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为什么是银川？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孤独和寂寞是两回事情，在寂寞中我失落，在孤独中我充实。”银川，在中国的城市大视野中一直是寂寞的，自从失去大夏国首都的身份后，就落入了长久的寂寞中。1999年12月，我来到这个陌生城市，带着一个外乡青年的激情、梦想和活力，走进一个神秘消失王朝的心脏，开始触摸这个王朝曾经闪现在中国历史中的光荣与梦想及其被遗忘的尴尬与窘迫。
194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智利女诗人加·米斯特拉尔这样赞颂过她所深爱的智利文化：“以前我没有见过大地真正的形象，原来她就像一个怀抱孩子的女人一样。我渐渐地懂得了母性。每到傍晚，薄雾就缭绕在她肩头，戏耍在她的膝前。又想起了溪谷，溪底的流水荆刺遮住，看不见，只听得它潺潺歌唱。”
神秘而遥远的西夏党项文化，在我蛰居银川的日子里总能听到它神秘的歌唱。
我沿着史料堆砌的台阶攀爬，渐渐地，我发觉自己步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城堡，穿越一个由草原、战场、遗迹、古墓、寺院、雪山、沙漠、洞窟、经卷以及许多抽象物构筑的精神隧道。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西夏”不仅仅是旧日王朝辖下那个广袤的地域，更是一段在千年时光里积淀的精神秘窟。一个被历史主流王朝刻意回避和遗忘的少数民族及它的国家，前身后世都被蒙上了巨大的谜团。我一次次地穿行在西夏故地间。每次一回到银川则又要花时间查阅资料，或是去王陵、寺院查看当年西夏所留下的蛛丝马迹，以解开西夏王朝留下的最大的两个历史死结：党项人源头的确切位置，西夏党项人后裔是不是去了青藏高原。
银川最早见于《水经注》中的记载。公元前24年，西汉成帝阳朔年间，这里叫“北典农城”。后来，相继出现了“饮汗城”、“丽子园”、“怀远”、“兴州”等名称。李元昊建立大夏国并将这里定为首都时，又新取了一个名字：兴庆府。和历史上所有的掌权者一样，这块号称“塞上江南”的大地上修建了很多富丽堂皇的景致，于是就有了承天寺塔、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拜寺口旅游区、西夏王陵等。
为什么李元昊要把银川作为都城？后来的事实证明，富庶的宁夏平原在给西夏这个新兴王朝带来充足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成了这个王朝强大进程中的一针催眠剂。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初把西夏都城建在李继迁一直心仪的凉州，背依祁连山面向河西走廊，与银川背依贺兰山面向卫宁平原相比，不仅带来的物产不同，更重要的是一种心胸与战略眼界不同！
李继迁死于灵州，没能完成兴复党项民族的大业，而将重担留给了他的子孙。此时，正值宋与辽缔结“澶渊之盟”，宋朝为了进一步巩固周边局面，不想有危及安全的隐患，便急于与党项在西北地区缓和矛盾。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李继迁看准了这个历史契机，临终前给李德明留下了“上表附宋”的政治遗嘱：“一表不听，则再表，虽累百表，不得请，不止也。”
所以，李德明刚一继位，就与宋签订了“景德和约”。该和约的签订给党项人带来了休养生息的机会。李德明获得了宋王朝的册封，在保境息民的同时，再次沿着李继迁向西发展的路子，重点攻打吐蕃潘罗支和回鹘可汗，以图控制河西走廊。党项人占据河西地区后，出现了“有耕无战，禾黍如云”的兴旺景象，经济实力得到极大提高。
然而，李德明将银川作为新都城的选址却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不少人称这个时候立国时机还不成熟：一是刚刚和宋朝有过协议，如果称帝建国势必会引起宋朝的不满，有可能会导致军事征伐；二是应该利用这个时机，专心向西发展，以奠定立国的更大基础；三是李继迁遗言建都凉州，父命不可违；四是定都凉州确有优势，离宋军远，又能有效控制西域地区。
然而李德明却执意建都在此。他或许已经厌倦了整日里马上征杀的生活，受银川平原那幽静的环境、富庶的物产的吸引，他停步了。他认为此地“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便下令在这里筑城，大建宫殿、宗庙、官署等等，改称“兴州”。帝国之都的雏形有了，但他称帝的梦还没来得及做完就死了。
1031年，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嗣立。李元昊对其父臣附宋朝的政策一直颇为不满。在银川时，他没有像父亲那样沉耽于酒色之中，而是每天刻苦学习汉族文化知识。另外，在生活习俗上他坚持党项人的惯常禀性。他认为：“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李元昊主张按照党项族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战斗为先，兵马为务。他申明号令，实行军事民主制，“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各问所见，择取其长”。这为党项人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扩张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了独立建国，元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不再接受唐、宋王朝赐给的“李”、“赵”汉姓，改王室拓跋氏姓嵬名氏，更名曩霄，自称“兀卒”，又译“吾祖”（皆为西夏语“皇帝”二字的译音）。二、颁布“秃发令”，强令国人三日内一律秃去额顶之发，违令者处死，以突出本民族的风俗。三、升兴州为兴庆府，扩建宫城，广营殿宇。四、新订官制，分为文武两班，有汉名官号和蕃名官号。五、规定官员和平民服饰以分别等级贵贱，尤其是将羌族一直崇拜的白色定为帝色。六、创造党项本民族的文字，颁行境内；重视先进文化的吸收和消化，翻译汉文典籍和藏传佛教经卷。七、设置“蕃学”，选贵族子弟入学，培养统治阶层的后备人才。
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是党项人立国的最强有力的保证。元昊先是发兵堵住了来自宋朝的威胁后，然后将扩张之箭射向西部地区，进攻的首选对象是当年从青藏高原上赶走羌人并设计射杀其祖父李继迁的吐蕃人。1032年，元昊亲自率军进攻吐蕃大首领厮所辖青唐（今西宁）、宗哥（今西宁东）等城。随后，又举兵击讨河西的回鹘部落，占领了肃（今甘肃酒泉）、瓜（今甘肃安西）、沙（今甘肃敦煌）三州，将富庶的河西之地囊括进自己的版图。是时候宣布成立党项人自己的国家了！
公元1038年农历十月初一，元昊在银川正式称帝，年号“天授礼法延祚”，国号“大夏”。
兴庆府的城市设计直接受唐代长安与北宋东京的布局影响，城内居民约20万左右。全城呈长方形，周长18里，护城河阔10丈；南北各两门，东西各一门，城门上建城楼；道路纵横成方格形，街道较宽，有崇义等20余街坊；皇家手工业作坊集中于宫城宫厅；宗教场所有承天寺、高台寺、戒坛寺、佛祖院等。皇家的宫殿园林占有很大面积，皇帝日常生活、理事的宫室殿宇是“厅事广楹，皆垂斑竹箔”。在城市西北部今中山公园一带建有风景优美的避暑宫。城中还有庞大的兵营和仓库。普通居民则密集分布于数十个街坊之内。
蕃字院，元昊的文治
一个帝国的建立，政令的通达必须靠文字，但是用什么文字呢？大臣们激烈争论，有的主张用汉族文字，有的主张用吐蕃文字，也有人主张用回鹘文字或契丹文字，惟有元昊平素最欣赏的野利仁荣语出惊人：“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流浪和征杀，我们进行的是祖先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一切都是新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创造出党项人自己的文字呢？”
1036年，野利仁荣，这位西夏王朝各种典章制度的制订人和谋划人，受元昊委托主持创制西夏文。他曾经多次深入汉族、契丹、吐蕃等族生活地区，对他们的文字很熟悉。他根据汉字与藏文的若干特点，专心研修，创制出6000多个单字。西夏字笔画繁复，结构紧凑，字形饱满，个性鲜明。在当时，它不仅用于政府公文，而且还被用来翻译经典著作。元昊下令遵为“国字”。颁行之时，群臣上表敬献颂词，并改广运三年为大庆元年以示庆祝。为了推广西夏文字，野利仁荣派人到民间教习传授，帮助他们使用西夏文字记事，并不辞辛劳亲自到很多地方进行传授普及。在甘肃省博物馆里，我曾经看到过一张发黄的纸片，纸的上下角已经残破，依稀可以看到一些横竖方格和用汉、夏两种字体书写的“六月，朔日甲辰”、“七月，朔日甲戌”。据原甘肃省博物馆馆长、西夏学专家陈炳应考证，这是一份丁亥年（1047）5月至12月的日历，距西夏文字的创制时间仅10年。
元昊设立了“蕃字院”，特别委任野利仁荣主持，同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往来文书一律由蕃字院用西夏文来撰写。除此之外，蕃字院还主管将汉文典籍翻译成西夏文，如《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野利仁荣在党项子弟内选拔品学兼优者，让他们进入蕃字院学习。等到他们学业有成时出题考问，根据他们的成绩授以不同官职。
由于野利仁荣的积极推行，西夏文字被广泛地使用，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契约都用西夏文字记录。西夏文字也逐渐演绎成一套如汉字楷、草、隶、篆等固定体式。1042年，野利仁荣去世。元昊悲痛至极，三次前往祭奠，抚灵痛呼：“何夺我股肱之速也！”元昊给予其厚葬，赠封官平侯。1162年，西夏仁宗仁孝又追封野利仁荣为广惠王。
19世纪时，在居庸关长城隘口过街塔云台门洞的石壁上曾发现刻有6种文字的佛经，其中的5种已经被学者认知，另有一种文字形似汉字但又不是汉字。英国学者伟列曾说这是女真小字，但又因为和其他地方发现的女真文字迥异而遭到众人否定。随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根据中国历史上西夏国曾经创造过文字却不见经传而猜测这有可能是西夏文。直到20世纪初俄罗斯人破译黑水文献中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才确认这就是西夏文字。然而修建居庸关过街塔时，西夏王朝已在历史上消亡了100多年了，这些西夏文字怎么又会出现在这里呢？
无独有偶，1975年9月，史金波和白滨听说在河北保定发现的两个八棱经幢上刻有一种没人认识的奇怪文字。他们赶到现场，发现八棱经幢石刻上的文字正是西夏文。白滨用了9天的时间拓制了32幅拓片带回北京进行研究，得出结论：
保定有西夏党项人后裔存在。出土经幢的寺庙遗址当地人称之为“西寺”。经幢上的题记显示它是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刻制的，上面近百个人名中有不少党项人姓氏。这个发现把西夏灭亡后党项人后裔的活动下限比过去至少又推了150年，史金波称“这是国内发现的最后的西夏文字出现”。
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如著《西夏研究》序中称，他曾在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看到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藏文《甘珠尔经》上面写有西夏文字。我想，这应该才是国内西夏文字出现的最后时限。
贺兰山，失落在草荣木枯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11月16日在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决定将国际公认的具有杰出和普遍价值的文化古迹与自然景观作为全人类的共同财产加以保护管理，传给子孙后代。该《公约》自1975年11月17日生效以来，受到各国政府及人民的普遍关注和重视。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克罗斯将宁夏贺兰山岩画纳入了非正式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充分肯定了岩画所蕴涵的巨大价值。
贺兰山岩画构图奇特，形象怪诞，既有个体图像，也有画面组合。其中既有人物像、人面像、动物、植物及西夏文字，又有游牧、狩猎、械斗、舞蹈杂技等。在一些人面像旁边还发现有许多西夏文的铭文，如“佛”、“德法盛苗芽善”等。贺兰山岩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发现以后，在国际岩画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996年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昔日大夏的皇家避暑林苑--贺兰山滚钟口风景区，一条峡谷长廊深处，藏着100多座西夏时期的寺庙遗址，沟内有许多有人工凿迹的巨型石头，它们大多超过数吨，数量多而集中，在附近苏峪口所发现的大量西夏岩画与拜寺口双塔等可以从侧面证实这些就是当年西夏建造皇家林苑的材料。
贺兰山大寺在当地最为著名，祭祀场边的沟被命名为大寺沟。沟的两侧奇峰耸立，高挺险峻，其间有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在这里，时而能看见瀑布从岩石飞泻而下，时而能听见从石缝中滴出的泉水叮咚声。
再往前走，会碰到一块巨兽之首模样的奇石，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其呈现出的特有地质现象。巨石的下半段是地球内部岩浆侵入地表冷却后形成的变质岩，而巨石的上半段却是变质麻石花岗岩。这不同构造的两种岩石正是贺兰山的地质构造类型的典型剖面。
我提出举办“小龙女银川行”的活动构想，得到了滚钟口景区管理处主任孙力的肯定，并给予了大力帮助。
那天晚上7点，30多位西夏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到场观看“小龙女”带来的一部反映神秘桃坪羌寨的专题片。在西夏王朝的皇家林苑贺兰山滚钟口，同源同族的两地文化开始了第一次碰撞。
会场上还播放了我的同事金英、赵宁娜等人制作的有关我这几年寻踪西夏的幻灯片，由此，外界第一次知道了我这数年来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学研究中心主任史金波就是我在那个夜晚相识的，后来我们一直保持着学术上的联系。四川省羌学会会长张善云、日本东京大学开发人类学博士张曦、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绍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副州长谷云龙、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复生、四川省民委副主任蔡世勤、四川省音舞研究所副所长杨莉、《经理日报》副主编肖方林、《西羌文苑》主编杨光成等人都为此发来了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