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不能不特别提一下，受英国国内在1688年所发生的政变影响，马萨诸塞的平民为了与本土“联动”，推翻了之前表现出过于忠于英国政府的总督。随后，新英格兰同盟宣告解体，普利茅斯、康涅狄格、罗德岛随之恢复到之前的政治状态上。由于持续动荡、叛乱、起义以及和印第安人的边境冲突从未休止，北美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从未真正太平过。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积极的一面，因为这里从未有过根深蒂固的传统利益，也不曾被某个强大的统治集团完全把持，所以每次冲突和矛盾之后，法律和法案都会对上一个问题作出适当的弥补。尽管矛盾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但是这样一个接着一个法案的补充和完善，最终将美洲导向了有序的发展。18世纪初，北美洲殖民地巩固了，也发展起来了……
一个国家，正在喧嚣中沉睡着。
宗教迫害运动的高涨
构成北美洲殖民地内部冲突的主要原因，是各教派之间的争端。北美洲曾两度发生大规模的宗教迫害事件，零星的更是不胜枚举。1647年至1663年、1688年至1693年间，在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带领下，新英格兰地区发生了殖民地历史上极为悲惨的迫害异教徒的所谓“巫觋事件”。整个异端迫害史的高潮，发生在1692年马萨诸塞殖民地首府波士顿城东北的塞勒姆镇，史称“塞勒姆审巫案”。
塞勒姆镇由于发展迅速，于1689年被许可从村落升格为镇，并建立了自己的教堂。当地一位曾经经商的信徒萨米尔·帕里斯成为了镇里的牧师。在1692年2月，帕里斯9岁的女儿贝蒂和他的外甥女突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两个小姑娘最初呈现昏睡状态，偶尔清醒的时候会无端地发出尖叫声，并且乱扔东西。两人无法以双腿站立，如果想挪动位置必须四肢着地爬行。帕里斯牧师请来医生诊断，但是根本没法查出病因。无奈的医生认为这些女孩受到巫术的蛊惑。更可怕的是，就在之后的几周内，镇上其他一些女孩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
为了对付巫术，邻近几个镇的牧师被请来为塞勒姆镇的病人祈祷，然而却没有任何效果。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恶魔是通过一种仪式召唤出来的，然后附身在凡人的躯体上作乱——也就是恶魔必须让一个人充当它的代理人。之后，牧师们要求女孩必须指出哪些是使用巫术的人。于是，神志不清的病孩们便在惶恐不安的大人们的循循善诱之下四处指证。最初被确认为女巫的有三个——某个女黑奴、某个在当地流浪的女乞丐，外加某个与契约劳工结婚并很少参加教会集会的不合群女人。
在随后的一个多月内，被指证人的数量逐渐增加。到了1692年5月，等待审判的巫术嫌疑犯使得塞勒姆镇和波士顿城的监狱里人满为患。据统计，大约有200多人被指控“使用巫术罪”，不仅有“女巫”，还出现了“男巫”。包括最初3人在内的被指控者，起先还竭力为自己声辩，但是不久之后这些人就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怎么都无法洗清自己的境地。于是，为了能够减小“罪责”，多数人都选择了认罪，许多被指控者为了“将功赎罪”，开始肆意检举他人为“施巫术者”。于是，被指证者群体进一步增加。在整个马萨诸塞殖民地范围内，一度处于一种人人自危的状态。
随着女巫案情不断扩大，有些人开始怀疑这些女孩指控的真实性。在1692年的夏季，6个女巫的绞刑并没有使马萨诸塞地区的女巫审判案终止。愈来愈多的人出现病魔折磨的症状，于是对女巫的指控和审判也会愈来愈多。不论贫富，农民或商人均有人被指控。没有人能够幸免被指控为巫术师，甚至于总督都随时有被检举然后监禁的危险。整个殖民地已经陷入了被我们现代称之为“群体性癔症”的癫狂状态。
这出闹剧在那一年的岁末终于收场。由于闹到了邻近的几个殖民地，当地头脑正常的人开始怀疑整个事件的真实性。于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在1692年10月29日下令：除非万不得已，不得关押巫术嫌疑犯，并不要伤害任何在押的嫌疑犯。同时，总督又下令解散了特别审判法庭。1693年1月，最后一场审判巫术的案件结束。5月，所有在押的巫术嫌疑犯得到了特赦，所有的审判被下令终止。然而截此为止，塞勒姆女巫审判案已使得19人被处以绞刑，1人被处以石刑。尤其令人感到荒唐的是，在这次事件中，有两条为居民豢养的狗，居然也被当作巫觋而处死。
在近代，通过现有的医学常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场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小女孩食用了被麦角菌感染的小麦后引起的中毒现象，这种毒素能够使人肌肉痉挛、昏厥，并产生幻觉。而整个事件最发人深省的是，那些对被指控者处以绞刑和石刑的人，实际上都是由于宗教迫害而从英国或欧洲其他地方远渡重洋前往北美的清教徒的后代，而他们居然像当年迫害自己人一样，不能容忍和自己不一样的人。这种纯洁自我、纯洁世界的执着，一瞬间就会变成残酷迫害异端的可怕动力。可见，清教徒本质上和他们所反对的那些人并无区别。
美洲作为清教徒和其他不满欧洲教权者的流亡地，原本在民间的宗教信仰是相当宽松的——或者说，这种“宽松”是因为“单一”，反正压根就没有别的教派信徒。随着殖民地的发展，以及政府机构的组织完善，英国本土势力逐渐加强了对美洲的控制。当英国国教圣公会的势力渗入美洲殖民地之后，教会组织再度被建立起来，教权开始被强加到这里。这种情况在新英格兰地区也不例外。在南方，长老会和贵格派信徒们，也照例组织起自己的教会。似乎是为了对抗这些“异端”，清教徒们也组织起了严密的宗教组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背弃了自己的信仰，自行沦为某种“异端”。从本质上来说，清教徒是对那些只在乎上帝而无视权贵的人的统称。
于是，教派冲突的景象再次出现，不同的宗教信徒们在各自占据多数的殖民地内乐此不疲地驱逐着其他派系的信徒们。在饥寒中挣扎的人是残酷无情的，安居乐业的人则会产生更多的同情心。在土人和荒凉中挣扎求存的第一、第二代移民先后死去，那些曾使用血腥手段压制其他不同观点基督徒的宗教极端者的后代们，在和宗教见解并不相同的邻居共处下长大了。
经历了歇斯底里式的1692年血案后，新英格兰地区严苛的宗教氛围逐渐松动。也许是宗教暴民们在见识过火刑和绞索之后，联想到了自己的先祖在玛丽女王治下时的情景吧……而更南边的那些殖民地，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新泽西等地，更无意让极端的宗教氛围成为殖民地发展的阻碍。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虽然北美各地殖民地政府在实际上并不支持教派对抗，但是因为一些宗教解释方面的异见，民间许多极端的信徒却在不断制造血案——一种继承自欧洲的宗教恶习。而现在，在18世纪初，当新一代纯真的美洲人长大以后，和解的愿望已经被广泛认同，但是人们期待着一个机会，能公开诉诸这一愿望。
契机出现了。1726年，一个荷兰归正宗牧师福瑞德·林怀森，来到了新泽西殖民地，开始他的布道工作。在他的宗教布道集会上，不再以教规和教义为唯一，而是以宣扬上帝的爱与信徒们对上帝的爱为发端，呼吁人们“悔改重生”、虔诚地信奉基督，以宗教感情而非空洞的教义和死板的教规来触动人们：上帝是身为凡人的你无法了解的，你的罪不会因为你的任何行为而被赎回，唯一的救赎便是全心全意信奉主……
在这种理论的引导下，教会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不会因为你属于哪个教会而得到救赎，更不会因为去维护这一个教派的观点而得到救赎。你的救赎就在你每周的礼拜上，还有你每一天的虔诚祷告上，以及你做好每一项工作上。救赎无所不在，但从未有任何预定的形式。
林怀森的布道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响应。以林怀森的布道为开端，在欧洲和美洲，宗教的束缚被进一步打破，继宗教改革运动以后的又一场宗教变革开始影响整个西方世界。1735年，自英国福音奋兴运动开始，英国国教圣公会与其他新教教派以及天主教之间的隔阂正在被打破。以对上帝的感情为基础的宗教热情，将各派信徒们联系了起来。
曾是英国国教圣公会的牧师怀特·菲尔德于1739年赴美布道，他本人在1735年曾是福音奋兴运动的热情参与者——该运动发起者约翰·卫斯理的朋友，但是他并不赞同卫斯理的“意志自由”之说，这导致了最后两人分道扬镳。菲尔德选择了前往美洲布道，他在有生之年曾7次赴美布道演说，最后客死在美洲土地上。虽然菲尔德的主张演变成了极端化的加尔文主义，但是这更有利于瓦解教会系统，也在事实上促进了北美洲不同基督教教派之间的相互融合。
基督徒们在100余年前曾打破教会的垄断，可以自由地理解其信仰，从而产生了新教与新教教派。虽然所谓的“信仰自由”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当解释《圣经》的权力垄断被打破之后，每个人都依照自己的理解来诠释《圣经》，却造成了进一步的信仰混乱以及宗教冲突。随着福音运动的出现，北美洲的基督徒们又进一步意识到，对信仰即便持有不同解释，彼此仍旧身为上帝的选民。而且，对信仰的不同认识已经不再是衡量善与恶的准则。
18世纪30年代中后期，福音派思想向北传播到了新英格兰地区，迅速与当地原始的清教主义思想产生共鸣，由此发展出燃遍整个北美洲各殖民地轰轰烈烈的“宗教复兴”运动。人们终于可以摒弃教派之见，基督徒们以彼此对上帝无私的热爱来互相联系。教会势力在美洲彻底衰落了，但是宗教却由此复苏……或者说是，得到了“重生”。
大觉醒运动推动了前所未有的宗教自由化，以及与之伴生的宗教生活民主化。原本存在着隔阂的南、北殖民地之间，在相互审视彼此的先辈迁赴美洲的原因之后，终于开始相互接近，开始真正地将对方当作“同胞”来看待。这也就促成了美国民族主义的觉醒，成为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催化剂。甚至，由于教派之见的淡化，基督徒之间感情的增进，肤色不再被看作隔阂……
也许美洲的事情正在逐渐变好，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的是，在大觉醒运动蓬勃的1741年，在纽约又发生了一场宗教迫害事件。不过这次轮到了异教徒。这次事件中先后有194人被捕入狱，除有35人被处死外，另有70人遭到流放。
在大觉醒的时代，在北美殖民地社会内，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正引起人们的注意。曾经为开拓这片土地贡献了宝贵青春和大量无偿劳动的契约奴，正在逐渐消失。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二。首先，美洲的业主们正对契约奴所需要投入的消耗感到厌倦，尽管契约期内他们可以被当作奴隶一样使用，但是却必须为他们提供至少不算糟糕的食宿，而且在契约期满后必须提供他们土地使之成为一个自由民。如果雇主曾虐待过这个奴工，那么此人在成为自由民后，势必就为雇主在本地制造了一个仇人……
从最长远的角度来看，首先，契约奴的花费并不比雇用一个工人少多少；其次，随着宗教的“复兴”，基督徒之间曾被教派割裂的情谊开始复苏，一个人也许会为一纸契约被迫为奴，但上帝的子民又怎么可以被另一个上帝的子民所奴役？这种雇佣方式，在道德上越来越无法得到认同，最后走向了消亡。
但是美洲依旧需要大量劳动力，特别是南方肥沃土地上的种植园，在那个没有拖拉机的年代里，即便是有畜力协助也无法替代能执行复杂指令的人类。作为替代方式，在契约奴数量锐减的时代，美洲的农场主以输入更多的黑人奴隶来弥补契约奴数目锐减而产生的巨大劳动力缺口，从而使到达美洲的黑人数量成倍增加。
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细节是，活跃在美洲的那些充满热情的牧师、教士们对给那些黑皮肤的同类们传道显得乐此不疲。而许多遭受奴役、过着非人生活的黑人们，迫切寻求精神支柱，维持他们继续生存的勇气，所以他们乐于接受那些牧师与传教士们的教诲，皈依基督教。
在这个细节的另一面，大量以契约奴方式来到美洲的人，已经获得了自由并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产业，但是他们和他们的妻子、子女，并未曾忘记那些被迫卖身为奴的岁月。他们对耕耘自己苦心获取的家园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同样深陷奴役之中，而且可能注定无法摆脱被奴役命运的黑人同伴们，怀着真切的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