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掖市的西南有一座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是甘肃境内最大的西夏建筑遗存。其大佛殿高33米，面阔9间。殿内有木胎泥塑、金装彩绘的释迦牟尼侧身佛像，即“大卧佛”。“睡佛长睡睡千年长睡不醒，问者永问问百世永问难明”还有这样一副有趣的对联挂在廊柱上。或许，对西夏的记忆，都如它一样已经长睡了。据说，南宋恭宗赵显被虏后曾在此出家。
800里河西走廊的分量
李元昊在建国之前虽然用武力彻底统一了河西，但是回鹘及吐蕃试图东山再起。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四月，沙州回鹘在宋将曹琮的引诱下起兵，遣使于宋取得联络。“自昊取河西，回鹘种落窜居山谷间，悉为役属。曹琮在秦州，欲诱之，共图元昊。得西川旧贾，使谕意。于是，沙州镇国王子遣使入贡，奉书曰：‘我本唐甥，天子实我舅也。自李氏取西凉，遂与汉隔。今愿率首领计夏。’已而以兵攻沙州，不克。”李元昊有鉴于此，果断地在西夏国范围内设置了20个州，其中单在河西地区就设有9个，足见他对这里的重视程度。
西夏对河西的高度重视还表现在其对府州品级高低的排定上。西夏仁宗天盛年间，定官级为五品。西凉府、镇夷州、番和州的品级与西夏国都兴庆府的品级相当，而高于其他府州。为了加强对各地驻军的管理，西夏仿照宋朝军制，将全国划分为左右两厢，设12监军司。每个监军司都立有军名，规定驻地。设在黄河以西的监军司计有甘州甘肃军司、瓜州西平军司、黑水镇燕军司、黑山威福军司、卓他南军司、右厢朝顺军司等6处，占了50%。其中，甘州、瓜州西平两监军司的设置，正好是当年回鹘、吐蕃割据之地，这样设防的用意不言而喻。
马匹在冷兵器时代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西夏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争夺马场和盐场的历史。西夏境内的畜牧业以河西地区最为发达。而在河西各州郡里又以凉州的畜牧业最为发达。当地“善水草，宜畜牧。所谓凉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凉州不仅出产大量的优质马匹，而且还盛产羊、骆驼和牛。宋仁宗皇二年（1050）三月，辽兴宗兵分三路伐夏，“北路兵至西凉府，获羊百万，骆驼二十万，牛五百”。仅次于凉州的畜牧业区还有瓜、沙二州，以及山丹的马营滩。
河西的农业也很发达。在水利灌溉方面，西夏国修复了在今宁夏境内的汉延渠与唐徕渠。在甘州、凉州一带还利用上了祁连山雪水--史书记载为“甘凉之间，则以诸河为溉”。在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101号陪葬墓内挖掘出了鎏金铜牛，说明当时西夏境内的牛耕技术与中原地区差距已经很小了。史书上记载，西夏当时共开凿了68条引水渠，引黄河水可灌溉9万顷土地。西夏人已经充分认识到，要和北宋以及周边其他政权较量，就必须摆脱单一格局。在这里，他们不仅养牛放马，还开荒种地，开始重视农业，当时的西夏境内有不少绿洲。“昊王渠”是那时最著名的一条灌溉渠，全长300多里，最宽处有20多米，目前有的渠段已经不起作用了。当时河西地区所生产的粮食，除自己食用之外，还可以拿出一部分支援境内其他地区。例如1085年，银州、夏州两地大旱灾，“秉常令运甘、凉诸州粟济之”。
由于畜牧业的发达与新兴帝国的大量需求，河西一带毛纺业的发展很快。当地比较普遍的家族副业是制作毡片毯子和纺织毛布，其中一些优质毛布作为名贵商品，成为和宋朝、金朝进行贸易的重要物资。《马可·波罗游记》中就记载了元朝初年他途经今阿拉善左旗一带，看见当地居民“用骆驼毛和白羊毛制成一种美丽的驼毛布”，在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
河西的发达，首先表现在城市商业的繁荣，如《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云：“况武威当四冲地，车辙马迹，辐凑交会，日有千数。众匠率职，百工效技。”这些记载反映了客商、工匠、官僚、地主、香客云集武威的盛况。这种繁荣，还得益于西夏和宋朝的战争中断了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的往来。西夏设置很多障碍，对前往宋、辽进行贸易的大食及回鹘商人课以重税，“率十中取一，择其上品，贾人苦之”。就连由印度到宋朝的进奉僧也往往在此遭到羁留和勒索。这使得来自西域的贡使和商人不得不自新疆出发，经柴达木盆地，到达鄯州（今西宁），然后沿湟水、渭水至秦州（今天水市）；或从海上乘船到达广州，再由广州北上至汴京（今开封市）。所以说，后来这里的商业受到了影响，反而成全了地理位置不如这里的西宁的崛起。
800里河西走廊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放松对这里的关注。巍巍数千里的祁连山雪水成就了这里的富庶，漫漫几万里的丝绸之路成就了这里的战略地位。出于“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之便，河西走廊就是李元昊一直觊觎并想借以扼断宋王朝和西域联系的一枚重要棋子。
敦煌，惊鸿一瞥
甘肃人常常戏言他们往外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是“一碗面一个洞”，前者是指牛肉面，后者则指的是敦煌。很少有人会把敦煌艺术这个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和西夏联系起来。而这里确实和西夏有着极大的关联，这种关联还不是简单地说这里陈列或收藏了一些西夏的壁画与文物。
1900年5月，中国西部偏远的敦煌，漫天黄沙，一群从中国新疆赶来的外国文化强盗来到了这里，他们用金钱打通关节。那时候看守莫高窟的是道士王圆。
此前，这个中原人看好这里地理偏僻可以躲避战祸，可以提供他的生活所需，所以迁居至此。他闲来无事，找来一位姓杨的先生在洞窟里抄写经书。这位杨先生有当地人特有的一个习性，干活干累了，就抽从新疆传过来的一种莫合烟，用来点烟的是当地产的一种芨芨草。杨先生有个习惯性的动作，用芨芨草点完烟后随手就插在身后的墙缝里。有一次，他发现芨芨草从墙缝里掉了进去，就顺手掏了掏，结果由此发现了一个大秘密，罕世珍宝得以重见天日。
那么，古人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的宝藏放在这样的一个小洞窟里呢？法国人伯希和所提出的“西夏威胁说”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解释：1028年，李元昊率军对甘州回鹘发动袭击，取得胜利后的党项人又意图夺取物产更为丰富的瓜州。党项人一路血腥征战和残酷掠杀，使得沿途的百姓散布许多有关他们的恐怖传言。在党项人要攻打敦煌的消息被证实后，这里的民众开始了逃亡，就连僧人们也不例外。为了避免大量文物被毁，僧人们在原有洞窟旁又开凿了一个葫芦型（封口小、里面大）的洞窟，把一些重要的佛经、画册、信函等藏在其中。
1964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会同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的敦煌西夏洞窟专家考察组，对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处的西夏洞窟进行了专门调查。西夏工作组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宿白先生的指导下，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在莫高窟划分出77个西夏洞窟、在榆林窟划分出11个西夏洞窟。
如今，我们在敦煌博物馆刚入大门的地方能够看到陈寅恪先生说的一段话：“敦煌学是国人的一部伤心学。”在现存的他当年留德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曾用藏文和汉语注解西夏文，他还在《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中有“柏林国家图书馆所藏藏文甘殊尔，据称为明万历时写本，寅恪见其上偶有西夏文字”等语。以先生的学识与造诣以及对敦煌的关注，为什么他对这样一个“富矿”没有进一步挖掘呢？2005年初，97岁的国学大师文怀沙应邀到银川讲学，我就此请教，文先生指出是西夏文的僻涩导致众多学者在这方面的却步不前。
在西夏统治敦煌的100多年间，敦煌一直保持着汉代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原不殊”的水平。自公元366年第一声斧凿声在敦煌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东麓崖壁上响动起，经十六国至元朝等历朝历代的开凿，这里逐渐形成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石窟群，成为一处由建筑、绘画、雕塑组成的博大精深的艺术殿堂。
1908年4月27日，伯希和率领他的“文化探险队”从巴黎来到莫高窟。震惊于敦煌艺术，他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当即在那个被风沙和寒冷包围的下午给法国巴黎亚细亚协会会长塞纳尔写信报告他的发现。后来，伯希和把自己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著名的《敦煌石窟笔记》。伯希和把那些他并不认识的写本、刊本和壁画运到了法国，在当时的巴黎引起强烈轰动。如今，巴黎国立法图书馆东洋写本部所收藏出自莫高窟的西夏文文献约有200余件。
1988年至1995年，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北区的248个洞窟进行了6次发掘清理，共计发现西夏文文献整页、残页、残片179件。文献形式有写本、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本，其中佛教典籍有《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地藏菩萨本愿经》、《金刚经》、《诸密咒要语》、《龙树菩萨为禅陀迦王说法要偈》、《高王观世音经》、《千佛名经》、《无量寿经》等。
西夏时期的壁画基本上集中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在武威下西沟岘2号窟、永昌千佛阁遗址以及银川西夏王陵8号陵墓室和居延黑城子遗址等地也发现有少量的壁画。
西夏壁画除了描绘各种净土变、说法图、千佛和供养菩萨外，还出现了十六罗汉、儒童本生、炽盛光佛、水月观音、曼荼罗五方佛等新的题材。在榆林窟西夏壁画中还发现有3幅《唐僧取经图》，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有关唐僧西天取经的绘画。榆林窟第3窟壁画是唯一以山水为主的画面，实地描绘了西北地区山岭树疏高旷的风貌。
在莫高窟附近的元代塔墓中还出土了3部西夏文佛经，上有刻印的佛教故事画共有60多幅，情节前后连贯，是中国早期连环画中的珍品。
2005年初，甘肃省安西县博物馆研究人员李宏伟、刘晓东根据航片资料，在安西县城东北6公里处的戈壁滩上发现了一处大型坛城遗址。经考察认定，这是西夏时期密教高僧大德在这里举行法事后留下的遗迹。遗址平面呈正方形，外墙四边均长142米，残高不足1米，四面各开一气势宏伟的大门。内墙四边均长109米，其中心有一直径为49.3米的大圆坛。大圆坛中间偏北处建有一座63平方米的方形台基，台基与北侧3米处一直径为4.5米的圆形坛基以通道相连。在外城的北墙内侧发现有30个小土堆，直径1.2～1.4米不等，残高0.2米。该遗址除外墙有挖沙的遗迹外，其余地面均保持了原生状态。在坛城内发现有青花瓷片、黑釉瓷片和人工砍削过的木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