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劳动才有意义、吃苦才懂道理，人们只有改变过去错误的观念，磨炼意志、健全精神、苦干进取，这样，自然会敬业乐群、工作愉快，这才是成功的心态。
王永庆的坚韧表现在很多方面，无论是生活中还是经营过程中，他都不畏困难，勇立潮头。
守信尊品，一诺千金讽温情
如今的社会似乎更重视商业道德，通过建立一种信用等级，来衡量一个商人的道德水准，从而影响到整个贸易，进而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追求品质在发达国家来说已经不算是什么新概念了，然而对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贸易并不是斧头换大米这么简单，那靠什么来保证商业信誉呢？这就是品质，包括人的品质和产品的品质，商人只能通过以往的表现来衡量品质高低，从而决定合作的程度。品质直接反映着一个商人道德的水平，也就成为了一个商人的经营准绳。对人、事、物的品质的追求，王永庆从来没有放松过。在他看来，社会的进步或落后，国家民族的兴盛和衰弱，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关键就在“品质”二字。做人做事，任何项目都离不开品质。
一个企业要发展，只有努力追求品质第一才能成功，这也是王永庆自己的亲身体会。他做人、做事、做企业都在追求着这个目标。
王永庆认为品质是企业成败的关键，其实他在早年开米店的时候就已悟出了这个道理。
同样是米店，大家的米是一样的，为什么他的米店会从刚开始的无人问津，发展到最后的每天卖出一百多斗的销售量呢？这就是品质的力量。王永庆对每一个来买米的客户都很热情礼貌，这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也就慢慢接受了他和他的米店。有人说做生意首先要让人接受你这个人，然后才会接受你的产品。所以，能够和所有的顾客搞好关系是最主要的。
他改良米的品质，把一些砂石和稻糠从米中捡出来，这样就会增加产品的竞争力。王永庆把米的品质提到了最高，这换来了更多的顾客。同样的价钱，高品质的产品会更受到欢迎，这是经营中一条不变的定律。
同时他提高服务的质量，主动送米上门，这样就帮助那些家庭主妇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他会在米吃完前，把米送到人家里，这样方便周到的服务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的。从而巩固了他和客户的关系，把客户群进一步扩大。
而且，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他都会送米上门，哪怕只有一斗米。他还经常是把米先赊给顾客，等到顾客有钱的时候才上门讨要，这首先建立的是一种人道的经营原则，大家就会觉得他能够为顾客着想。这样王永庆和顾客之间的关系往往已经超越了买米和卖米的关系，而成了忠实伙伴。
因为大家已经接受了这个人，相信他不会骗人，不会坑人，只要他说的肯定错不了，一句话，就是大家相信他品德高尚。如此而来，王永庆想要不成功都很难。
王永庆相信企业的成功有很大的偶然性，然而企业要生存发展下去就只有提高品质一条路。
以产品的品质为例，任何一种产品，只有做到价廉物美，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然而，工人们在生产的时候，往往是极力追求产量，以便完成既定的生产任务，但是，如果产品的任何一方面品质出现差错，比如没有达到技术要求，那么任务都将难以完成。这些不能单纯地怪到工人身上，因为这些差错可能来自企业的管理品质和操作品质。
工业落后的地区往往忽视综合性的品质。企业不能光靠机械性能好，买到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就可以了，耗材、机械和技术可以用金钱买到，人员的素质和管理技术却不是有钱就能做好的。
王永庆认为，比较落后的地区，消费者对产品的品质要求不是很高，往往还可以应付，毕竟没有竞争，产品的品质就很难引起注意，就不会有改善。这样一来，不但浪费了资源，而且许多工人也因此不注重品质。这样一旦竞争者出现，而且其产品品质较佳，大众就会转而消费那种产品，那时想要改善，恐怕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品质影响着企业的生存。
先进国家一向重视人、事、物的品质。使用同样的原料，因为注重品质，产品符合水准，自然就会得到消费者的认同。因为顾客认识品质，乐于采用，厂家因而建立信用。信用经营，已经成为企业普遍采纳的一个经营理念。产品品质是一种结果，反映了生产过程所有因素的品质。产品品质优良，说明了企业管理完善、有计划、懂分析。
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品质不会凭空就能提高。若有优良的产品品质必得先有优秀的人的品质。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样人的品质就成为了一切的根本。王永庆相信，企业要追求利润，而利润的创造完全依赖于人，人的品质是决定一切产品品质的根本。王永庆认为，外国和台湾地区之间对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他说，人们常说外国人是现实主义，台湾人是温情主义。外国人现实，以业绩来评判每个人的能力，要求工作品质，分配合理的工作量。说他们是现实主义，其实是人才主义。而台湾的温情主义只是徇私，这样对企业品质的提高没有什么好处。所以，美国能出现许多管理完善、产品驰名世界的企业，而台湾呢，却只有那么几家可以拿得出手的企业。
王永庆很赞赏发达国家对人的品质的评价方法。他们以业绩来评判断定每个人的能力，绝不是靠学历、靠年资作为标准来评判。这也是发达国家进步的原因之一吧。
人的品质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这和工作内容、努力程度有很大关系。年轻人开始做事，都希望做有意义而又容易的工作，待遇还要高，还要被人重视。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好事？他常常对年轻人说，容易做的工作，是不会有多大意义的。所以不要怕难，只要下定决心去做，任何伤脑筋的事终究会克服，任何乏味的工作也会变得有趣味。
王永庆始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在艰苦的岗位上，经过努力，一个人的品质就会得到很大的提升。
一个人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都必须勤劳，能吃苦，手脚越用越灵活，脑子也是越用越灵活。人，只有克服惰性，开动脑筋，才会对工作产生兴趣；有了兴趣，精神愉快，工作成绩自然就会提高，收入自然会增加。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高品质的人才，他们也将成为竞争的核心。许多管理者都明白了高品质人才的重要性，因而建立了自己的人才库。
如何搜集高品质人才？恶劣的环境倒反而是最佳的试金石，可以激发斗志，提升自己的品质。
王永庆要求经营者和高级管理人员，对人品质的要求，不能碍于情面，不能好坏一个样，没有分别。对于年轻的新进人员，如工作不力又劝导不改，干脆请他另谋高就。这样不但对公司有好处，同时给他一次刺激醒悟的机会，对他的前途也有帮助。
也可以通过员工做事的品质发现和评价其个人的品质。一个人数较多的企业，分析效率比较繁复。若是从小单位做起，人员控制在10～20名以内，检查其工作流程，分析每人的工作完成得好坏，处理事务正确与否，也就是说，对事的品质进行深入探讨，就很容易明白了。主管负责指导，不仅可以发现每人的工作量有多少，也可以通过他做事的品质对其做人的品质做出评价。
人才要靠谁去发现呢？产品的品质靠谁来监督呢？当然是管理者。这样管理者的品质就成了关键。
管理者如果拥有优秀的品质，就能够培养优秀的人才，进而提高做事的品质和产品的品质。
在一个企业里，如果使每个人的潜能都发挥出来，工作效率就会提高很多倍，生产力水平就会更高。挖掘员工的潜在能力，是企业管理者的一项重要工作，从中也可以看出管理者品质的高低。
王永庆说，日本最近15年生产效率提高了10倍，这其中有机械性能及技术改造的原因，但人的品质的提高、追求合理化使人的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应该是最主要的原因。
因此他常常反思，先进国家如美、英、日、德都在不断研究如何使个人的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即所谓合理化的改善工作，目前还在继续精简人员，反过来看自己的企业，还有很大的差距。作为管理者，自己需要反复思考：今天做了什么？每个月做了多少事？是否发挥出了自己的能力？通过这些反省，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目前企业的生产效率，并不一定比发达国家15年前高，可见还有很大的提高的空间。怎么提高？那就是从挖掘人的潜力入手。
要提高员工的品质，首先要从管理者自己做起。这个道理王永庆自然是非常明白的，他作为台湾企业界的经营之神，一直是身先士卒，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王永庆是一个诚实守信的人，这在企业界已经家喻户晓。
1978年，台塑集团营业额突破10亿美金，证明了台塑已具备与世界大企业竞争的条件。
当时，王永庆想扩大规模，急需1500万美金。他向台湾的银行借款，遭到官僚体系的种种刁难，转而向外国银行试试运气。
外商银行的作风，比台湾当地的银行更实际，他们在乎的是一个人的信用评估，而非房地产抵押、保人等形式。在一番调查之后，三家外银——英国建利百联银行、美国运通银行、美国信孚银行——决定联合放款1500万美金给台塑，利息极低，创下了历年来贷给台湾企业资金利息最低的纪录。这三家银行只要求他个人担保就行，并未要求台湾的任何银行担保，这在国际上都引起了震动。
从此，“王永庆”这三个字就成为一个“信用”的象征。为什么外商如此相信他呢？因为多年来他凭着信用，建立了良好的形象。人们相信，只要他点头答应的事，就一定会办到。
台塑公司1973年办理的现金增资的“溢价退款案”，最能证明王永庆的诚信。
那一年，台塑公司为扩建办理现金增资，提出增资股权的两成以每股244元的价位办理承销。当时不巧碰上石油危机，股价因而大跌。所以，在1974年初进行承销抽签时，股价已经滑落到每股238元。不久，台塑公司召开1974年度股东大会时，那些被套牢的股东向他提出承销价与市价之间差额的问题，希望台塑公司能补足。王永庆当场爽快地答应，在6月30日以前，如果增资股的市价未超过244元之承销价时，台塑公司愿意以6月30日的收盘价，作为补足承销价与市价之间差额的基准。
结果，台塑公司增资股6月30日的收盘价只有202元。他依照约定每股退回42元，一共退了4000万元，开创了股市空前的纪录。
事实上，他当时若不履行约定的话，那些股东打官司也未必会赢，但是王永庆却没有这样做。从此，他一诺千金的名声不胫而走。
为了守信用，有时会吃点眼前亏。但是吃亏之后，有了信用，将来又会在其他方面得到人家的支持。王永庆在金钱方面虽然很会精打细算，但是绝不让人提心吊胆，给人空头支票。
商人视信用为第二生命，王永庆同时把信用当成做人的起码要求，因此他看不得那些虚伪的人和事。他的一位朋友就曾说过：“他说话率直犀利，常得罪人。”这话真的没错。
“行政院”在1985年5月7日成立“经济革新委员会”，王永庆与徐风和都是委员，当天开会，徐风和发表了一篇5000字的论述，在徐未讲完之时，他即阻止徐发言，认为那篇东西乃泛泛之论，不必浪费大家的时间。一时弄得徐风和尴尬异常。
1985年8月15日，台湾“经革会产业组”举行第三次会议时，王永庆当主席，为讨论《劳动基准法》退休金给付修改问题，邀请内政部劳工司长汤兰瑞表示意见，结果因汤兰瑞言不及义，又强调《劳动基准法》实施才一年，不宜轻言修改，被王永庆按一声长铃，结束汤兰瑞的发言，弄得汤兰瑞当场下不了台。
此种场面，在多年前的“国建会”上也发生过。
当时宏基计算机总经理施振荣即席向当时的经济部长赵耀东大吐信息工业的苦水，并要求对尚在萌芽的信息工业予以适当的保护。施振荣一讲完，王永庆立即站起来，大声反对当局保护任何行业，弄得施振荣灰头土脸。
有一年，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蒋硕杰在《中央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岛内的企业家实施“五鬼搬运法”，把“政府”与老百姓的钱都搬到他们的口袋里去了。这篇文章引起岛内经济学者的口诛笔伐。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时报》与《工商时报》举办了一项以《五鬼搬运》为题的大辩论。辩论的一方是以蒋硕杰、费景汉为首的岛外经济学者；另一方是由王作荣为首所组成的岛内经济学者，外加王永庆为首组成的企业代表。当时，“台视”对这场大辩论作了实况转播。
当晚，王永庆起初静静地听对方讲，没多久，轮到他讲，他愈讲愈激动，愈讲火气愈大，讲完话后离席拂袖而去。
他这种率直敢言、喜怒形于色的作风，一直伴随了他一生。因此，有人说他“会做事，似乎不太会做人”。
然而，王永庆却是一个很踏实的人，因此讨厌虚伪的行为。由于讨厌虚伪，王永庆做人非常坦率。一次，时报文化出版公司请了45位教授，将经、史、子、集等45本历代的经典改写成白话文，要出版一套青少年版的《中国经典宝库》。每位教授各花一年时间改写一本。在1980年改写完成，即将出书之前，来请教他对这套书的意见。
王永庆当时以为该套书还在筹备阶段，所以，他告诉时报文化出版公司的人，那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但是，一位教授花一年时间，只是将古籍经典翻译成白话，而没有将它的道理清楚地阐释出来，效果恐怕很有限。因此，他建议与其由45位教授写45本书，不如由45位教授合写一本书。
事后，王永庆才知道他们书已经写好快要出版了，马上向时报文化公司的人道了歉。王永庆就是这样一个真诚率直的人。
日臻日善，由点及面促管理
