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农民出身的青年来说，他深深懂得土地的重要，只要手里有土地心里就有底，土地永远不会贬值，土地可以长出庄稼，可以供给全家的需要，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靠土地养活一家人。对此，王永庆也回忆道：“这是金钱所不能做到的，所以当我有积蓄的时候，父亲就积极劝说我购买土地。这种不会减值的资源，随时都可以变现，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是唯一的生活保障。”
土地是整个家庭的，不是某个人的，父母经营起来格外细心。是啊，只有农民才会珍惜土地，尽管父母肩头的担子又重了一层，但是他们看着自己的土地是开心的。
王永庆在帮助父母种田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寻找新的项目。他正值壮年，不能就此守着这片土地，不再奋斗，这不是他的性格。有些人一生都在不停地奋斗，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好的生活环境，而是因为那是他们的性格。在奋斗当中有一种博弈的快感，有一种征服与胜利的快感，他们可以被称为斗士，哪怕老到步履蹒跚的时候，他们仍然充满斗志。
1943年，战争还在继续，然而台湾百废待兴，特别是许多地方都在大量地搞建设，因此王永庆准备办一家砖厂。他说干就干，并没有意识到有多少困难，也许以前走得太顺利了，他过于强调个人的能力，而没有注意到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也许就是他事业一波三折的原因。
嘉义民雄，王永庆在这里开了自己的砖厂。问题马上就出来了，由于砖厂需要煤炭来烧窑，当时由于劳力不够，煤炭产量很少，很不容易得到。王永庆特地到台北，四处拜托朋友才买到100多吨的煤炭。但是要设法把这100多吨的煤炭，从台北运回民雄的砖厂；由于处在战争时期，火车车皮不够，运输紧张，由于日本当局控制着铁路，王永庆一时之间托人无门，只好等着。
排了很长时间，总算有空车皮把煤炭运回了砖厂，紧接着麻烦又出现了，由于此时正好赶上稻子开花，烧砖就会产生浓烟，造成污染，这对稻子的生长是很不利的，因此日本当局强迫砖厂停工，王永庆托人访友，使出了浑身解数仍然没能够让砖厂开工。
砖厂的员工都是海口村的渔民，打鱼的生活很没有保障，异常辛苦，砖厂的工作对他们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他们都对这份工作带着很大的期望。但是工厂停工，直接影响到他们的收入。鉴于这种情况，员工们也开始积极地想办法，由于当时的米都是配给的，因此他们主动愿将配给米交给警察机关，请警察机关停配他们应得的米粮，以赔偿稻谷因浓烟所造成的损失，让砖厂得以开工。虽然砖厂开工了，但是王永庆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心宽，他想到这次开工了，下次还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
王永庆的危机管理意识就是在这个时候初露端倪。任何一个成功者都有很强的危机感，他们很少随遇而安，能够先天下人之忧而忧，这也是他们能够维持成功成果的一个原因。
有鉴于此，王永庆在惨淡经营的同时，在板桥另外建了一家砖厂，这里弄到煤要方便一些，同时没有了污染稻米事件的发生。然而，世事难料，没过一段时间，两家砖厂都停工了。
王永庆这次创业以惨败收场。每个成功者都会有失败的经历，人们常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是磨炼一个人意志和敏锐洞察力的时期。
大家不要以为这就结束了，磨炼刚刚开始，王永庆还要经历怎样的磨难，他又是怎样度过这些难关的呢？员工遣散了，砖厂只剩下个空架子。王永庆望着这个烂摊子一时没了主意，只有整天想出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发现了一条赚钱的路子，同时明白了一个道理。当时乡下每户人家大都饲养鸡、鸭、鹅等家畜，并用吃剩的食物和杂粮来喂食。因为战争的原故，粮食奇缺，就连野外的野菜都被人们挖来吃，人都吃不饱了，当然也没有多少东西用来饲养家畜，只有把它们散放到野外，让它们吃野菜和野草。一般说来，一只小鹅饲养四个月就会有五六斤重；可是，当时一般所养的鹅，能活下来的，四个月下来，瘦得皮包骨，只有两斤重。
这些鹅骨瘦如柴，没有人愿意收购，就算有人买价钱也非常便宜，看到这些，王永庆眼睛突然一亮，想到：“这么艰苦的条件它们根本就没什么可吃的，都能够生存下来，假如能多给它们一点饲料的话，鹅不是很快就能够长肥吗？”
饲料从哪里找呢？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这是做事的方法和思维的方式。
王永庆知道鹅对食物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只要能够下咽的东西，它们就会吞下去。他在家乡种地时，曾见人们将采收后的高丽菜根和粗大的叶子丢弃在地里，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办法吃也不值钱，能不能做成鹅的饲料呢？就只有这些东西，恐怕鹅不会喜欢吃，而且就算吃了，也不会长太多肉，要是加一点粮食就最好了。
既然想到了，就要做到。王永庆雇用了许多人，去地里收集菜根和粗叶，同时去仅存的两家碾米厂买回碎米和稻壳，然后磨碎了，把几样东西混合在一起，这样就做成了鹅的饲料。
他买了几只瘦鹅试了一下，鹅平时只能吃到草根和小树枝，这种饲料不知要比那些东西强上多少倍，于是疯狂地吃起来。鹅吃东西有个特点，见到能吃的就会没命地吃，直到食物填满整条脖子。而且鹅的消化能力非常好，没过几小时所有的食物就消化完了，它们就会折回来继续吃。
试验成功了，王永庆开始向农户收购那些很瘦的鹅，农民见没人愿意要的鹅居然有人肯出钱收购，就很高兴地卖掉了。王永庆把收购的瘦鹅集中起来饲养。瘦鹅饱受饥饿的折磨，看到食物就拼命吞食，甚至喉咙里都塞满饲料才肯暂时停下；几个小时之后，等胃里的食物消化了，立刻又狼吞虎咽一番。
如此周而复始，原本两斤重的瘦鹅，经过两个月的饲养，重量高达七八斤，非常肥大。这些鹅马上成了当时的抢手货，成了有钱人餐桌上的美味，王永庆也就此发了一笔小财。
究其缘故，因为瘦鹅具有强韧的生命力，不但胃口奇佳，而且消化力特强，所以只要有食物吃，立刻就肥大起来。
联想到自己的处境，王永庆忽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这样的瘦鹅，当时，他正窝在嘉义民雄的小砖厂，一边制砖，一边养鹅，这和瘦鹅的处境不是正好一样吗？鹅能够具有这么强的生命力，一旦有机会就会迅速膨胀起来，难道他就不能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吗？
通过饲养瘦鹅王永庆得到了两点启示：第一，一个人在失意的时候要像瘦鹅一样忍饥耐饿，锻炼自己的忍耐力。只要饿不死，一旦机会到来，就会像瘦鹅一样，迅速地强壮肥大起来。
第二，瘦鹅之所以瘦，问题不在于鹅，而在于养鹅的人饲养方法不当。企业经营的道理也是一样。企业经营不善，问题不在员工，而在老板管理方法不当所致。
这些道理在王永庆多年的经营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些道理恰恰是从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里得出来的，因此王永庆更加注重亲自实践，认真观察，生活中处处有学问。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一个贪婪的侵略者得到了可悲的下场。台湾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国民政府已经派员接管了台湾的政权，日本人并没有被要求离开，但是他们再也不能作威作福了，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天终于到来了。
新政权建立，百废待兴，有许多的机会。王永庆像其他老百姓一样对未来充满期望与憧憬。作为一个生意人，他想，日本人既然走了，台湾人民从殖民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现在应该是轮到自己做主人了，在日本人留下的各项事业中，应该可以找到能够有所发展的项目。但似乎一切都不过是梦中的花园，一切都事与愿违，国民党接手后情况越来越乱，从日本人那里接手的事业统统都转变为“公营”，已经没有任何剩余的事业可以留给老百姓去做。王永庆对国民党失望了，心凉了。
但未来的路还要走，生活还要继续。他决定还是做他的老本行继续谋求发展。
1946年初，王永庆在嘉义车站附近的公卖局制酒厂对面，投资兴建了当时台湾规模最大的碾米厂，10月正式开业。这时距1941年碾米厂关闭刚好5年。
1946年10月5日下午，阳光高照，晴空万里，米界同行、地方绅士、“政府”官员纷纷前来祝贺王氏碾米厂的隆重开业，盛况空前。人们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也就是这种时候了。他准备要大展拳脚，在米店界做出个样子给大家看一看。
然而一场无妄之灾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命运。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这一场本与经营米店无关的政治风暴却成了王永庆的灭顶之灾。“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加强了在台湾的军事统治，特别是对粮食等重要物资严加控制，严禁越区运输粮食，台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黑暗期。
1947年3月11日（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不久），王永庆请人从嘉义中埔乡运来一卡车的稻谷，车刚抵碾米厂，立刻出现了两名警察，要求他到警局接受审讯。到警局之后，不容他辩解，立刻以越区运粮违反粮食管理条例的罪名，拘禁他29天。
后来经过检察官的审讯，证明他所买的稻谷是从同一粮区运来，总算无罪开释。不过他却无缘无故被关了29天。
遭到无妄的牢狱之灾，王永庆内心愤愤不平，同时他认识到这种不问青红皂白而妄加罪名的后果是多么的严重，还好，只是拘禁了29天，如果是被冤枉致死，那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
这就是一个成功人士的精明之处，能够首先想到大环境，从而作出明哲保身的决定，这样做生意才有可能成功。
出狱后，王永庆立刻查阅粮食管理条例，发现其处罚极为严酷，有关死刑与无期徒刑的刑罚案例则比比皆是。王永庆再三思量，处在当时敏感的政治气候之下，动辄得咎，难保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冤枉之灾，于是壮士断腕，决心放弃深具浓厚感情的米生意。
此时，王永庆的事业再次陷入困境，面临着重新选择行业的局面。就在他走投无路之际，王永庆结识了建南汽车货运公司的老板林先生。
这位老先生也久仰王永庆的大名，知道他是一个敢闯敢干、眼粗心细的人。
两个人一商量，为什么不做木材生意呢？
八年抗战胜利，台湾重回祖国怀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饱受美机轰炸的台湾地区，处处断垣残壁，一切建设方兴未艾；再加上1950年发生朝鲜战争，恢复美援，军方成立“军事工程委员会”，开始大兴土木盖营房，因此，建筑业呈现蓬勃的景象。
做木材生意，林老板有汽车，运输自然没有问题，只要王永庆能够找到木材就可以了，此时大搞建设，木材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这确实是个好生意。
于是，王永庆开始了他的木材生意。这是一项新的事业，他开始只能做些小买卖，也因外行，缺乏经验，经营不善，血本无归，而暗自伤神。所幸挚友林老先生再一次鼎力相助，他才得以度过难关，站稳脚跟，并扩大业务，从原来的木材小批买卖逐渐发展为收购原木与委托加工的多项经营项目。
由于经营木材业的缘故，王永庆的足迹踏遍台湾著名的林场，诸如：嘉义的阿里山林场、罗东的太平山林场、丰原的六雪山林场等，也结识了木材界的“绿林好汉”，为他在木材业的崛起与扩展新的领域奠定了根基。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木材业仍是他的重要事业之一。
王永庆从事木材生意，对客户收账条件放得很宽，而且从不向客户要求担保，庆幸的是也从没有因此吃过倒账，也没和客户发生争执。原因在于他不但充分了解客户，而且也和客户建立了良好的交情。当时有超过半数的营造厂都是他的客户，事业蒸蒸日上。
前华夏海湾塑料公司董事长赵廷箴，当时从事营造生意，需要大量的木材，由于对王永庆提供的服务与协助感到满意，所以成为了他的大客户。其所需木材优先采购他的，使他的木材生意大有起色，也因此大发利财。
当赵先生投资成立营造厂时，需要缴一笔保证金，曾向王永庆请求帮助，王永庆当即答应，借与黄金十条，后来，这家乐丰营造厂一位顾姓人员送还黄金时不慎中途遗失一条，王永庆也没有追要。从此他们两个也因此成为了商场上成功的合作伙伴。当时他做营造厂的生意，工程上所需的木材，大部分是向王永庆购买的。
从这件事王永庆明白了帮人就是帮己，在别人困难的时候伸一下援手，别人自然不会忘记，总会想办法报答。
好景不长，灾难接踵而至，王永庆的木材生意遭遇大挫，这次甚至令他不得不流亡海外。台湾地处亚热带，雨量充沛，气候湿润，森林茂密，木材蓄积量大，是中国的林业基地之一。光复后，台湾进入重建期，国民党大兴土木，对木材的需求大增，是木材业发展的一个很好的商机。但中国还处于内战时期，台湾是国民党在大陆战场的重要物资基地，木材像粮食一样，也有严格管制。为此，国民党在台湾成立了台湾林产管理局，除居民留有寥寥无几的杂木、茶山外，所有森林都划归林产管理局接管经营。即使市场木材交易，也只有持有林产管理局所开具的提货单方能行得通。这一张提货单成为申请单位、商人与官员们谋利的法宝。王永庆对此却一窍不通。
当时，全省上至军方，下至乡镇公所及各级学校，不论有无建筑需要，都提出建筑计划与营造设计，向林管局提出木材申请，然后全部交由木材商人包办。商人为了通过这些申请，只好支付一笔好处费给申请机关。然后，这些商人再与林产管理局主办单位进行交易，林管局根据商人给的“好处”多少决定批拨木材的数量及质量的好坏。其结果是，申请机构、商人与官员均有利可图，大发其财，最后导致滥发提货单，并爆发了林产管理局局长洪维炎的木材卖空买空案，震惊全社会。台湾的官商勾结从此愈演愈烈，成为当今台湾社会挥之不去的恶梦。
更可悲的是，森林遭到乱砍滥伐，与此同时木材浪费也很严重，甚至将千百年的宝贵桧木伐下用于铁道枕木。环境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大量的水土流失，每逢暴雨，山洪暴发，泥石俱下。一些地方的居民生活更加艰苦。
台湾这个海岛的水土保持遭到种种破坏，令人痛心疾首。王永庆记得光复以前，家乡新店溪一年四季溪水盈盈，景色怡人。即使天旱时，河川也是一片水蓝，从不见底。但是现在一遇天旱，河川立即变成坝沟一般，甚至干涸见底。每当看到这种情境，就会想起他童年时的情景，王永庆抚今追昔浩叹不已！
在那场木业大战中，造就了许多发财的商人，也有人付出了代价。王永庆因木材而发了不少财，也曾一度迷失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