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难以相识的“天书”
景泰，是古丝绸之路迈入塞外或河西的第一站，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腾格里，在蒙古语中是“高大的天”。1992年，我大学毕业就选择了这个腾格里沙漠南缘的风沙小城。这个农牧交错地带收留了我的青春时光，是我工作及写作的出发地。于我而言，它更是一个巨大的滋养精神的牧场。
11世纪30年代起，新兴的西夏王朝向西扩张，这一方面是它在军事及政治形势下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和党项人强烈的寻根意识有关。西夏军队沿着腾格里沙漠与黄河的中间地带向西穿行，第一个驿站就是营盘水--在更往南一点的翠柳沟、北长滩和南长滩一带还有着与此有关的传说，有当年西夏军队留在这里的后裔。我曾经于1996年和1997年两次穿过黑山峡到营盘水进行过采访。西夏军队西征途中第二个驿站就是如今的景泰县了。
景泰县地处河西咽喉要道，东濒黄河，西接祁连山与古浪县，与甘肃唯一的藏族自治县天祝毗邻，北邻腾格里沙漠与内蒙古、宁夏接壤，南接兰州、白银。古丝绸之路的北道从这里进入河西地区，古盐路由内蒙古察汗盐池出大漠到景泰，经过沿寺和一条山等地转运，远销甘陇一带。
由于其地理位置独特，自古以来景泰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这里战乱频繁。这里黄河在冬季结冰，游牧民族骑兵常常踏冰渡河，进扰关陇地区。久而久之，景泰县境内匈奴、鲜卑、羌、党项、吐蕃、蒙古等各民族与汉族开始杂居相处。从汉朝开始，这里就被并入中央政权的正式版图。唐朝时，这里隶属于会州。直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人攻占此地。
985年，党项人在李继迁带领下，沿景泰一路进军，破会州，焚毁城郭而去；
1032年，党项人西进，历史上第一次战胜吐蕃人，占领了包括景泰县在内的这一带土地。此后，景泰等地成了宋、西夏、金连年争夺的前沿阵地，时常易主。
1227年，西夏国在蒙古人的马蹄下灰飞烟灭。来不及逃亡的党项人，为了躲避杀戮，焚书藏籍、隐姓埋名，西夏文也随之被掩埋，当时党项人的一些生活习俗、文化艺术也随着纷沓的战争和王朝更迭变成了一个谜。近代以来，西夏文的发现和破译使人们得以更多了解西夏国。
2003年和2004年，我两次来到景泰县城东芦阳镇城北墩村拉牌行政组，因为这里有一部西夏文手抄的发愿文残经。县档案局局长高正录向我介绍了相关的情况。
当地有一位名叫马世魁的农民。1976年秋天的一天，他的两个孩子到村庄附近的拉牌湾玩耍，无意中从石头缝中发现了一本已经发黄且边缘有些残缺的小书，上面有奇怪的文字，中间有蛇的画像等。他们将书带回家交给父亲。马世魁仔细地看了看，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失传的异族文字。于是他便把书放在一木匣内藏在自家墙缝里，没想到这一藏就是20多年。1999年7月，小学校长石海云到老同学马世魁家串门聊天，马世魁拿出那本书让石海云看，结果石海云从头到尾翻里翻面看了个遍，连一个字都没认出来。他们联想起1983年沿寺石窟内曾经发现有西夏文经文的事，揣测书上的文字可能也是西夏文。2002年4月30日，他们在当天的《甘肃日报》上看到一篇题为《孙寿龄：西夏文活字第一人》的报道，决定向这位时任武威市博物馆馆员的西夏学专家求教。2002年11月，孙寿龄初步认定该书确为西夏文。孙寿龄说：“由于前后文均缺字，上下部分无法衔接，究竟属于西夏发愿文的哪一类哪一卷哪一品，尚无法确定。无头无尾，无题无名，难以归类。该手抄本是由两个人书写的，第一页、第二页及第四页后半部出于初学者手笔，书写生硬幼稚；第三页和第四页的前半部是由另一人书写，笔法流畅，行草规范。”
西夏学（Tangutology）正式确立的年份应该是1804年，其标志性的事件是在甘肃武威发现《重修凉州国寺感通塔碑》，从张澍据其碑阴所刻之汉文年号确定碑正面上古字为失传已久的西夏文算起，至今已有200年的历史了。而国际上将西夏学的研究开端界定为1908年至1909年间，以科兹洛夫率领探险队在内蒙古黑水地区获得8000余件西夏文书并运藏到彼得堡为其标志性事件。西夏学发展至今，在语文、考古、历史三大基础性板块学科的建设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现实考验，进展有些缓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夏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以刊布原文和汇集资料为主要特点，但对西夏文字的构造、语音、词汇及语法缺乏全面系统的探讨，意味着这一阶段除了语文方面能为后来作研究铺垫以外很难有大的突破。而现在的西夏学研究，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海外，对西夏语文的娴熟运用与西夏学的全面探讨还是各自为阵，埋头于西夏语文者往往执著于纯粹的文书翻译而罕于就原文径直探究西夏特质。尽管如此，像这样的人也越来越少了；一些热衷探讨西夏学的人更多的是利用前者的译文进行纸上的飞行乃至爬行。这样，前者的错误被因袭了下来，后者往往将这类错误发挥并演绎出某个“崭新”的结论，其实却是谬误--提出西夏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观点就是其中一例。学科研究的国际化和跨学科专家对语言文字、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等诸方面的全面探讨，则是西夏学体系得以成型并能够继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由于科兹洛夫黑水城探险的意外收获，20世纪上半叶在俄罗斯涌现出了聂历山（H·AHebckmm）这样研究西夏的大师级学者，而真正的西夏学此时并不存在，至多只能被称为“西夏字学”或“西夏语学”。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苏联在丰富藏品基础上又出现了一大批专攻西夏研究的学者，涉及有关西夏的各个方面，得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我们国内，直到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真正在这条探寻之路上行走，多的是“站在职称上的专家与教授”。
在武威，大家都敬称孙寿龄为“孙爷”。正是在他的努力下，2004年3月，甘肃省武威市西夏研究中心挂牌成立。令人尴尬的是，这个中心只有他一个人，研究中心也只是借用西夏博物馆的一间房、一张桌子和一张沙发。就在我采访他的前几天，还有韩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学者前往武威，提出要参观他花费3年时间亲手制作的西夏文泥活字。
五佛寺，西夏佛教的西进
当年，斯坦因从中国掠走的佛经中就有见证西夏佛教艺术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如今它被收藏在了英国。（目前，在中国除北京图书馆收藏10卷《金光明最胜王经》、西安也有残卷收藏之外，英国、日本及前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等地也都收藏有《金光明最胜王经》残卷。宁夏、甘肃、内蒙古等省区的博物馆里则都没有这部经卷。）这部在西夏佛教艺术研究中有着重要意义的佛经，是在五佛寺里被发现的。
当年西夏军队沿着腾格里沙漠向西行进时发现了一个美丽的村庄，随后，佛教艺术开始在这一带传播。如今，人们在周围地区发掘了西夏铜蜡台和高足碗、西夏文发愿经卷和弯腰古碑，还有当地文史部门明确认定的西夏古城遗址。
黄河在甘肃、宁夏的上千公里的逶迤行程中，有甘肃永靖县境内的炳灵寺石窟、景泰县境内的五佛寺石窟和宁夏境内的石空大佛寺这三个沿黄河分布的西夏遗存石窟。
黄河出甘肃境内的车木峡，进入相对宽阔的发裕堡谷地，河之北是景泰县的五佛乡，河之南是靖远县的双龙乡。建于北魏时期的五佛寺静静地卧在这个美丽的河谷，香火延续，佛音不绝。
多少年来，黄河两岸的民众都把五佛寺当成了宗教的圣地，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古老的寺院和西夏的渊源。当地人对五佛寺还有种叫法--沿寺。叫它“五佛寺”是因为古寺在遭到破坏前留下了5尊佛像；叫它“沿寺”是因为这个古寺滨临黄河，由于当地人把河边叫河沿，所以把这座河沿边的寺院习惯上叫做沿寺，沿寺就是它的俗名。
当地新出《景泰文史》是这样记载五佛寺的：“（沿寺）位于五佛乡兴水村西南，从沿寺渡口引射出两条古路：一条是盐路，一条是丝路。”古丝绸之路北路就从这里进入河西之地，寺院旁的发裕堡渡口是古丝绸之路北路通往河西的重要渡口。
对这一带历史颇有研究的唐灿告诉我说：“北魏时佛教盛行，凿窟之风波及西北。当时，这里的佛教信徒们以虔诚的信念和执著的精神一寸一寸地向山崖掘进，建造了这座单体石窟，继而逐步形成寺院。这也是内地步入河西的第一处拜佛烧香进行佛事活动的场所，过往之客云集。后来，蒙古政权的政策使得这里出现了‘蒙古驼不过黄河，中原马不走沙窝’的情形。当时，沿寺既是船渡码头，也是塞内外进行商业交易的重要场所。”
也有人说它是由古代重要运盐驿站建于此而得名。在当地还有这样的传说：
清代同治年间，当时有几大盐商驻进沿寺，于是这里就成了盐商们的交易货栈。此后不久，盐商们为了“合法”地占有寺院，就做了一块木匾上书“盐寺”二字，高悬于寺院的门上。从此，沿寺就变成地地道道的盐市了。“盐”与“沿”同音，所以人们口头上仍叫沿寺。
1983年的夏天，石窟北壁因地下水渗透加重，墙壁被水泡软塌方，景泰县组织进行抢救。在清理抢修时，人们从墙壁里面的填土中清理出西夏木制腊台一个，并发现西夏文残经卷一部。
当时，在场的人一个也不认识那些古怪的文字。因为这些经卷上有陌生的文字，加上沿寺一直是当地人信奉的宗教圣地，所以不少人认为这是“天书”，是由于“文革”时期对这里的破坏导致了上天的惩罚。于是，当场就有人损毁了一些经卷。等县里负责文物保护的人赶到时，只留下了7片残经，计文字673个。经西夏文专家破译，这正是《金光明最胜王经》等经文残页，上面有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的用西夏文字写的“当今皇帝”字样。
走进沿寺石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副对联。这是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当地名绅常永海撰写题书的：“千佛洞，千佛像，千佛洞里千佛像，佛洞千古佛像千古；看河楼，看河流，看河楼上看河流，河楼万年河流万年。”
整个寺院的布局大致为东西两排。西排以“千佛洞”石窟为主，坐西向东；东排以“天王殿”为主，隔一条狭长的小院，坐东面西，与石窟相对。天王殿是砖土木混合结构的两层飞檐翘角的楼阁。
石窟进深9米，宽7米，中间有正方形的中心塔柱直顶窟顶；塔柱每面宽约5米，在距地面1.2米处开龛，龛内各塑佛像一尊，均为吉祥坐，手脚各异。沿着石窟壁面的是大大小小的佛像，有7排至9排，名副其实是千佛洞。前面的释迦牟尼佛是石窟里供奉的主尊，是清代康熙年间重塑的，其余的三尊依照造像特点也应该是清代时的作品。窟内后面的南北两角各塑一尊大佛，大佛在莲花台上结迦趺坐，螺髻，造像高大，金面丰腴圆润，方额突出，体态丰满而不臃肿；内着僧底衣，下着裙，裙带为活扣小结。
整个楼面宽三间，高三层，一楼出廊，四明柱。南侧有木梯可登二楼。二楼东、南、北三面出廊，西面紧靠悬崖的红崖面，中间为阁厢。三楼纯用木结构装修，为八角钻尖宝顶的阁楼。站在楼顶，就更能领略到寺前的那副对联的内涵了。
在河边摆渡20多年的老艄公唐作财告诉我说：“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这里有当地黄河两岸最大的宗教集会，数十万的宗教信徒云集这里，形成周围地区最大的庙会。近些年，景泰县对这里的旅游开发使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沿寺历经沧桑，坐看滔滔的大河流水，接受着世世代代的顶礼膜拜，吸纳了当地人的习俗和信仰。最重要的是，它见证了西夏文明在这一带的传播。在整个黄河流域，甘肃永靖县境内的刘家峡炳灵寺石窟里有西夏文字，是目前发现有西夏文字出现的最西端的黄河沿岸寺院，宁夏中宁县境内的石空寺也曾出土过大量的西夏时期佛像及宗教用品。
在沿寺出土的西夏经卷则将这两个地方串连了起来，证明了西夏佛教“西进”是沿着黄河而行的。
据《西夏地图》显示，西夏军队向西扩张从银川出发，经过中卫，沿着腾格里沙漠南缘行进，再经景泰县境内，兵分三路：西北路负责对凉州的攻占，继而占领整个河西地区；西路则翻越松山，攻占了今天祝县一带，继而越过大通河向青海境内进发；西南路则是《景泰文史》所记载的“北大路”：“北大路是西夏王朝从兴庆府（银川）通往兰州、西宁的一条重要交通干线……到景泰境内较早的路线为：从甘塘子到营盘水，经大格达，翻天涝坝梁，由白墩子到三眼井，穿魔鬼峡，经寺滩三道趟的东南面与古丝绸之路交叉，向西走武威。”
白墩子是境内著名的盐场，西夏军队西进取道景泰县，不仅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也是为了能够夺取盐场。在沿寺往西40多公里的寺滩乡有一个老虎城遗址，当地人俗称“旧城子”，该遗址的平面成正方形。在当地的《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中，惟有这处遗址的时代被标明为“西夏”。在沿寺往西不到20公里的芦塘（曾经是景泰县县城所在地）曾经出土过一个西夏时期的弯腰古碑--《创建芦塘城碑记》，记载有：“西夏杨公皆人誉壮猷，发谋协虑，剪灭其族而覆之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