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但建国三年，刘备便去世了，传位给他的儿子刘禅。刘禅虽贵为君主，但蜀汉的大小政事都是由丞相诸葛亮全权负责。诸葛亮深知即使自己拥有满腹学识，可单凭一人之力是无法治理好蜀汉的，因此，他并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注意吸取众人的意见，以完善自己的思路。
诸葛亮初占益州时，董和曾协助他处理日常军政要务。董和为人直率，在处理日常公务时诸葛亮，常抱着知无不言的态度，一遇到与诸葛亮有不同意见的情况，就开诚布公地提出来，一点都不介意旁人对自己的闲言碎语。一次，董和为坚持自己的观点，竟与丞相诸葛亮激烈地争辩起来，人们都替直言不讳的董和捏了一把汗。可万万没有想到，诸葛亮不仅没有责备董和，反而赞扬他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同时，诸葛亮还告诉身边的人，做事就要像董和那样，要敢于陈述自己的想法。
丞相诸葛亮对蜀汉政务必定亲自处理的景况，令丞相府中办理文书的主簿官杨顒(yǒng)有了意见。杨顒认为诸葛亮什么事都要亲自过问，一是会分散治理军政大事的心思，二是会限制别人的思路。杨顒还对诸葛亮说，处理政事应该有不同的分工，这样既节省了时间，又能集众人才智于一家。
诸葛亮听了杨顒的建议，立即实施，效果果然不错，他非常高兴。为鼓励下属继续参与政事，诸葛亮还写了一篇《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的文告，号召大家主动发表政见。诸葛亮提出：丞相府里让大家都来参与议论国家大事，是为了集中众人的智慧和意见，广泛地听取各方面有益的建议，从而取得更好的效果。
荀子曾说：“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ｃｈǎｎｙú)我者，吾贼也。”在他看来，要把自己修养成为有道德的人，就应当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而不是喜欢听别人奉承。集思广益的美德是开启成功之门的金钥匙，集天下智慧于一身的奇才诸葛亮尚能如此谦恭地听取别人的意见，又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呢？
陶侃信守遗训
陶侃是东晋的大将军，为人很讲信义。
他做荆州刺史时，曾在武昌宴请殷浩、庾翼等几个名士，吟诗作赋，讲谈学问，大家志趣相投，玩得好不开心。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殷浩举杯说为陶侃平定叛乱敬酒。陶侃答谢后便将杯酒一饮而尽。随后，庾翼也举起杯为陶侃上次平定苏峻的叛乱而敬酒。
苏峻曾是东晋的将军，他不满晋成帝顾命大臣庾亮削减他的兵权，起兵造反，将朝廷所在的建康“台城”攻占，年纪尚幼的皇帝被挟持到军事重地石头城。陶侃临危受命，率领六万大军从武昌城浩浩荡荡沿江而下，将石头城团团包围，擒杀了苏峻，解救了晋成帝。陶侃在这次平叛中功劳卓著，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按说，当庾(ｙǔ)翼祝酒时，陶侃应该高高兴兴地饮下这杯酒才是，不料陶侃声称自己酒已足，再不能饮。
殷浩建议说：“今天大家高兴，将军应开怀畅饮！”
没想到一向驰骋疆场的大将陶侃却一下子泪流满面，哽咽地说出了其家母生前的规定：每次饮酒，三杯为限，并说自己不能违背先母的禁约。
接着，他回忆了青年时代的一段往事。陶侃的父亲陶丹本是三国时孙吴的名将，但不幸早逝。陶侃小时家境贫穷，全靠母亲纺纱织布维持生计，后来他当上了浔阳县城一名小小的“鱼梁吏”。
母亲对陶侃家教极严。有一次，陶侃为了孝顺母亲，托人捎几条咸鱼回家。不料陶母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还附了一封口气严厉的信，责骂陶侃不该拿人家的东西。
还有一次，浔阳县衙举行宴会，陶侃喝得酩酊大醉。酒醒后，母亲一边垂泪，一边责备他饮酒无度，无法为国家建功立业，并要求他保证：从此严于律己，饮酒不过三杯。
陶侃讲完往事，接着说苏峻之乱虽然已经平定，但是中国尚未统一，男儿报效国家的路还很长，他不能违背先母遗训。
殷浩、庾翼听完，对他信守母训的行为深感佩服。
陶侃在母亲去逝多年后，依然谨遵母训，这是他自律意识最切实的体现。自制自律是一切美德的基石，如果一个人任由冲动和激情支配，而不用理智制约自己，那他就完全放弃了自己的道德，成了一个追赶强烈欲望的奴隶，其下场是可悲的。
王僧儒以礼待人
王僧儒是南北朝时期梁朝的一位著名的大学者。他出生在山东郯(ｔáｎ)城一个官宦没落家庭，家境非常贫寒，连一日三餐都吃不饱，却十分好学。家里无钱供养他读书，他就把家中原有的一些残书、破书收集起来，请母亲装订好，走到哪里，就把书带到哪里，随时随地读书。
从书籍中，小僧儒学到了很多知识和礼节，加上父母的严格管教，他从小就养成了谦恭达理的品格。
王僧儒五岁时，有一天父亲外出不在家，父亲的一位朋友恰巧提着一篮水果前来拜访。王僧儒就随母亲一起出来接待客人。他十分谦恭地与客人打招呼，俨然一个大人。
那客人见王僧儒小小年纪，说话十分得体，长得也十分可爱，从心里有几分喜欢他，便问他是否进了学堂。
小僧儒说因家中贫寒，只是随父亲在家认几个字。
客人觉得王僧儒说的话很有分寸，又问他在家读些什么书。
小僧儒告诉他只读些残破的诸子百家。
客人不禁对他刮目相看，这些书连学堂里读书的少年阅读起来都很费劲，没想到小僧儒如此聪慧。他越发从心眼里喜欢这孩子了，顺手从水果筐里拿出一个大甜桃给王僧儒吃。没想到，王僧儒却摇摇头，拒绝了，并说客人没吃不敢先尝。
母亲与客人闲谈时，小僧儒就在一旁恭听着。谈到与自己有关的事或自己知道的事，小僧儒从不乱插嘴，也不打断客人的谈话。客人见小僧儒如此谦恭达理，更是对他赞不绝口。
小僧儒昕了客人的赞赏，读书更加发奋了。六岁的时候，他就能够整篇整篇地读文章，也能写一些短文了。全村的人都夸奖他是一个聪明好学、谦恭达理的小才子。长大成人后，王僧儒更加喜欢读书藏书，成了家藏万卷书、博学多才的大人物。
王僧儒酷爱读书，读书陶冶了他的情操，同时也使他通晓事理，以礼待人。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和长知识的大好时光，应积极吸纳广博的知识，将知识转化为素质，做一个“知书”而“达理”的四有新人。
高允诚实不欺
高允是北魏太武帝时的一位大臣。他奉皇上之命协助另一位大臣崔浩编写北魏的史书《国记》，同时他又是景穆太子的老师。
公元451年夏，景穆太子仓惶地骑着马到高允，告诉他父皇把崔浩抓起来了。高允急忙询问原因。
太子说是因为崔浩不听先生劝阻，将《国记》、刻在了石碑上，竖在都城大街两边，泄露了国家机密，并说此事恐怕要牵连到先生，所以急急来报，希望早早考虑对策。
高允感慨地说：“崔浩一意孤行，今日之祸在所难免！”正说着，圣旨已经传来，太武帝要召高允进宫。
太子一路陪伴着高允来到宫门口，告诉高允要保持沉默，由他来回答父皇的话。
等太武帝问完话，景穆太子便抢先答话：“父皇，高允是儿臣的先生，为人一向小心谨慎。《国记》摆到大街上，绝非他的主意，是崔浩想向国人示范：写史要用直笔。高允先生是反对摆到大街上的，我恳求父皇赦免先生！”太武帝听了不再追问此事，转而问高允是否《国记》都是崔浩一人撰写。高允回答说是他和崔浩共同撰写的，而且自己执笔的部分比崔浩要多。太武帝勃然大怒。
景穆太子一听，赶忙为高允开脱罪责。高允听见太子在为自己开脱，立即下跪声称自己的罪过的确实比崔浩大。
太武帝对高允说：“你能一事当前，敢于对寡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诚实无欺的态度，还算是忠贞的大臣。现在，由你替我起草一道诏令：将崔浩全家一律处死。”
高允却不见好就收，他想自己不能见死不救，便忙为崔浩求情，说崔浩曾为本朝立过大功，不应以一次的错误而处斩他。太武帝大怒，命人将高允关押了起来。
景穆太子见此十分着急，又恳切地说：“父皇啊！高允诚实不欺君您英明地赦免了他，现在高允坚持事实，仍然诚实不欺。您为何扣押他呢？”
太武帝反复考虑，觉得此话有理，所以赦免了高允，让他继续当太子的老师。
诚实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一切美德中最基本的美德。当今社会，诚信缺失，人们面对一切事物都变得疑虑重重、难于信任，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哀。我们应该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将中华民族的诚实美德传承下去。
唐太宗纳谏求真
在唐太宗李世民当政的二十多年里，政治开明，国力强盛，百姓过着安定殷实的生活。唐太宗之所以能把国家治理好，除了用人注重德才兼备、自身颇有雄才大略外，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善于纳谏，并由此获得了中国历史上“最善于纳谏的皇帝”之美誉。
由于唐太宗鼓励进谏，并强调谏者无罪，因而朝廷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著名的如魏徵、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著名的有马周、刘泊、褚遂良等。在众大臣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魏徵，他总是不断地向唐太宗进谏，而且经常据理力争，丝毫不相让。唐太宗对他特别敬重，经常把他召进宫中，单独听取他的意见。
唐太宗那时，朝中一位大臣有个才貌双全的女儿，唐太宗一心想把她选入宫中，并已登记入册。可是，这位姑娘已与人订婚，有了婆家，但也没法，既然被选入皇宫，谁敢说个不字？魏徵闻知此事后，急忙劝谏唐太宗：“皇上身边嫔妃成群、美女如云，应该想想贫民百姓是否都有个家。”
唐太宗一时没听明白，好奇地问道：“你到底想说什么啊？”
魏徵这才挑明来意，说：“人家的姑娘已许了婆家，皇上却要夺为己有，这岂是一个英明的君主所能做的事？”
唐太宗听了魏徵的话，自认不是，并立即下诏，从嫔妃名册中划掉了那个姑娘的名字。
有一次上朝，魏徵因为一件事情与唐太宗争辩起来，弄得唐太宗面红耳赤。回到后宫，唐太宗十分生气，真想一声令下，将魏徵推出去斩了。长孙皇后知道后，不声不响地走进内室，换了一套朝见皇帝的正规礼服，走到唐太宗面前，并恭恭敬敬地向唐太宗跪拜。唐太宗被弄糊涂了，问她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说：“恭喜皇上，我听说有英明的君主，就有敢于直谏的大臣。如今魏徵犯颜直谏，正说明了皇上的英明。所以特以此礼向皇上表示祝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