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教义曾教导僧人不爱黄白之物，可是，辽朝的和尚们却贪得无厌，日常以放贷的方式，来增加寺院的收入。契丹缙阳寺曾向贫困百姓放贷粟一千斛，钱五百缗，每年的利息为一分。契丹和尚清睿，因为生病，遂发愿望，要舍衣钵给寺庙，以增加他的寿命，于是，该寺共得清睿和尚的钱二十万，寺庙就拿清睿的钱放去高利贷，月月生利息。在这种放贷生息的情况下，当然使辽代某些寺院的经济更趋于丰厚。
当然，辽代佛教寺院经济的主要来源还是辽朝皇族和大贵族们施舍土地、财物、人口。辽代寺院的田地固然有些缘自于隋唐以来的旧有寺地，但是在当时皇帝的崇佛、佞佛之下，也有许多皇族会常施舍土地、财物资助建造寺院。
辽道宗时，他的女儿秦越大公主拜见参妙行大师，便对参妙行提出：弟子想用所居住的房子和稻田1000亩，佃户口100家及枣栗菜园，器用等物，请大师建寺所用。公主又挑选名马万匹，谨献给寺庙，所得回赐，都归寺庙。可没过多久，还没有等到公主进献马匹，秦越大公主就死了，她的女儿懿德皇后为母还愿，施钱十三万贯，专管建寺，道宗皇帝还拿出五万贯资助建寺。
由于辽代佛教广布于全国，信仰者众多，同时，辽朝各阶层的贵族、富豪在皇室带动下，也经常大方施舍，以协助建造寺院。契丹贵族们给寺院贡献的方式主要有：赐予民户、奴隶、器用、粮食、货币。
契丹义州静安寺，就是曾任辽朝检校太师、左千牛卫上将军、知涿州军州事耶律昌允的妻子萧氏出资所建，建寺资金为2万缗铜钱，这笔钱都是萧氏省吃俭用筹集的。静安寺建成后，还请僧人40人吃斋饭，讲经，对于该寺的僧人日常开销，耶律昌允还献地3000亩、粟一万石、钱2000贯、奴婢50户、牛50头、马40匹。兰陵郡夫人萧氏，曾施舍给中京静安寺土地3000顷，谷1万石，钱2000贯，民户50家，牛50头，马40匹。
辽朝皇帝和贵族把民户施舍给寺院，原来属于封建领主的民户，即将自己收入的一半税金交给国家，一半税金上交给寺院。不仅如此，在政治上，施舍给寺院的民户，逐渐沦为寺院的奴仆，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他们受着国家和寺院的双重压迫。
通过世家大族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财富施舍，再加上寺院本身的经济运营和对广大社会下层民众的强取豪夺，辽代寺院具有雄厚的经济势力，僧尼生活优裕，特别是一些大寺院，可以说是富可敌国。在辽道宗时期，天灾、战争不断，朝廷财政困难时，曾出现海云寺提出要拿出现钱一千万帮助国家的事情，这种事情，是中国历史上所不多见的现象。
辽代帝王和贵族们的这些做法，助长了全社会的崇佛风气，影响到朝野上下的各个阶层。由于和尚待遇好，吃的饱，穿得暖，还不用缴纳赋税。所以，民间愿意出家为僧尼的人很多。辽道宗时，长春、泰、宁江等三州，多达3千余名百姓，提出愿为僧尼，受具足戒。到了辽道宗的晚期，当时的全国总人口约近千万，僧侣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3.6%。与辽同时代的北宋，其僧侣人口的最高峰是真宗天禧五年，僧侣人口占总人口数也不过0.92%。辽朝僧侣所占比例相当于北宋的4倍左右。
由于寺院经济的膨胀，僧尼人数的激增，百姓大量出家当和尚，这些和尚不缴纳赋税，还伸手向国家要钱，造成国家财政收入大减。即使在圣宗之后帝王佞佛的背景下，辽朝廷也陆续颁布一些整顿佛教的禁令。从辽朝的绝大部分时间看，都是禁止私度、滥度僧尼。另外，还有禁止僧尼妄述祸福收取财物，禁僧然身炼指，禁僧尼破戒等诏令颁布。道宗也提倡用佛教的戒律约束、整顿僧团。他允许在宫廷设坛传戒，形成讲习律学之风。多次下诏，令诸路不要禁止僧徒开坛。虽然辽朝廷先后颁布某些整顿佛教的措施，但总的说来，对佛教是疏于控制的。
在契丹民间，普通的群众都对参与寺院兴办佛事积极性很高，时常组织起来，以结社的形式来参与。在辽代，有一种奇特的佛教组织，叫“千人邑”，所谓“千人邑”，就是由某一地区的邑民，包括官吏、僧侣、百姓所组成，而“千人”只是取其整数，为一通称，并非每一邑都达一千人。“千人邑”的首领被称为“邑长”、“邑主”、“邑头”等，大多是佛教寺院的住持，也有俗人信徒充当的现象。无论首领是僧人还是世俗信众，这种团体一般都隶属于寺院。有些邑社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的组织系统，在充任邑长的寺院长老之下，还设邑长、邑证、邑录等职，社员就是当地的居民。
兴办的佛事不同，“千人邑”的名称也不一样。以定期聚会念诵阿弥陀佛名号，祈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主要内容叫“念佛邑”；为了举办安置佛舍利的法事，兴建某些建筑为主要活动叫“舍利邑”；为了镌刻石经和修整寺院而组织的叫“经寺邑”；信仰往生兜率天的信徒为共同修行而组织的叫“兜率邑”；为举办每年一度纪念佛诞辰活动而组织的叫“太子诞邑”；，为供养寺院佛塔等建筑而组织的叫“供灯塔邑”。
千人邑的邑民，平时对寺院有定期的布施，当寺院有兴建寺院、佛塔、刻佛经、办法事等活动时，由这些邑民给予支持，允诺捐输财物，以期圆满完成。此种办法在辽代以前，即因佛教在中国社会流传而行之已久，到辽代，又因佛教在辽国盛行，以及佛教徒慷慨自愿捐输，很自然地形成“千人邑”。佛教千人邑的形成，在一个佛教鼎盛的社会中，居于信徒热心的护持，是有其必然性的，辽代千人邑的邑民所捐纳布施的土地、财物等，对寺院经济的贡献很大，也都成为寺院财产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