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国语”（节选）
（陈纪滢先生）问：胡先生当年提倡文学革命提出了八项要点，这八项要点，今天有没有可修正和补充的？
答：我刚从一个演讲会来，不知道怎样应付这个作家们的招待会。我很惭愧，我算是新文艺创作的逃兵，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创作，除了从前尝试了一点白话诗以外，没有敢挑起创作的工作，今天在座的都是创作的作家，所以我很觉惭愧。
刚才陈先生问到民国五年至六年间（1916—1917年）我们最初为文学改革所提出的八项，现在隔了很多时候，连八项细目都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那时很胆小很和平的提议，当时我只说文学改良，还没有敢说文学革命，所提出的八项是对当时文艺状况而言的，其中有几项，恐怕现在可以不用说了。八项中最重要的是“用白话”，有了这一项，另一项的“不用典”，便不成问题，能用地道的，地道的白话，便用不着用“典”。还有一项“无病呻吟”，这在旧文艺新文艺，恐怕都是不容易作具体的批评。后来我在第二次发表文章吋，便把八项归纳成一项或二项了。即：“历史的文学见解”，简单的说，就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这一点是可以存在的。后来又归纳成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消极方面，我们要提倡白话，因为现在是新的时代，是活的时代，在新时代活时代中用死文字不能产生活的文学。我们举例证明我们所提倡的在原则上是不错的，就是在历史上有许多人用白话作诗填词，尤其是小说，因为历史上给我们许多好的例子，使我们的“历史文学观”才能站得住，才能在国内取信于人，使一部分人相信我们的说法，觉得还有道理。积极方面就是十个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就是必须以白话作文学。所谓国语，不是以教育部也不是以国音筹备会所规定的作标准，而是要文学作家放胆地用国语做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后来的文艺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
（何容先生）问：胡先生说：“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文学的国语”，多少年来，在国语的创造过程中，除了以白话写文学作品外，发生了取材来源的问题。有人在旧的诗词歌赋里寻辞藻，有的在活的语言里找材料。请胡先生根据中外文学史上的看法，对国语的取材和生活的语言里找材料应该有些什么要注意，给我们指示，免得暗中瞎摸，走很多冤枉路。
答：何先生问的问题很大，我觉得何先生自己已经提出了正确的答案了。从活的语言里找材料，是最正当合理的路；在旧文学里找材料，我认为除了做文学史的研究以外，恐无多大希望！在活的语言里找材料，当初我们提倡国语文学时，在文字上，口说上都说得很清楚，所谓“国语的文学”，我们不注重统一，我们说得很明白：国语的语言——全国语言的来源，是各地的方言，国语是流行最广而已有最早的文学作品。就是说国语有两个标准，一是流行最广的方言，一是从方言里产生了文学。全世界任何国家如欧洲的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英国的文学革命，开始都是以活的语言而流行最广的国语，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这个方言最好产生文学，作教学的材料。总之国语起源于方言，我是希望国语增加它的内容，增加它的新的辞藻，活的材料，它的来源只有一个，就是方言。拿过去的文学来看，《醒世姻缘》的伟大，就是作者蒲松龄敢用山东土话，所用的并且是山东淄川、章邱的土话，《金瓶梅》（到现在还不知作者是谁）也是用的山东土话，《水浒传》里有许多是中国东北部西北部的方言，《儿女英雄传》《红楼梦》用的更是纯粹的北京话，这也是方言。敢用真正实地的谨严的记录下来的方言，才使这些书成为不朽的名著。所以我不主张注重统一，而要想法子在各地的方言里找活的材料，以增加国语的蓬勃性文学性，不知何先生以为如何？
（王蓝先生）问：胡先生近年来对于新诗戏剧的创作，不知有没有作品？胡先生在台北三军球场公开演讲，听众人山人海，仍有许多人向隅。假使胡先生有新的剧本创作，我们每天可以上演，把胡先生的思想透过文艺，比胡先生自己公开演讲更有意思。
美国最近文坛概况胡先生顺便告诉我们。
答：王先生提出的两个问题，我恐怕都要缴白卷。新诗，我从前尝试过多少次，近年来，便没有作过。这次离美返国前曾把以前作的新诗，无论在杂志上发表过的或没有发表过的搜集在一块，交与一位朋友看，匆忙中没有带来，将来准备在台湾刊印，这在文坛上绝不会有任何贡献，不过有一点历史的意味。当初做新诗，像开山开路一样，等到路开成了，自己却逃了。拟刊印的诗集，只是一点过去的成绩，印出来以后，还请大家指教。
戏剧，我一生就没敢作过，从前写的独幕剧《终身大事》，那是小玩意！王先生的意思，甚为谢谢！等我把几本书写出后，到七十岁八十岁之间，我也许会来尝试尝试戏剧的创作。
第二个问题，我要完全缴白卷了，几年来因为世界政治形势的太不安定，我差不多放弃了对于文学的研究。关于美国文坛的情况，《纽约时报》和《论坛报》每周都有一张销行最广的书目表分送，表内所列的新书，一面是属于小说的，一面是非小说的。这两张表所列的新书，小说方面，十部中我顶多看了一二部，非小说的，十部中顶多看三四部。我对于美国文坛还没有做过有系统的考察，诸位有兴趣，我去美后如有时间，当加以研究，随时向国内文艺界作简单的报告，现在只好缴白卷了。
（赵友培先生）问：有许多人的看法是：提倡民族文化与提倡近代文化，好像有些冲突，这两者之间，如何求其沟通？
答：这个问题，应该分开来说：关于读经部分，这个问题，不在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暂且放着。
至赵先生讲的后半段，我倒很想讨论一下。有许多人说，要白话文作得好，古书要读得好。比方胡适之、周作人、鲁迅，他们白话文作得好，都是旧书读得好。这个话是不正确的。有机会，我都尽量驳他。我们这一辈，因为时代的关系，念了许多古书，古文够得上说是读通了。但是我希望将来的作家，不要走这一条路，我们因为旧书读多了，作白话文往往不能脱掉旧文学的影响，所以白话文作不好。语言学专家，也是世界语言学泰斗，赵元任先生曾同我说：“适之，你的白话不够白，”这个批评是不错的。《胡适文存》再版序里，我就说过，作过旧文学的人，不能作好新文学，这等于裹了小脚的女人要放脚，无论如何不能恢复他的天然脚，只有添一点棉花，冒充大脚。我们学过文言文，没有办法写好白话文，我常常说，写好的白话文，一定要等我们的儿子们或孙子们了。所以一方面希望我们的政府多多提倡活的文学（白话文），增加活的文学教材，减少死的文学教材，并不要使古文白话并在一块，文白不分，使得后来的小孩子弄不清楚那种是活的语言，那种是死的语言。我当初认为我们的儿子，也许是过渡时间。到了我们的孙子，一定作纯粹的白话文，可是多少年来，教科书里面，夹着死的文学，弄得儿童认识不清楚真正语言的纯粹性，直到今天，白话文的进展，还不能达到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儿子辈，现在已经不能作好的白话文！如积极提倡纯粹的白话文学，将来也许产生好的白话文学。千万不要把脚裹小了再来放脚。我觉得这一点值得大家注意，也是我诚恳的希望。
（李辰冬先生）问：胡先生在台大所讲的治学方法，是从自然科学来的。但自然的现象是固定的；人，不是固定的。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人文科学，只能看到一个角度。以《西游记》来说，写唐僧是一个脓包，从这人来看，时代来看，唐僧不是唐玄奘，而是明世宗；猪八戒是严嵩。这种方法，不知道对不对？
答：这个问题很大，今天时间不够了，只能作很简单的答复。
我觉得研究文学有两种看法。我三十年来作的小说考证的工作，完全是文学史的看法，不是研究文学的看法。研究文学，让给许多作家去作。
刚才李先生所讲的方法，危险性很大，求证据很困难。我们中国有名的小说，可分为两大类，一大类是经过长时期的演变下来的。《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封神榜》《隋唐演义》，都是例子。这些小说的来源，都是很简单、很短的故事，慢慢扩充成功伟大的创作。如《水浒传》由简单的故事变成一百回、一百二十回、一百二十四回，《西游记》也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唐僧取经的故事，是很简单很短的。现在的《西游记》，是历史演变成的。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就是用历史的演变的方法来研究，不加以主观的看法。
另一大类，是创作小说。创作小说，产生得很晚。起初都是短篇，《三言》《两拍》。到了后来，才有长篇的创作，譬如《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儿女英雄传》。我考证创作小说，也一样的用考证文学史的方法。如《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考证，把他的传记材料搜在一块，认识他的思想和背景，吴敬梓是颜、李学派的信徒，反对八股，反对当时教育制度，考试制度。《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考证，也是一样的，把他的名字找出来。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叔父、祖父是什么人也找出来。《儿女英雄传》初版，作者用一个假的名，假的序。我照样用传记材料来证明《儿女英雄传》是光绪年间一个旗人文康作的。
文学史上有两个不同的考证，一个是传记考证，一个是历史的演变。李先生刚才说的对于《西游记》的研究，我很想看看新的材料。不过我觉得《西游记》是历史演变成的东西，我想我们研究文学史，看他如何演变，不必太去深求；太去深求，也许容易走上猜谜的一条路。你说唐僧是写的明世宗，猪八戒写的严嵩，孙悟空、沙和尚又写的谁呢？我们要晓得几百年前南宋时代，唐玄奘取经的故事里面，就有了沙和尚，那时写的是谁呢？历史的看法，“大胆的假设”，包括李先生的方法，但是还得要“小心的求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中国的旧小说分成两大类，一个是演变的，一个是创作的，这一点值得提供文学史研究者的参考。
（本文为1952年12月8日胡适在文艺协会座谈会上的答问，原载于1952年12月8日、9日《中央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