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木材商人，他也加入了伐木盗林的行列，不久就遭人揭发。台湾警方就此向他发出了通缉令，王永庆被迫流亡日本。能够逃脱是幸运的，在日本他靠一些朋友们的帮助，生活也很安逸。唯一不能释怀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台湾，这让他特别惆怅。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败北，被迫撤退到了台湾。刚刚来到人生地不熟的东海一隅台湾，国民政府要在这里站稳脚跟，唯有发展经济一条路。这时正急需有胆有识的民间企业家来办实业。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陈诚从大局出发，力排众议，力保王永庆回台，让他又度过一关。
回到台湾后，王永庆才知道在自己流亡的过程中，弟弟王永在曾经替他坐了几年的牢狱，心里很愧疚，对弟弟更加好了，从此兄弟俩人更加亲密无间。同时，王永庆也很感激陈诚的知遇之恩，从而结下了陈王两家的友谊，这在台湾已是众人皆知的事。陈诚去世后，王永庆出钱出力，为其寻觅风水宝地。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后来一度出任王永庆创办的明志工专学校校长。这是后话。
王永庆回到台湾仍旧做木材生意，由于国民党来到台湾的时候，带来了大量的资金，一到台湾便大兴土木，大搞建设，大量的资金投入必然带来木材业的飞速发展，价格暴涨。
这为王永庆所从事的木材行业提供了黄金般的发展机会。王永庆抓住这个机会，利用自己的优势，迅速发展，几年之间，便牟取到暴利，从一个小商人发展成为一个大商人。但是，木材生意的丰厚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涌入。王永庆从热火朝天的建筑热潮后面看到了一丝不祥，预感到潜伏的危机。
王永庆认为，过不了几年，建筑业将进入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对木材的需求将会减少。木材生意不可能一直红火下去，所以，必须另辟蹊径，投资有发展潜力的行业。经过认真考察和反复研究，王永庆决定把资金投向工业。
果然没有多久，兴旺一时的木材行业走向萧条，他不得不面临新的选择。这成为王永庆跨入塑胶业大门的契机。
睿眼识金，转行塑胶外销经
在不能确定走哪个方向的情况下，不妨先走两步看一看。王永庆要重新选择投资什么产业，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只有走一步看一步。
正在此时，台湾当局也在进行产业规划，这与王永庆的转型刚好是同步的。然而王永庆是如何切入到“政府”的产业政策规划之中，从而进入塑胶行业的呢？这里面有许多偶然的因素。
1953年，台湾当局设立了“经济安全委员会”，并任命尹仲容为召集人，负责拟定玻璃、纺织、人造纤维、塑胶原料、水泥等建设计划。恰好此时，美国政府答应援助台湾5000万美元用于建设，其中包括这些工业项目。
这个消息令王永庆很兴奋，有美国援助这样的好事情，总要想办法找到一个可以投资的项目。当时赵廷箴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想与人合作搞一个项目，这样王永庆就进入了他的视野。他们曾经合作过，在赵廷箴心目中，王永庆是一个信誉卓著的生意人，也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好朋友。
有一天，两个有共同想法的商人走到一起，说出了各自的想法，他们都想进入工业，至于投资什么项目一时还没有决定，两人商谈很久，最后，王永庆采纳了赵廷箴的建议：投资水泥行业。
当即，王永庆就打报告给台湾“工业委员会”，谁知，申请报告递交上去之后，才知道水泥项目已经被台湾水泥界前辈束云章老先生捷足先登。面对这样的处境，王赵二人不得不再次商量，权衡之后决定投资轮胎业，然而，轮胎业项目也早就被人盯上了，已经提前打了报告。两人顿时傻了眼。
看好的行业都被人占了先机，王永庆意识到不能这样闭门造车了，要走出去看一看。
赵廷箴也同意，大家决定直接到“工业委员会”咨询一下。恰好赵廷箴有一个在上海认识的朋友，叫严演存正在那里任职，他们决定走这条路试一试。于是，两人直接来到“工业委员会”，但是，当他们找到严演存时，严演存并没有表现出应该有的热情。王永庆并没有在意这些，毕竟做大事的人不能光注意别人的脸色，意气用事就很难做成事。为了尽快得到一个项目，王永庆只能利用严演存这条路。
王永庆非常恭敬地向严演存说明来意。严演存的眼睛只是斜视了一下王永庆，然后漫不经心地说：“可以办的厂有的是，像塑胶厂，生产PVC的，不知两位听说过这种产品没有？”
王赵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些东西。
严演存见他们面红耳赤的样子，就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嘲讽地说道：
“两位还是先弄明白塑胶是什么东西再来吧。”王赵两人吃了闭门羹，愤愤不平，骂骂咧咧地走了。其实关于塑胶的项目，“工业委员会”已经有了规划。尹仲容等人是准备让官方企业台碱来承担，即由台碱来投资PVC厂，这样可以节省成本。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因为，台湾规划中的第一批16家工厂，都有美国政府的援助，美国方面主张，所有项目原则上都应该由民营企业来承担。如果台湾方面决定由官方企业来承担，就可能失去美国援助。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台湾需要大量的资金，美援太重要了。所以，考虑到这么一层因素，尹仲容等人最后决定由民营企业来承担PVC项目。
关于塑胶项目的人选当时意见不一，有人认为何义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因为何义早年从事化学工业，旗下的永丰化学公司在台湾影响很大。尹仲容持此意见，并且强调何义早在两年前已经从日本引进了塑胶生产技术，并且投入生产，只是一直没有形成规模。
何义了解到这件事以后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有美国的援助，还有“政府”的辅助，这简直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这个精明的商人怎么能放过呢？
很快，何义成立了福懋塑胶有限公司，为筹建PVC厂，他还亲自远赴欧洲、美国和日本进行考察。
考察之后，何义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很明显的劣势，从而失去了信心。他发现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家日产PVC都在50吨以上，而台湾当时计划是日产4吨，相比之下，产出少，成本就会增加，另外，台湾全岛日消耗PVC只有2吨，其余2吨还得自己寻找出路。这些情况是致命的，因此何义得出结论：在市场上，成本高、价格昂贵的台湾PVC，要想战胜成本低、价格优的日本、欧洲、美国PVC，谈何容易？
何义想放弃这个项目，又有一点舍不得，所以一直没有对外面公开宣布过。然而不久，何义在去日本考察的时候，不幸逝世，从而使塑胶厂项目彻底破产。
尹仲容急于找个下家，肯做塑胶厂项目，所以当他从严演存那里得知了王赵二人的事情后，就嘱咐严演存极力说服王永庆和赵廷箴参加PVC项目的投资。
多年后王永庆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关于选择塑胶当时自己并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一切都是偶然吧。这些话真实地道出了他当时的心情。先走两步看一看，也许就有机会，这也可以看作是努力的结果吧。
严演存根据上峰的指示，找来王永庆和赵廷箴，非常客气地向他们详细介绍了有关PVC投资项目的计划，希望他们能够投资PVC项目。王永庆听完严演存的介绍之后，一时拿不定主意。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去咨询尹仲容，尹仲容似乎早就料到王赵二位会来找他，于是，尹仲容向他们详细地介绍了塑胶行业的发展前途，并且还就美国方面的援助以及台湾当局对塑胶行业的优惠政策做了说明。
尹仲容让他们打消了顾虑，让事情看起来似乎是一本万利，王赵二人却想到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还是要亲自去调查一下。王永庆开始走访学者，请教业内名人，亲自到日本考察，回来之后对台湾当时的状况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经过反复权衡，得出了与何义相反的结论，王永庆认为这个项目还是可以发展的。因为烧碱生产地遍布台湾岛内各地，每年有70%的氯气可以回收利用制造PVC塑胶粉，这样生产塑胶的原料就不必担心了；而塑胶工业作为基础工业，在台湾经济复兴阶段的作用是巨大的。
这可以用什么结论来解释呢？同一件事情，却有不同的看法，这直接影响到了事情的发展和下一步的运作。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肯定会遇到嘲笑的人群，这是一个定律。所以才有但丁的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当时，一位非常知名的台湾化学家知道王永庆准备上马塑胶项目之后，嘲笑王永庆不自量力，连塑胶是什么都没有搞懂，就做塑胶生产，预言王永庆及其合伙人最后肯定会倾家荡产。
王永庆周围的人也认为王永庆是昏了头，是异想天开。这些，都没有让王永庆减弱对塑胶项目的信心。
事实证明他成功了。多年以后，王永庆认为是自己的坚持成就了自己。因此他坚信：自己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当别人不相信你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决定！
1954年3月，王永庆登记设立了“台湾塑料工业股份有限么司”，自有资金约50万美元，美援有67万美元。
然而美援并不是可以随意支配的，只能用于购买设备以及向国外引进技术，而且要经过美援机构——怀德公司审查。1955年3月，怀德公司于审查中，突遭美国国会某议员反对。理由为，援助67万高额美元，每月仅计划生产100吨，那是不符经济效益的。因此，美援遭到搁置。后来，经“政府”苦心争取，同年12月才重新获得美方同意。
因此，实际上直到1957年3月，台塑建厂才宣告完成，并正式开工生产；每月产量只有100吨，是世界上规模最小的。即便如此，仍旧供大于求；所制成的产品只有胶膜，一般称为化学玻璃布，品质很差，做成雨衣一穿即破，以致一般用户认为化学品都是骗人的。其余的用途有软质PVC，将它压制成细条状，用于编制小袋子，消耗数量也很有限。
困境马上就出现了，而危机随着爆发，这不但出现在销售上，还表现在股东之间。
台塑公司自行生产PVC塑料粉早就风闻业内，大家对产品的品质没有信心，所以仍用国外进口的产品。迫不得已，“政府”采取了管制进口的政策，然而一些公司早在管制之前已经储备了7个月数十吨的需求量。因此，从开工到年底，十个月没有卖出一吨PVC塑料粉，库存堆积如山，危机开始出现。
公司处于骑虎难下、进退两难的境地，几乎已经到山穷水尽、奄奄一息的地步。
此时，经济部长尹仲容为王永庆指明一条出路：本省市场狭小，除非开拓外销市场，否则死路一条。要拓展外销市场，以当时每月100吨产量的规模，根本毫无竞争力。所以，他一方面决定扩厂，希望大量生产以降低成本；一方面筹组二次加工厂，为台塑的PVC粉找出路。
此时股东的意见产生了分歧，许多人开始认为投资塑胶行业是错误的，纷纷要求撤股，企业的发展到了紧要关头。这也是考验一个领导者信义和毅力的时候，王永庆却在此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开始四处借钱收购股东手里的股份。这个决定的后果是严重的，如果企业经营不能成功，这无疑于自取灭亡。但是王永庆坚持下来了。
到1958年，月产由100吨增加至210吨。成本虽然稍降，但那时日本已增产至五六千吨，他们如此高的产量，成本自然更低。此时，王永庆决定第二次扩充增产。
对于第二次扩充增产，大多数人都认为增至600吨比较保险，就连外国的顾问也持这种看法。然而王永庆力排众议，主张增至1200吨。
结果，在当时“工业会”第一处处长沈观泰的支持之下，1960年顺利完成1200吨的扩建计划。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外汇管制甚严，若非沈观泰先生的支持，赞成1200吨的扩建计划，今日PVC工业之发展不知要落后几年。因此，王永庆深深感到工业的发展，计划和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次扩建计划完成后，产量激增，成本大减。
除了进行1200吨的扩建计划之外，王永庆于1958年成立了南亚塑料公司，做二次加工，生产胶布与胶皮，设法协助台塑销售PVC粉。产量上来了，成本降低了，下一步就是要想办法找到产品的出路。二次加工需要加工技术，PVC的加工比PE（聚乙烯）、PP（聚丙烯）等其他塑料之加工都困难。王永庆曾经数次请国外的一些厂商协助，然而就算他愿意支付技术指导费，也很难得到外商的协助，公司要发展只有靠自力自强。
当初南亚建厂时，只有一部胶布机。第一年，开工率不到一半；还有数部制管子的轧出机，技术拙劣，品质不稳定，以致工厂亏损累累。等到二次加工品质较稳定后，王永庆又想设立三次加工厂。有一次在香港，王永庆遇到一位名叫卡林的美国人。卡林在日本神户开了一家很小的吹气玩具工厂，这正是王永庆所需要的三次加工厂，为了能把他吸引到台湾来办厂，王永庆给了他非常优惠的条件，同时提供资金支持。就这样，一家一家的三次加工厂办了起来。
后来，王永庆与卡林在新店合作设立了卡林塑料公司。卡林塑料生产吹气产品、雨衣、浴室帘布、尿裤等塑料制品。这样王永庆解决了三次加工的技术难题，同时为自己生产的塑胶产品找到了销路。
之所以王永庆这样大胆，源于他算过的一笔账，那时候的直接工资，大约是产品的6％；换言之，假定售价是100元，直接工资就是6元。而美国当时的工资大约是他们的15倍，是90元，虽然台湾地区的工资便宜，但效率比较差，加上美国的生产设备精密度较高，他们的生产效率大约高出台塑2～3倍。假定是2倍的话，那么，台塑工资6元，他们实质上就是45元，相差39元。台塑的产品由台湾运到美国的海运费及关税大约要10元。扣除10元实际相差29元。纵使买主再杀一点价，大家还是有利润可赚。
正是基于这笔帐，王永庆才敢放开手脚地去做。当时，公司外销的塑料制品全是廉价品，所赚的就只是工资的差额。经过扩厂大量生产，降低了成本，并在成立二次及三次加工以拓展外销的情形下，总算解开PVC粉滞销的困境。以后逐步发展，不但打开了PVC粉的销路，也促成PVC塑料加工蓬勃发展的局面。
抑己排敌，石化王国格局经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企业要不断的发展，将面包做大，这是企业发展的出路，是任何一个成功者不可忽视的问题。
要扩大产业，首先从扩大产品范围开始，如果仅限于从事塑胶吹气加工，在石化工业领域是不会有大的作为的，也不能进一步扩大PVC销路。王永庆要走出这块小天地，必须让塑胶三次加工业产品多样化，大批量生产，才能降低成本，扩大销路，走向国际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