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和修道士一般的生活态度也许有利于信仰的纯洁，但在荒地上建立起一片“乐土”并不是靠向上帝祈祷就可以实现的。因此，普利茅斯的殖民地最初的处境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威廉·布雷德福在他的回忆录《普利茅斯殖民史》里这样叙述他们1630年登陆美洲时的景象：
“跨越了辽阔的海洋，历尽了层出不穷的劫难……此刻，没有热情欢迎他们的朋友，也没有旅店可供膳宿，并让他们调养那饱经风霜摧残的身躯，没有房屋更没有城镇可用作藏身之所。及目所见，除了遍布荒野的野兽和野人之外，他们还能看到些什么呢？在当时的情形下，就算他们登上毗斯迦山之巅，似乎也不可能从这片荒野眺望到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以满足其希望。不论他们向哪方眺望（除了仰首向天外），所见景物，无一能使他们感到欣慰和满意。”
对于这个国家的早期创立者而言，也许修道士甚至是苦行僧式的生活情非得已，但却是他们必须面对的景象。这里与世隔绝，在这没有道路的荒蛮的远方，只有很少的、处境也和他们差不多（也许因为开发早一些，所以情况略好）的殖民者居住在这里。而他们已无退路，送他们前来的“五月花”号也将返航。这些人唯有留在这片荒野上和荒芜搏斗。他们根本无暇享乐：全年都需要持续地狩猎以维持肉类供应，整个春天都在耕种播种，夏季则需要不断灌溉和巡视自己耕种的区域，秋季忙着收获和储藏食物躲避冬季的严寒，冬天则需要尽可能地维持殖民地的生活运转，以避免体弱者死去而损失宝贵的成员。
在登陆后的第一个冬天里，严寒和饥荒使他们中的一半人死去了……如此严酷的命运使一切都必须让位于为了生存下去而进行的事业，在一年四季的忙碌中，这些人很难享受除了背诵《圣经》外的任何创作和娱乐，信仰则越发坚定地根植在他们心中，成为这些在严酷环境中努力求存的人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在新英格兰地区建立起殖民地最初的100余年里，该地实行的是严格的神权统治。虽然没有主教、宗教裁判所等机构，但处理日常事务的原则均严格遵循教义，是一种居民自发的以宗教道德和习俗互相约束的自我管理模式。在后来开拓的一些更靠南边的新殖民地居民的眼中，在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先辈们无疑是古板的，是缺乏幽默感而且死气沉沉的。而整个早期的北美殖民地也缺乏优秀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娱乐文学。
对这些不容于旧大陆天主教秩序，甚至是不愿意处在那些不那么保守的新教教派信仰统治下的清教徒们而言，与其在开荒与屯垦的间歇看那些消遣文学浪费时间，他们更愿意去“揣摩”上帝的旨意。而近代的批评家们，提到殖民地早期的景象，也每每喜欢宣扬下面这个笑话。约翰·温思罗普说：“老鼠在他儿子的书房里，单单啃掉英国国教的祈祷书而不咬别的东西。”
文学批评家们总不忘记提起这个笑话，来讥笑北美最初拓荒者们的荒诞。在早期的新英格兰地区，居民们可以看到的原创文学，也大多是这些“上帝带来的旨意”。有一段时期，他们还喜欢讥笑殖民时代所谓的“清教徒法规”（其实现在人们已经知晓，这些所谓“清教徒法规”中的大部分是和清教徒处于对立状态的英国国教人士杜撰出来的）。但是，对于那些在冰天雪地和荒芜中挣扎的拓荒者而言，也许娱乐文学本身就没有意义。
但文学方面的贫瘠不等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贫瘠。漠视除了宗教信仰之外的精神生活，只是早期北美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造成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因为早期的殖民者们缺乏文化修养。无论在何种环境下，清教徒都极其重视教育问题，特别是自己的后代。而早期的美洲移民中，亦不乏诸多饱学之士，这显然有别于我们通常印象中衣着破烂、大大咧咧的拓荒者形象。
新英格兰的早期殖民者从未忽视教育的重要性。在登陆初期，受到条件限制，在和自然环境搏斗的空闲时间里，他们会依照自身掌握的技巧和知识教导自己的子女识字、拼写以及简单的算数。在条件合适后，他们甚至还建立了小学和中学，由那些有过教师经验的殖民者自行编写教材。在1630年前后，北美开办起了第一个印刷厂。在这里印刷的第一批书籍，是新英格兰地区小学校里使用的教材和《圣经》。
此外，系统性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很重要，第一批天路客中的一员约翰·艾略特1633年上书马萨诸塞殖民地议会，力陈创建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他的信件引起了足够的重视，议会在当年10月28日正式通过了该议案，决定建立一所学院，并承诺拨款400英镑。和英格兰教会与英国国教人士的诋毁不同，这绝不是一所培养修道士和牧师的神学院。
最初，这所高等学院依照以英格兰本土名字命名的习惯，被称为“剑桥学院”。1639年，这所大学正式更名为哈佛学院。
值得一提的是，哈佛学院的更名与一位清教派牧师有关。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哈佛，出生于英格兰，家境富裕，于1637年追随着天路客的足迹与理想踏上美洲。但在踏上美洲土地后不久，约翰·哈佛即染上严重的肺病，于1639年9月14日去世。他在弥留之际订立遗嘱，将自己一半财产——共计719镑17先令2便士，以及大约400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了当时的剑桥学院。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差不多是自治体政府拨款的两倍，极大地支持了学校的建设和扩建。为了感谢哈佛的慷慨义举，马萨诸塞议会遂于1639年3月3日将剑桥学院更名为哈佛学院。
北美殖民地早期风貌
如果说后来美国的信仰已经被天路客们和随后而来的分离主义派清教徒们确定下来的话，我们将非常有必要叙述一下英国的国教加尔文宗，以及加尔文宗思想对北美洲政治体制的影响。
加尔文宗又名“长老会”和“归正宗”，是新教主要宗派之一。长老会思想以吉恩·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为依据，故又被称为加尔文宗或者加尔文教。在这里，“归正”为经过改革复归正确之道的意思，该宗因其教政方式的一些特点，又称“长老宗”。
这一教派的最显著特色，就是在组织教会时采用公众选举形式。他们依靠在信徒内进行广泛投票的方式，遴选教派“长老”，而长老的职责是监督教务，但本身不授予神职，教会牧师则由长老任命并雇佣。教会由牧师和不授予神职的长老集体管理，重大行政事务的选择由投票方式决定，任何人都有机会参与教派管理。使用投票表决问题，订立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协约定义教规。但是没有人会得到无限的权力，没有人能够绕开其他人独断决定重大问题。
同时，长老会认可教会人士以个人的名义参加政治活动，其目的是以基督徒的精神影响世俗，使其更加接近上帝的旨意。
在英格兰，他们和其他新教派别一样同为坚定的基督徒，但因为其宣扬带有现代民主思想雏形的政教理念，而受到意图加强王权的君主们的迫害。詹姆士一世的母亲、坚定的天主教徒玛丽女王，曾在三年内烧死了至少300名新教徒，其中多数是长老派信徒和清教徒。她为自己在史书上留下“血腥玛丽”的称号，而这些共同的磨难也使清教徒们接受了部分加尔文宗的思想。作为激进的清教派宗教分离主义一支的天路客，在登陆美洲之前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无疑就表露了这个重要的信息，他们是怀着清教徒思想的长老会信徒。
一些长老会的信徒也因为宗教或者别的问题远走他乡。当时，他们的选择并不多，要么流亡欧洲其他国家，要么前赴美洲，有些甚至比清教徒更早到达美洲。那些踏上美洲土地的长老会信徒，均在登陆后沿用他们的教义和习惯，订立契约立法来维持自己的自治体制。弗吉尼亚殖民地在1619年就成立了名为“代表会议”的殖民地议会，由当时所辖的11个市镇各出2名代表共同组成，以表决重大决定或政策的走向。
北美洲殖民地的早期发展是一个漫长而稳定的历程，由更多的船舶运来了更多的殖民者，更多的殖民者建立起更多的城镇并开拓出了更多的土地。尽管移民不断登陆，但是在整个17世纪上半叶，随船而来的殖民者主体仍旧是英格兰人——倾向于清教派思想的英格兰新教信徒。
很明显，对于英国王室而言，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会有这样一个理想的收容所是很令人欣慰的。美洲殖民地的存在使英国王室在处置其治下的不臣之民时，有了一个非常理想的收容所和流放地。而英格兰宗教分离主义分子也乐得前赴美洲，至少那里能离剥夺他们宗教自由的英国王室远一些。当然，更重要的是——被流放总比被烧死好得多。于是，在天路客踏上美洲土地之后的几十年间，一批又一批怀有和他们相似信仰的英国同乡，沿着同样的道路登陆美洲。包括弗吉尼亚殖民地和詹姆士镇在内，大量清教徒的涌入使这些地区被迅速地清教化。但是，殖民地议会和表决制却从没有被清教徒排斥过。
当然，聚集到北美的除了英格兰清教徒以外，还有英格兰长老会的教徒，以及其他新教教派的信徒。同时期，欧洲各国失去了家园和希望的农民与城市无业者，也纷纷迁往这里。这些人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因为短时期饥荒和疾病带来的殖民地人口损失，并使新的血液融入到了殖民团体之内。虽然新移民迅速缓解了殖民地因人力不足而产生的发展迟滞问题，但是由于新英格兰地区实行严格的清教神权统治，这些不断增多的不同信仰者必然被清教徒视为重大威胁，宗教矛盾的种子也就此悄然萌发。
对于清教徒团体而言，不论种族，只要接受清教思想就是同伴。北美洲的殖民地里，并不只有清教徒。只不过在其发展的早期，清教徒居于绝对多数地位，所以最初这里并没有考虑到安置异教徒的问题。随着殖民地的扩张，各殖民地政府纷纷建立起自己的议会，这在最后演变成了美国的雏形。
在天路客们远赴重洋20余年后，随着英国本土那段被称为“圈地运动”的土地兼并时期逐渐结束，其成果开始体现。英国本土的大片牧场开始产出数量庞大的优质羊毛，刺激着国内纺织工业的发展。为圈占和收购农民土地设立牧场的乡绅，以及在城内投资建设纺织厂的有钱人赚来了滚滚的利润。而出卖土地后变成游民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了纺织厂廉价劳动力的源泉。血统和传承的时代结束了，资本持有人的时代到来。有了钱的人就会想上位，而死抱着王权和血统观点的贵族与国王，就成为了那些有钱但无法利用规则攫取政治利益者眼中的绊脚石。
资本持有人的上位过程血腥和残暴，而且充满了谎言和愚弄、欺诈与利用，尽管他们的后代总用一种被称为“民主”和“民治”的美丽画皮来描绘它。为了能够击垮国王的力量，有钱人甚至不惜利用清教徒，自称清教徒。于是到1640年的时候，清教徒的“势力”已经成为英国国会下院内的多数，并屡屡和保守的国王就税收、宗教政策等方面发生冲突，最终使英国陷入内战。战争初期，国王这边占优势，但国会的军队在清教徒领袖克伦威尔的领导下进行了重组。克伦威尔的清教徒军团“新模范军”充满宗教热忱，他们不起誓、不喝酒，不但纪律严，而且训练有素。最终击溃了英王那亵渎神明的“不义之师”，于1649年2月将国王查理·斯图亚特（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
虽然，疯子与教棍有利用价值，但是，其危险性却是人所共知的。英国的有钱人很快就发现他们当年用作刀子的人将给他们自己带来恐怖，好在克伦威尔死得挺早。在克伦威尔死后，下院先后搬来了国王查理的两位儿子，查理二世和詹姆士二世先后继承了英国王位。这两位王子虽然成长于乱世之中，经历过父王被处决的悲剧，却以宽宏大量闻名于世。继承王位后并未采取清算政策。然而，尽管性格宽厚仁慈，他们却有着身为国王的傲气——这两位和他们的父亲一样，不愿意轻易向议会低头，以至于议会觉得通过革命所取得的成果即将在议会的立法会议上丢失殆尽。
手黑了一次以后，也就不忌讳再黑第二次了。于是，英国议会下院再次策动政变，宣布废黜国王詹姆士二世，从荷兰搬来詹姆士二世的女婿，也就是查理一世的外孙，荷兰摄政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史称光荣革命。威廉三世是个信奉“有奶便是娘”原则的极端现实主义者，既然有了英国国王这顶帽子，也就不再坚持固有的王权。在选择和议会妥协后，使英国真正实现了宪政政治。这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在英国内战中被议会利用的清教徒们迅速失势，但此时英国国内的清教徒群体已经相当的庞大。在光荣革命以后，新的国王和政府决定容忍他们的存在，不久便颁下宗教容忍法令，结束了近半个世纪对清教徒群体的迫害。
新英格兰地区
清教徒们热爱自由，为了保卫它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但是先决条件是同为教友的自由。对于登陆美洲的清教徒而言，信奉原始萨满宗教的美洲土著不过是一些需要“拯救”的可悲生灵而已。我们不应忘记美洲殖民者的后裔们对那些信仰原始宗教的土著持续200余年的杀戮。
“清教徒登陆后，便跪地祈祷——然后就向土著发起进攻”，这是18世纪末的一些批评家喜欢挂在嘴上的笑话。最早期的清教徒性质的殖民团体，比如天路客一类的，和当地的印第安人相处得并不坏。
仓促前往美洲殖民的天路客得到了当地土著的关照，从印第安土人那里获得耕种技巧和作物种子，并学会狩猎等生存技术，这些馈赠再加上印第安人土著不时接济的粮食，使那船饥寒交迫的人度过了最初的困难时期。在第二年，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开拓者迎来了登陆后首个丰收，于是他们邀请了帮助过他们的当地印第安土著一起参加一场盛大的宴席。而当今美国的“感恩节”传统也源于此。
尽管美国人试图将之粉饰成答谢帮助过他们土著的庆典，但这在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并没有什么说服力。清教徒们实际上并未真心地感激过这些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异教徒，他们是在真心诚意地感谢上帝的恩典。而他们的恩人，万帕诺亚格酋长马萨索伊特，其部族在他的有生之年或者短暂地维持了和这群殖民者签署的和平协议。但是，殖民者迅速滋长的侵略野心很快就暴露了出来。他们要把印第安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消灭或使其沦为奴隶。而所谓的“恩人”，也将成为人类历史上亲身诠释“农夫与蛇”典故的无数不幸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