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生产20万辆汽车，自制率要达到7成，而且其中10万辆要出口，这怎么可能呢？”王永庆说道：“目前台湾的汽车工业不但品质差，而且价钱贵，这是整体行业的落后，要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一种价钱不超过10万元新台币的汽车，而且性能要好，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台湾汽车工业的底子的确很薄弱，但这并不代表就没有可能啊。”“是有可能，但是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汽车工业是一个综合产业，一部汽车大约有一万个零件，每一个零件的品质都要达到一定的标准，以台湾目前的科技水平，还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才能做到。目前台湾有一百多家汽车零件生产工厂，如果要制造汽车外销，就要将这些工厂全部改过。”王永庆对台湾企业的工作品质太失望了，这也是他认为发展汽车不可能成功的主要原因。
王永庆认为，任何以为台湾汽车工业可以很快建立、迅速发展的想法都是很肤浅的，对工业的发展没有任何好处。当然，后来他还是介入了汽车工业，那是后话了。
小处文章，环环链条及根本
社会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每天都有新的科技成果诞生，每天都有无数的商业机会出现。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产业发展也同样是这样。
企业经营没有止境，产业发展没有止境，改善也没有止境。只有改善才能发展，反过来，发展会促进改善，才能实现改善的目标，而这一切都依赖于脚踏实地的工作。
脚踏实地就是要认真地从一点一滴做起，要把事情想到根本，做到细节，否则，就算机会摆在面前，也很难抓住。如果把经营看作是抢占一时之机，那就更错了，经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非投机性的生意。
投机也许能让企业得一时之利，但往往会影响企业的长期发展。为了一时的利润，抱着侥幸心态做事，很可能会遭遇险境。因此企业管理者任何时候都要脚踏实地，以过硬的产品为武器，才能让企业不断地向前发展。
拿台塑来说，台塑的客户既有本地的也有外国的，在供货问题上就要讲究技巧。
有时候，由于原料缺乏或者市场需求过大，就会出现供货不足的现象，这就要兼顾国外客户与本地客户。抓住外国客户则可以增加外汇储备，这样进口原料就要容易得多，有利于扩大生产。而本地客户都是老客户，应该予以照顾，因此也不能忽视。
有些人会见利忘义，见外国市场利润高就把内销的产品卖到国外，而把本地市场弃之不管，这样就会失去一批老客户；相反，如果放弃了外国客户，对开拓国外市场是很不利的，没有诚信的企业是很难被人接受的。合理变通，不断改善，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王永庆通过对发展中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企业的对比，说明了改善的重要性。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并不热衷这些，他们的工厂陈旧破烂、设备简陋、科技含量低，生产的产品品质自然不会很高。但是他们的利润并不低，赚的钱并不少，然而那些钱并没有用来改善生产设备，而是用在了个人挥霍上，久而久之，受牵扯的还是企业。
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恰恰相反，其设备新颖，生产性能高，品质佳。但到经营者家里一看，一切设施都很简单，他们一般把所赚的钱都用在扩大再生产上了。
两相对比，反差很大。很容易得出结论，前者将会越发展越强大，而后者呢如果不加以改善，不仅不可能发展，还会有倒闭的危险。
没有改善就很难有所发展，这就是改善的作用。有一次，台塑集团宴请日本某机械厂社长。期间随行的一位技术员开门见山地对王永庆说：“为什么你们的尼龙产品都不考虑质量呢？不但比日本货差很多，连韩国货也比不上。按照你们现在的工艺生产的尼龙丝只能作加工丝，如果用这种丝制成布，肯定不合格。”
王永庆当时听了感到非常震惊，他没想到自己生产的尼龙丝的品质会这么差。但是由于当时刚刚开始生产，还没有制定质量标准，就是这样质量的尼龙丝还供不应求。大家都觉得那个日本技术员有点危言耸听，而王永庆却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意见。
那个日本技术员又说道：“现在尼龙丝供不应求，当然品质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但是等到了市场萧条的时候，难道还不用考虑品质吗？”
“那么是什么影响到尼龙丝的品质呢？”王永庆问道。“问题并不是在设备上，而是人员的素质和管理上。生产过程中的许多因素和细节都需要注意，如果管理人员不能认真地分析改善，尼龙的全面品质是很难提高的。每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让尼龙丝的品质下降一大截。”日本技术员的话在王永庆心中引起了共鸣。台塑投资尼龙产品耗资巨大，所生产尼龙产品主要用来出口，如果真如那位技术员所说，那就应该引起注意，加以改善，以免造成很大的损失。
最让王永庆担心的是制造尼龙的中间原料。在当时，这些原料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中主要的原料CIF大约每吨420美元。然而随着尼龙产品的走俏，这种原料的进口价格也开始成倍增加，以至上涨到每吨2000多美元。
然而这种原料在原产地每吨只有800美元以下，所以台湾的尼龙制造业面临着很大压力。果然不久国外的厂商开始在台湾倾销尼龙丝，价格只有1400美元左右，台湾的尼龙丝企业损失惨重。后来，虽然原料的价格一度降到1200美元，台湾的尼龙业联合起来坚决不再购入价格不合理的原料，这样才摆脱困境。
经过这样的现实，王永庆深切体会到中间原料受制于人的苦楚，因此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首先要确保原料供应。这对他以后努力发展轻油裂解和重油裂解工业有关，目的就是实现塑胶原料的完全自给，从而摆脱受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
改善也是需要智慧和力量的，这要有敏锐的洞察力。
比如长庚医院建立以后，血库来源多是一些学校的学生，如果赶上学校放假，就会出现供血不足的情况。不能输血，病人就不能做手术，将直接影响到病人的治疗。
王永庆得知这种情况后，马上放下手头所有的工作，前往医院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要求通过其他途径联系血源，一定要保证血源充足，而且要充分考虑到随着医院病床数的增加，以及用血量的增加，不断扩大血量的储备，做到未雨绸缪，万无一失。
后来证明他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用血量果然增长很快，由于库存血量充足，长庚医院没有因此而恐慌。
饮水思源，亿万财富报民生
“死而富有是一种耻辱。”这是洛克菲勒在遗嘱中说过的一句话。这个在商场上吝啬、冷酷无情的人，在晚年捐献了大部分的财产。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卡耐基在美国各地捐资建了大量的图书馆、博物馆；一手缔造华尔街的美国金融家摩根则购买了大量的艺术品用于捐赠，在他死后仅留下数千万美元，洛克菲勒感慨地说：“摩根都算不上是一个富人。”
王永庆同样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钱在赚到一定的程度后，实在是没有什么用处了，而人生最主要的是能够为人类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有些人富有了，不外乎就是买别墅、汽车、宝石、服饰等物质，而很少追求精神生活，这样就会变得空虚。为什么人们往往忘不了挣第一笔钱时的喜悦？那是初次付出所得的回报，自然会欣喜万分。物质生活有满足的一天，而追求精神生活才是最终的根本。
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如何能够被世人所接受，就成了成功者一个最大的心病。毕竟没有人因为富有而被人们纪念，能够被人们常挂在嘴边的是那些富有了而能为他人贡献的人。当代商业调查公司的奠基者乔治·盖洛普博士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人们对历史上有些人物念念不忘，有时并非由于他们的政绩如何、战功多大、拥有多少财富，而只因为他们性格上的细微特点。”
王永庆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严格的工作作风、对社会负责的态度，都已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1972年，朋友问王永庆：“你现在这么富有了，就是不工作仍可以随心所欲，何必还这么辛苦地工作呢？”他回答：“工作已经成为了我的事业，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为了追求个人财富，况且我的财富创造的过程和社会密不可分，能够将财富回报社会则是我最大的心愿。”
一晃10年过去了，转眼就到了1981年，又有人旧话重提。王永庆表示：“我这样努力工作，是一个社会责任问题，我要对台塑集团的员工和所有投资者负责。如果企业经营没有上轨道，这不是害了很多投资者吗？我死掉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人家辛辛苦苦把积下来的血汗钱投资在这里，不能盈利反而损失，我于心不安。为了道义与责任，我不能不努力工作。”
因此，王永庆始终身体力行，走在企业的最前面，宁可自己受苦受累，而不愿有丝毫的放松。他常说在其位谋其政，如果有一天不能为企业发展做贡献了，他就会主动离开让位给那些有能力的人。
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王作荣在一篇阐述如何利用人才为社会服务的文章中，把王永庆列为稀有人才，并建议“政府”应该给予政策和资本的支持，利用他的智慧进行经营，来为社会多做贡献。
他在这篇题为《思议那不可思议的》的文章中提到，并不是任何人都具有带动整个社会进步的能力，这样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他们可以为社会发展带来非凡的动力，实现社会的快速进步，达到人们的共同富裕和社会秩序的极大改善。因此，他建议对这种人要由“政府”组织起来，合理利用，发挥他们的最大潜力。
王教授的这种想法是好的，他希望王永庆能实实在在地为工业社会做点事情，来带动台湾经济腾飞，同时促进经济结构的改变与工业的升级，建立几个诚实经营，并由社会大众投资的非家族、非财团企业，以形成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管道。
其实，不用别人提出来，王永庆也是这样做的。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兑现自己对社会的承诺。王永庆始终把建立一个彼此关爱的和谐社会当作他的一个理想。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王永庆要到马偕医院在北投和淡水间的竹围设的分院去观摩一下，以此来与长庚医院做些比较，从中得到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他还顺便到淡水高尔夫球场去看看，因为自从弟弟王永在担任会长职务以来，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来过了。
一路上车辆非常多，车流走得很慢。就在此时，一辆机器脚踏车在一辆计程车前嘎然而止，应该是没有碰到，如果碰到了也只是轻轻蹭了一下，这样争吵就爆发了。骑车人停下来，捡起路边的一块石头，不由分说就要砸计程车，结果两个司机就打了起来。
许多人围观，却没有人劝解，还有一部分人幸灾乐祸。这种情况是王永庆不想看到的，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人与人之间如果总是这样敌对，就很难有所发展和贡献。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够互相礼貌、团结合作，那么怎么可能实现理想社会呢？
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用说两辆车没有碰到一起，就算是碰到了一起，怎样解决有规章可循，而没有必要发展到吵架和动手打人的地步。这就凸现了一个民族的素质以及文明发展程度，而这对社会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王永庆也曾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知道，在美国也有这种情况发生，如果车子坏了，对方就会很爽快地拿出保险卡，请对方到指定的修理厂检修，大家都会非常客气，没有必要动手。如果是中美洲一些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把车停在路边休息一下，经过的车辆都会停下来，询问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这就充分显示了人与人之间和谐友好的关系。可见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社会的发展水平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按照马斯洛的理论，人在满足了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以后，更依赖于社会需要，人们能从人与人的交往之间得到想要的温情和关怀，这就是人的社会属性，难道台湾的物质丰富了，人的社会属性反而退化了？这是不应该发生的现象，王永庆希望这个社会越发展越美好，而不是越发展人与人之间越隔阂、越冷漠。
但是往往会事与愿违，就拿捐献眼角膜来说就可以看出时下的人们对社会的冷漠。
很多人由于失明而对这个社会失去信心。整日生活在黑暗里的人是痛苦和压抑的，所有的风景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片黑暗，因为他们没有眼角膜。美国作家海伦曾经说过，如果给我三天光明，那将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人们往往忽略了自己拥有的东西，从而忽略了别人的痛苦。如果全社会都来关心那些失去光明的人，踊跃捐献自己的眼角膜，那么社会上就会有许多人看到光明，从而使人生发生改变。但是现实中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尽管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仍旧只有很少的人主动要求捐献眼角膜。
一个偶然的机会，长庚医院与斯里兰卡国际眼库取得了联系，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许多病人从那里得到了捐献的眼球和眼角膜，移植成功并得到了光明。有些人激动得痛哭流涕，亲人们则绽开了笑颜。为了表示感谢，有些人送锦旗、送鲜花，甚至有些病人要下跪。
这些重获光明的人却没有一个用的是台湾人的眼角膜，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啊。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医学水平来说，台湾地区都要远远超过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人能办到的？台湾人为什么就办不到呢？
人总要有死去的那一天，从社会公德出发，能够在死后为别人贡献一点力量，让一个人重获光明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有感于此，1981年王永庆发起了眼角膜捐赠运动，并率先预捐了自己的眼角膜。20多年来，共有1200多名患者在长庚医院实施了眼角膜移植手术，重见了光明。
王永庆为公益事业多次捐款，1985年，他与弟弟王永在合捐一亿元新台币，创下了台湾私人捐款的最高纪录。台塑集团为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台湾“经济部长”江丙坤就曾公开宣称：“1993年台塑营业额是309亿，净利是39亿，王永庆占9%的股份，获利3亿多，然而获利最多的是台湾12万股东，再有就是“政府”获得的税收29亿；还为台湾创造了5000个就业机会，这方面的效益更是无法评估。”
此外，王永庆还创办了明志工专，设立长庚医院，成立明德基金会生活素质研究中心，并把台塑的管理制度移转给下游工业。
当年，王永庆斥资105亿元新台币创办了私立明志工业专科学校。这所学校坐落在台北县泰山乡贵子村山麓，面积20万坪。王永庆办学不是为了赢利，他要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
学校收费非常低廉，同时还为那些贫困的学生提供工读机会，让他们利用寒暑假到台塑集团的工厂实习，这样不但能够学用相长，而且能为他们带来一定的收入。许多学生就是靠这些工读的工资支付了学费和生活费，完成了学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