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1年二月，元昊派军攻打渭州，引发了宋夏间最激烈的一场战役--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之战。在于茂田、于小龙编著的《走进隆德》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好水川，位于隆德县北，与县城隔山相距8华里。川垴源于六盘山主峰西麓山根下，川水自东而西，经隆德县的好水、杨河两乡，由西吉县境的兴隆乡入葫芦河川，全长约60余里。源头好水镇附近的红土路村有一泉眼，水涌甘冽，经久不涸，俗称好水泉，川亦因泉而得名。”这是国内对好水川地理定位的普遍说法，又如张培礼在《范仲淹知延州》一文中这样说：“（宋）军至好水川（今名甜水河，在宁夏隆德县东）。”
（载《西北文史荟览》）史金波在《略论西夏前期的用兵特点》中说：“宋军紧紧追击，傍晚进入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甜水河）。”《宁夏通史》中则这样叙述：“夏军见宋军东来，佯装北撤，诱宋军入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县西北）。”《西吉县志》“兵事纪要”中这样讲：“1041年，北宋与西夏在好水川（今西吉县境兴隆镇马家嘴、姚社、杨茂等村）发生了一次重大战事，史称‘好水川之战’。”国内关于好水川战争的论述，对好水川在行政上的归属与具体位置出现争议，而这几处同属于六盘山地区。
2005年3月，当我带着“好水川到底在哪里”的疑问走进西吉县境内的兴隆镇，当地宣传部门特意安排我拜访了原籍在当地、曾在《固原日报》任副总编辑的王文玉，他把我带到了兴隆镇单民村所在的一片空阔的河谷地带，说“：
录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好水川战役是在这里进行的。”
古代中国，国之大事在兵，而兵又在马。宋人同样认识到马政在国防上的重要性，但由于缺少良好的牧场，宋朝的养马业很不景气。北宋名臣包拯曾具文呈奏：“访闻广平虽分为两监，马只有五六千匹，不及往时一监之数，亦不销得此地，枉有废为闲田。”他看到北宋监牧马匹数量少了，同时马监还占去了大量的良田沃壤，才发出这样的疾呼。
西夏和宋朝的战争一定程度上就是牧场的争夺，对马匹有着绝对依赖的党项人是无法忽视六盘山这一天然牧场的。有着“黄土高原上绿色明珠”之称的六盘山对西夏来说不仅是优良的军马场，更是进可攻取长安乃至中原地区、退可守卫自己疆域的战略要地。因而，六盘山地区成了宋、夏对峙的前沿。关于好水川战役的具体情形，我从众多史料梳理出的影像是这样的：公元1041年2月，早寒的春天，驻守在这里的宋军没有料到元昊会亲率10万大军向己方发动远距离袭击。长时间在艰苦环境里的驻守使宋军产生了强烈的厌战情绪，国力强大、军队数量众多的优越心理受长期拉锯战形成的胶着状态影响又产生烦躁情绪，宋军将士都想速战速决，普遍求胜心切，而没有识破西夏军队诱敌深入的计谋。怀庆路马步军副总管任福亲率3万人的军队紧追佯败的西夏军队。元昊将10万精锐部队埋伏在好水川口。宋军发现路上摆放着不少被封闭的泥盒子，听到里面发出咕咕的叫声，用手一拍里面则有跃动之声。有人觉得好奇，便将盒子砸开--从里面腾起受惊的鸽子，直飞谷顶。这是宋军进入埋伏圈的信号，顿时西夏军10万人马一起从山头出击。元昊在山头以两丈多长的军旗指挥作战，宋军向西走西夏军旗就指向西，宋军向东走西夏军旗就指向东，这样宋军左冲右突终不得脱险。从清晨一直战到晌午，任福及数十名战将阵亡，10300名士兵战死，受伤及溃散的更多。这次战事使宋廷“关信大震”，宋仁宗也“为之吁食”。范仲淹因作战不利而被贬官调职，欧阳修、韩琦等朝臣也纷纷为此上书自责。
春天的午后阳光里，王文玉站在牛首山的山顶指着西边不远处说，从史料上记载的位置来判断，这里就是羊牧隆城东、葫芦河畔的好水川谷地，东边就是宋军沿路而来的张易。王文玉带我走到山脚下，那里有个两里路长、高逾一丈多的土层截面，上面都是累累白骨，其中一个被箭射穿了锁骨，死者看来是正准备往山上冲时被射中的。王文玉说：“那场战役到最后，元昊亲自挥动战旗可能让宋军发现了，宋军开始攻打山头，于是有这些白骨倒在这里。其实这里并不是死人最多的地方，山下面的河谷地带才是阵亡者最集中的地方。据说那里修建公路、平田整地，所挖出的白骨比这里的多多了……”在山上的藏兵洞等处还发现有陶罐等生活用品。
山脚下原来有人居住，现在都已经搬走了。村民们说，这么多的白骨堆在这里是很吓人的，晚上能听见人的哭声、战场上的厮杀声，偶尔还能看见有磷火闪现。
历史上，宋朝经此惨败后，为了加强对西夏的防守，除在沿边地区增募当地人为弓箭手外，又分陕西路为秦风、泾原、环庆、延州四路。今宁夏南部当时分别属秦风路下辖的镇戎军和渭州。镇戎军领一城七寨二堡，即彭阳（今宁夏彭阳）、东山（今宁夏彭阳古城）、乾兴（今宁夏固原东北）、天圣（今宁夏固原东北）、三川（今宁夏固原西北）、高平（今宁夏固原北）、定川（今宁夏固原西北）、熙宁（今宁夏固原北）和开远（宁夏固原南）、张义（今宁夏固原西南）。
好水川一战成为西夏对宋作战的一个新开端。第二年八月，元昊在天都山一带营造宫室，屯驻重兵。经过一个月的精心准备，西夏发兵10万大举进攻镇戎军。宋军方面，泾原路安抚副使葛怀敏率许思纯、张中贵等部由瓦亭寨北上与镇戎军曹英会合。当获悉夏军集结在新壕外，葛怀敏分兵4路进入定川堡。西夏军则将其包围。定川堡一役，宋军死了10余名将领，被俘士卒有9000余名。西夏军乘胜南下，直抵渭州。时任陕西安抚副使的范仲淹领兵援救，和西夏军交战，西夏军北撤。
1040年的三川口之战、1041年的好水川之战和1042年的定川堡之战，3年间的3次战争西夏均赢得了胜利。但元昊也认识到，宋朝是地广人多、国力雄厚的大国，即便有几次战役失利，其国力仍然是西夏所难以比拟的。因此元昊改变了对宋策略，从单纯的谋取疆土扩张转向以谋取经济利益为主，借以巩固自己新建政权的独立地位。早在1040年三川口战役获胜后，元昊就通过释放被俘的塞门寨主高延德同知延州的范仲淹接触，表达求和意向。范仲淹为此写信给元昊，要求他取消皇帝称号并臣事宋朝；其时元昊又在好水川大败宋军，态度变得十分强硬，双方交涉因而中断。1042年的定川堡战役后，因长期战争使国力疲惫，宋、夏双方都迫切希望达成和议，双方恢复了联系。经过一年多使臣往返的协商，终于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双方就领土、岁币、贸易、青盐及称号等问题达成协议，签订了和约。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宋则每年给夏“岁赐”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在元昊生日及其他节日另赐黄金20000两、银器2000两、绢帛等23000匹、茶一万斤。和约议定后，元昊在1044年5月便用“夏国主”名义向宋称臣，接着双方有了20余年的和平时期，直到1067年宋朝对西夏进行突袭一举收复绥州。其时元昊已死，谅祚主政，他对宋军进行报复，诱杀了宋将杨定、侍其臻等。后谅祚死，秉常继位，梁氏摄政，西夏请求用安远、寨门二寨交换绥州，宋廷同意这一交换，但最终不曾实现。1070年，西夏大举进攻宋朝沿边各地，争夺横山地区。此后，宋将王韶积极经营，收复了熙（今甘肃临洮）、河（今甘肃临夏）、洮（今甘肃临潭）、岷（今甘肃岷县）、叠（今临潭县南的迭部）、宕（今甘肃宕昌）等州，设置熙河路以“断西夏右臂”，成为王安石变法在军事上获得的重要成果。
1081年，秉常失位被囚，梁氏当政。宋廷认为这是对西夏用兵的好机会，便派李宪出熙河、种谔出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早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共5路大军伐夏，意在一举荡平西夏。西夏实行诱敌深入、坚壁清野的策略，使宋军不战而困，大败而归。次年，永乐之战，宋军惨败，共损失兵员60万，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1089年，西夏放还永乐之战的一部分宋军俘虏，宋朝则交还了米脂、葭芦、浮图、安疆四寨，双方又取得短暂的和平。
零物质之境，黄土与蓝经融会
土地是黄色的，信仰是蓝色的，但它们都把背影留给外界，留下了巨大的沉默。“它使穆斯林人民更深地陷在黄土高原之下，更摒弃了开放，倔强地只给世间以背影。”（张承志《学科的黄土与科学的种子》）我一次次试图走进这片当年的西夏南部疆域。900多年前这里的穆斯林文化、汉族文化和党项文化的三重多样性及碰撞与整合，使得我对当年黄土深处的西夏文化特别是底层文化以及跨文化生存极为关注。文化与地理的差异乃至其后产生的各种雾霭，递加了走入这里进行勘察的难度，毕竟这里缺少中国式研究最依赖的文献资料，而不像西夏旧都银川、“西都”武威、“北镇”黑水等地自然就成了滋养学者们出成果的“良田佳壤”。
中国的行政版图中，这里在20世纪中叶前一直属于甘肃省管辖。西吉、海原、固原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地理板块，当初穆斯林主要集中在西吉。从2000年冬天开始，我每年都来这里几次，对这黄土旱塬上与西夏历史有关的沟沟岔岔等遗迹进行研究。
最初，党项人攻占南部宁夏，一则是看好这里丰饶的牧草资源，二则是通过和宋军长期争战，发现强大后的西夏更需要南部地区的军事安全和通过南部进行帝国疆域的扩张。因为相对于东部而言，南部是宋朝防御的一个软肋。于是，宁夏南部成为西夏崛起后的一个重点攻防地区。
长久的逐水草生活与战争，使党项民族的生态保护意识比较弱，后来占据这里的同样是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也继续将其当作牧场来看待，生态遭到进一步的破坏。
明代时这里已近乎成了废弃之地。后来，清政府将参加甘肃的苏四十三起义的伊斯兰信徒流放，其中有一支发配到被认为可能将这些人饿死的地方--西海固。没想到，这些生存能力极强的穆斯林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继续了生命的繁衍。
如今的“西海固”更多地表现成了一个文化版图，相同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以旧“西海固”地区为核心的“大西海固”得以出现，向西影响到甘肃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和靖远县，向北影响到宁夏的同心县和吴忠市，向南影响到宁夏的泾源县和甘肃的平凉县，向东影响到甘肃庆阳。
如今，这里除了偶尔出土的文物外，已经没有任何当初西夏人的痕迹了。通过那些透显出华美气质的清真寺和飘散在清晨与黄昏里的诵经声，让人理解到清真的真义即清明、真性。功名富贵不能乱其衷；身寄浮生来去不淆，躬居尘世而一心常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