二看守所。
“我给你写个地址,你去找。”他拿着笔在纸上写着,然后递给我,“不过你找到地方后,也不能马上见到你爸。探监是有规定时间的,你得住在附近等着。”“谢谢叔叔。”我拿着纸条,转身离开。
他叫住我,问我:“你就这样走着回去啊?”我“嗯”了一声。他把我看了又看,在犹豫要不要进一步帮忙,最后还是挥挥手说:“你走吧,我没法再帮你了。你慢慢走着看看能不能搭到车。那种拉矿的货车不要搭,矿山上的司机坏得很。”一个多小时后,我终于从泥巴路走到铺沥青的国道,边走边回头招呼搭车,很快就坐上一辆从周边县城开往市区的中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