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人崇佛，尤以皇帝最虔诚，所以，在辽代社会中，便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僧侣上层。辽代的僧侣上层人物可以当官，可以发财，还可以学文化，当文人。在辽代，憎侣与当时其他人当官的途径有所不同。辽代契丹贵族子弟当官，走“世选”的道路，阴庇世袭，父死子继。汉族的文人学士们则要通过科举考试的途径。而“入仕”当官的高级僧侣们，则完全取决于辽代的最高统治者——契丹皇帝的恩赐。
契丹皇帝们大都崇佛重教，尤以辽代中后期的圣、兴、道三帝为甚，因而，这一时期辽朝和尚被赐授官爵者也相当的多。辽兴宗时的大和尚“非觉”，因为是圣宗的师傅，所以官至武定军师；高僧“圆融”为“守太师兼侍中”。兴宗皇帝还授予高僧“海山”，赐“辅国大师”、“崇禄大夫”的阶号。
由于辽代有皇帝、官贵人士及平民百姓们的慷慨解囊，出资修建寺院，才致使辽代的寺院经济得以蓬勃发展，不少上层僧侣都变成了寺院僧侣大地主。辽代高僧在经济上多很富有，他们构成了辽代上层社会的一个富有阶层。
寺院的主持们都拥有大量的寺院财产，包括僧舍、蔬果园、农田、佃农及牲畜、钱帛、粮粟等等。辽兴宗时的缙阳寺，该寺光田地就有497亩，僧舍达380间。
辽朝观鸡寺，产业也不小。该寺有土地3000亩，山林10000余亩，果木7000余株，佛殿、僧房及店舍170间，僧徒100余人。
辽代寺院高僧依靠剥削半依附于寺院的佃农进行农业生产，大量的财富便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寺院，流进了他们的腰包。他们凭借雄厚的土地园林资产进行再生产，所以，不少较大的寺院到辽代后期，已积蓄了大量的财富。燕京三学寺在三年中就积钱5000余贯。
除上述一些大寺院因受契丹皇帝及其他达官贵人资助，寺院经济得以繁荣，使寺院主持高僧们变成了富甲一方的僧侣大地主之外，前面所说的那些“入仕”高僧们因其在朝廷为官，爵位显赫，所以，他们每年所食国家俸禄当然也不会少，他们与寺院僧侣大地主共同构成了辽代高僧中的富有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