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爱用一句西洋古话：“旧瓶不能装新酒。”我们稍稍想一想，就可以知道这句话一定是翻译错了，以讹传讹，闹成了一句大笑话。一个不识字的老妈子也会笑你：“谁说旧瓶子装不了新酒？您府上装新酒的瓶子，哪一个不是老啤酒瓶子呢？您打哪儿听来的奇谈？”
这句话的英文是“No man put the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译成了“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瓶子里”，好像一个字不错，其实是大错了。错在那个“瓶子”上，因为这句话是犹太人的古话，犹太人装酒是用山羊皮袋的。这句古话出于《马可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全文是：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只有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这是用1823年的官话译本。1804年的文言译本用“旧革囊”译“Old bottles”。皮袋用久了，禁不起新酒，往往要裂开。（此项装酒皮袋是用山羊皮做的，光的一面做里子。耶路撒冷人至今用这法子。见圣经字典“Bottles”一条）若用瓦瓶子，磁瓶子，玻璃瓶子，就不怕装新酒了。百年前翻译《新约》的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用“瓶”字，而用“旧皮袋”、“旧革囊”。今人不懂得犹太人的酒囊做法，见了Bottles就胡乱翻作“瓶子”，所以闹出“旧瓶不能装新酒”的傻话来了。
这番话不仅仅是做“酒瓶子”的考据，其中颇有一点道理值得我们想想。
能不能装新酒，要看是旧皮袋，还是旧磁瓶。“旧瓶不能装新酒”是错的；可是“旧皮囊装不得新酒”是不错的。
昨天在《大公报》上看见我的朋友蒋廷黻先生的星期论文，题目是“新名词，旧事情”。他的大意是说：
总而言之，近代的日本是拿旧名词来干新政治，近代的中国是拿新名词来玩旧政治。日本托古以维新，我们则假新以复旧。其结果的优劣，早已为世人所共知共认。推其故，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偶然的。第一，旧名词如同市场上的旧货牌，已得社会信仰……所以善于经商者情愿换货不换牌子。第二，新名词的来源既多且杂……正如市上的杂牌伪牌太多了，顾客就不顾牌子了。所以新名词既无号召之力又使社会纷乱。第三，意态是环境的产物……环境不变而努力于新意态新名词的制造，所得成绩一定是皮毛。
他在这一篇里也提到“旧瓶装新酒”的西谚。他说：
日本人于名词不嫌其旧，于事业则求其新。他们维新的初步是尊王废藩。他们说这是复古。但是他们在这复古在标语之下建设了新民族国家……日本政治家一把新酒搁在旧瓶子里，日本人只叹其味之美，所以得有事半功倍之效。
我想，蒋先生大概也不曾细考酒瓶子有种种的不同。日本人用的大概是瓦瓶子，瓶底子不容易沥干净，陈年老酒沥积久了，新酒装进去，也就占其余香，所以倒出来令人叹其味之美，鸦片烟鬼爱用老烟斗，吸淡巴菰的老瘾也爱用多年的老烟斗，都是同一道理。可是二三十年前，咱们中国人也曾提出不少“复古”的标语。“共和”比“尊王废藩”古的多了，据说是西历公元前八百多年就实行过十四年的“共和”；更推上去，还可以上溯尧舜的禅让。“维新”、“革命”也都有古经的根据。祭天，祀天，复辟，也都是道地的老牌子。孙中山先生也曾提出“王道”和忠孝仁爱等等老牌子。陈济棠先生和邹鲁先生在广东还正在提倡人人读《孝经》哩！奇怪的很，这些“老牌子”怎么也和“新名词”一样“无号召之力”呢？我想，大概咱们用来装新酒的，不是瓷瓦，不是玻璃，只是古犹太人的“旧皮袋”，所以恰恰应了犹太圣人说的“旧皮囊装不得新酒”的古话。
蒋先生说：
问题是这些新主义与我们这个旧社会合适不合适。
是的！这确是一个问题。不过同时我们也可以对蒋先生说：
问题是那些老牌子与我们这个新社会合适不合适。
这也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因为，无论蒋先生如何抹杀新事情，眼前的中国已不是“旧社会”一个名词能包括的了。千不该，万不该，西洋鬼子打上门来，逼我们钻进这新世界，强迫我们划一个新时代。若说我们还不够新，那是无可讳的。若说这还是一个“旧社会”，还是应该要倚靠“有些旧名词的号召力”，那就未免太抹杀事实了。
平心而论，近代的日本也并不是“拿旧名词来干新政治”。因为日本的皇室在那一千二百年之中全无实权，只有空名，所以“尊王”在当日不是旧名词。因为幕府专政藩阀割据已有了七百年之久，所发“覆幕废藩”在当日也不是旧名词。这都是新政治，不是旧名词。
我们今日需要的是新政治，即是合适于今日中国的需要的政治。我们要学人家“干新政治”，不必问他们用的是新的或旧的名词。
（原载于1934年1月28日《独立评论》第8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